秋临京西七律（迁西夜话喜峰漫谈）

来 源：迁西县文史资料第6辑《域内长城》（孙法仲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7出版）

作 者：任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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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喜峰口自古即为雄关要塞，这一观点目前是有争议的。但翻阅史籍可以发现，至少从明嘉靖年间〔或更早一些时候〕起，就没人再小觑喜峰口了。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与日军的一场殊死搏杀，更使喜峰口名扬四海，以至当时就有人将其与法国的凡尔登相提并论。惨淡的日子刻骨铭心，辉煌的时刻也终生难忘。本帖辑录了喜峰口在长城抗战后和抗战前的一些情况。资料来源，一为耳闻目睹，一为口述闲谈。

我的故乡喜峰口

1993年3月 周振裕撰

喜峰口东城外有个“万人坑”。那是个不大的地方，仅能埋30左右座坟，但日军却在那里杀害了我两三千抗日军民。当时，日军把喜峰口四周的乡亲们扒光衣服，用8号铅丝勒住胳臂，押到喜峰口警察署、宪兵队、守备队等日伪机构。在那里，他们受尽轧杠子、灌凉水、灌汽油、灌辣椒面等酷刑，极少有人生还，很多人最后都被砍了头，或被日军狼狗活活咬死，然后吃掉。南门上，柳树上，电线杆上，经常悬挂着抗日军民的人头。

本文作者周振裕（后排右一）等部分喜峰口籍教师在喜峰口西门外校军场的合影

日军占领期间，喜峰口设立的机构很齐全。有日本宪兵队、日本守备队、日本领事馆、日本大东公司、满洲国境警察署、满洲队、满洲海关、满洲邮局。属于汪伪政权管辖下的，有迁安县第四区第三镇警察局、津海关、邮电局，以及镇公所、保公所等。后来，满洲国境警察部队的几个人死了，他们还在西门外校军场北端建起了一座“忠魂碑”（图片中合影者身后的石砌圆台，即喜峰口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推倒日军战死者忠魂碑后留下的底座）。当时，小小的喜峰口被这些乌七八糟的机构搞得乌烟瘴气。

日军何以对喜峰口这么感兴趣呢？1933年日军占领喜峰口后，起初并没这么多机构，只驻少量部队。可是时间不长，他们在来远楼下发现了两通石碑。这两通石碑被送到东京后，东京的军国主义分子从碑文上得知喜峰口很重要，所以才在军事上、政治上大大加强了力量。

为了不断消灭敌人，便于我方斗争，迁青平联合县政府给喜峰口起了个化名叫“顺口”。日军占领时期，喜峰口人到外村去，如果有人问是哪儿的人，就答“顺口”。

由于日军的长期盘踞，喜峰口这个光辉的名字都被玷污啦！因为这里变成了日军屠杀我英雄儿女的杀人场。这是喜峰口人的耻辱，也是国人的耻辱。

民国初期这里没有驻兵。在清代260多年的统治时期，这里总有重兵把守，有满族铠甲兵200名，绿营兵〔满族人的官，汉族人的兵〕200名，城里只住一小部分，绝大部分都驻守在口门、横城子以里。城里驻的都是机关，如防守尉、千总署、巡检署、游击署、督察院〔专管蒙族人的官司〕、驿站道等。清代的军衔排列是：总镇、副将、游击、督统、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喜峰口则设游击衙门，可见其重视程度。当时三屯营是总镇衙门。三屯营大府碑上说“九关鱼钥控雄图”，其重点还是控制喜峰口。从喜峰口到三屯营，60华里之间，5里一墩，10里一堡。墩台上都堆放着狼粪，一旦敌人犯境，点起狼粪〔即所谓“狼烟起”〕，一墩接一墩很快传到三屯营。清代虽未修建长城，但却利用了长城和那些古老的报警设施。

喜峰口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地，也是沟通南北经济的枢纽。尤其是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时候，这里是一个重要关隘。正如明兵备副使姜永在《喜峰口关》诗中所说：“北抵烟沙通塞北，东连山海接辽东。”我小时候，通往南北的骆驼队络绎不绝，铁轮车不断。城外有两家大的旅店，客商不断。日军盘踞期间，满洲海关的院场从西门至南城拐角，堆满了各种车辆和骆驼队。

关于喜峰口名称的来由，除县志所言和其他有关历史记载的说法之外，在我们当地还有这样一种说法：闸寇里的和呵坟〔即双塚，亦有写作“和合坟”或“呵呵坟”的〕下面有3个突出的崖包，酷似“喜—峰—口”3字。从关外进关，第一道关门上的匾额是“喜峰口”3个字，门上有千斤闸。二道关和三道关也有千斤闸。第三道关的门洞有个拐弯，门洞上面有一块匾，上写“喜峰麓”。

❀周振裕，男，1928年生，喜峰口城里人，非党知识分子，毕业于迁安县立喜峰口完全小学校。16岁赴赵各庄小学任教。1944年被保送到河北省滦县第三师范学校后师部师资训练班深造。1946年，迁青平边区〔联合〕政府驻喜峰口期间，被聘为铁门关小学、喜峰口小学教员，后调任第四区〔潵河桥〕扫盲校长、县文教局小教视导员。“文革”期间任教于喜峰口高中、李家峪初中。1978年因修潘家口水库随子女迁居唐海县第三农场。1988年退休。

我知道的喜峰口抗战

1995年5月 任恒业口述

1933年3月初，日寇从承德进抵平泉，很快就有许多骑兵、步兵、炮兵部队，夹杂着铁甲车进犯到喜峰口外的孟子岭一带。当时，喜峰口镇镇长陈子信传达29军准备与日军交火的命令，劝说民众尽快疏散到偏僻山村躲避战火。父亲叫我出关到兴隆县河南大峪找我二姐夫石文华去。石文华曾任省议员〔驻天津〕，九一八事变后弃官回家，在当地联络抗日。

本文口述者任恒业

我出喜峰口关三道关门时，看见中国军队正在用沙袋修工事。当天深夜，我在石家看见一位租地户向我姐夫报告说：“三老爷〔石文华行三〕，五东家〔石文华的五弟石文翰〕把山洞里的30多条枪都起走了。”石文华欣慰地点了点头，说：“知道了。”随后告诉我，他五弟自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肄业后，抱着实业强国的理想，一直在这里和伙计们拉船、探矿，现在已从宣传抵制日货走上抗日战场，带着30多人参加孙永勤的抗日义勇军去了。这时我才明白，前些日子二姐夫为啥常来我家和父亲谈“找人”的事。

喜峰口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之后，枪炮声渐渐稀少了，我和一些乡亲们壮着胆子回了喜峰口。当我们路过喜峰口外的西堡子、后杖子、天记号、小喜峰口等村时，看到村中、路旁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百具日军尸体，大多数头和身子分了家，有的头分成两半。各村的平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中国军人的尸体，有的手里仍握着大刀或折了把儿的大枪。走到喜峰口关前时，一眼看到了城墙上的巨大标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看着这悲壮的誓言，我们不禁感叹：29军将士真不愧英雄好汉。

我向父亲讲述了亲见的情景。父亲说：“这次夜袭敌营，也有咱们城里、城外于连贵、关仁景、郎国兴和你庆丰大哥的功劳，是他们当了杀敌向导。”原来，每到战斗间隙，喜峰口附近民众就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将家中的酒肉、粮食、蔬菜拿出来慰劳抗日将士。后又推举陈子信、苏润清和我父亲等各界“三老”组成劳军团前去劳军。其间，29军前线指挥曾向“三老”请教战计。他们建议：日军既已占领关口两边高山，我军受敌威胁，陷于不利，不宜正面强攻，应利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突袭日军。国民革命军准备绕攻夜袭，“三老”提示：从喜峰口关左右两山中出长城缺口可奇袭敌营，并愿提供带路向导。于是，父亲他们受托找到行伍出身的义士于连贵、关仁景等为29军大刀队担任了夜袭向导。关仁景、郎国兴引29军东路出铁门关，经炮岭、白枣林至敌左侧袭击了白台子日军炮兵阵地；于连贵、任庆丰引29军西路经松树胡同，出潘家口，至走马哨、兰旗地袭击了驻后杖子、蔡家峪一带的日军步骑兵宿营地。

❀口述者任恒业，喜峰口城里人，笔者的父亲，1912年生，2004年去世。1933年喜峰口抗战那年21岁。以上口述资料录于1995年。〔任振儒整理〕

侵华铁证：日军战死者忠魂碑

2006年9月 任振儒撰

日军占领喜峰口之后，在喜峰口关喜峰山麓西侧〔小岭路东〕为其战死者立了一通“忠魂碑”，为日军驻喜峰口国境警察队长魁生政五亲笔手书。20世纪九十年代发现于喜峰口，一度曾被口外人运走，后由当时的喜峰口乡索回，存于乡政府院内。喜峰口乡撤并后，现由喜峰口村保存。

日军战死者忠魂碑（阳）

日军战死者忠魂碑（阴）

此碑高165cm，宽66 cm，厚19cm，碑阳两行17字无一缺损，碑阴因磨蚀严重，原文字量不详，今只余6行66字。遗存文字如下：

（碑阳）

忠魂碑

喜峰口国境警察队长魁生政五书

（碑阴）

喜峰口国……

亘古稀有参划建国确立治安完成大业而殉职者建立忠魂碑

于长城茔墓前藉慰在天之灵并令英名流芳千古

故警……战死

故巡……战死

故……

❀任振儒：迁西县喜峰口城里人，1937年1月生。第二、第三届迁西县政协常委，第六、第七届唐山市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史资料研究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1958—1989年任潵河桥高中语文、历史教师，中教一级。1989—1993年任迁西县地方志办公室编辑，曾参与编纂《迁西县志》、《栗乡吟》等书籍。1993—1994年任迁西县文联副主席。1994—1997年，任迁西县广播电视局协理员、主任编辑。现为迁西县文史研究会理事。

戚继光与喜峰口

1998年8月 任振儒撰

明朝隆庆二年〔1568〕五月，明廷任命戚继光为都督同知总理蓟昌辽保四镇练兵事务。赴任后来喜峰口考察，发现这里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地形地势复杂多样，可谓集车战、马战、步战、山战、林战、谷战之大成，宜于综合训练军队，遂在营城西门外开阔地建起了一个“长百余丈，宽数十丈”的演武场。

喜峰口关城（摄于1960年代，选自《长城》）

戚继光又一次视察边塞时，面对修葺一新的喜峰口营城和喜峰口关城，在《兵宪刘公以游喜峰柞子洞诸作见示赋答》中写道：“车骑行边笔作筹，光摇五色度中流。斜阳有意怀仍剧，危堞无烽洞转幽。谁谓风沙通朔漠，共疑形胜是南州。关前不筑三城在，能使山灵识壮游。塞垣风色易凄凄，柞子城头乌夜啼。汉节蹉跎仍蓟北，文星错落复辽西。烽明飞阁三千迥，角起连营十万齐。眼底戎机君自见，逢人不必说羁棲。”

万历元年〔1573〕春，蒙古朵颜部首领董呼里及其侄长昂勾通土蛮，驰犯喜峰口，索赏不得，遂在关外大肆劫掠以诱明军出塞。戚继光掩兵出击，董呼里侥幸逃脱。

万历三年〔1575〕春，长昂又来窥探关口。无法侵入，就与董呼里一起逼察克图〔董呼里之弟长昂之叔〕入犯董家口。戚继光遣兵打败他们，并活捉了察克图，得胜而归。随后，董呼里和长昂率部族三百人到喜峰口叩关请降。董呼里身穿素服，伏地叩头。戚继光同总督刘应节等商议，派副将史宸、罗端前往喜峰口，在演武场演武厅前举行了受降仪式。来降者四面围绕下跪，答应献还掠去的边民，并举刀发誓以后决不再犯。于是，释放了察克图，又准许通贡互市。

面对连山刺天的长城和敌楼，万历诗人陶允宜有《喜峰道上呈戚少保》：“蓟门往事震京华，十六年来静不哗。路出万山通鸟道，城悬千嶂压龙沙。空中云影连楼阁，夜半风声度鼓笳。老将莫怜心力破，金汤终古在皇家。”

清代在喜峰口设立的衙署

2003年2月 任振儒撰

清代实行绥靖政策，对塞外各族重在安抚，喜峰口长城带成为多民族融合的纽带。到同治年间，喜峰口城仍设有类似今天的军事、通邮、行政、税务、公安、司法等衙署，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民族事务等机构的权限。

游击署：清副总兵〔三品〕办公处，在城里十字街，明代为参将衙署，人称“大衙门”。

千总署：在北门里西侧，管辖从董家口至龙井关一线以及旗营〔满洲八旗〕，兼管满族内部事务，人称“北衙门”。

防守尉：在十字街西，统领绿营，负责日常巡逻。其绿营兵驻喜峰口关至关外横城子一带。

巡检署：在十字街东，负责关隘要地治安。

驿传道：在东城内，为通邮转运处所，供传递公文的人或往来官员歇宿、换马。内有驿使管理，常备马18匹。民国年间改称“台站管理处”。

税务司：在城外南关商业街南，管理田赋工商税务，人称“税局子”，又称“大局子”。

蒙藏院：在东城区南，为朝廷派驻于此掌管蒙古、西藏等地少数民族事务和民事诉讼的机关，其负责审理的范围从喜峰口外一直延至黑龙江，至此不再进京上诉。因与都察院位置一前一后，其在都察院之前，故称“前衙门”。民国年间〔1928〕改称“蒙藏委员会”。

都察院：为上级派驻于此负责监察、弹劾及谏议的机关。因位于蒙藏院之后，人称“后衙门”。

义仓：在城东北区，职司积储谷物，平抑谷价，以备荒年。《永平府志》载：“极西北喜峰口义仓，去县〔迁安县城〕一百八十里，共属五十四村。”这54村，包括长城内外喜峰口附近的各村。

清代喜峰口的民族融合

2003年2月 任振儒撰

在喜峰口城里，满族人口占大多数，其中关姓、贾姓、兰姓、傅姓、张姓、朱姓等都是满族大户。当时，他们在长城内外都有“王庄”〔赐予八旗宗室王公的庄田〕或“旗地”〔分给八旗官员的“庄田”和分给普通八旗兵丁的“份地”〕。一般旗人男性，从降生那天起就享有“两石八斗三”的皇粮旗地俸禄，直到18岁跑马射箭、应征考试，这种优厚待遇导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事营生。

而石姓、吕姓、任姓、周姓、魏姓、霍姓等汉民，除出租土地外，还兼营商业或手工业。在汉族地主经济的强大影响下，“旗地不交产”的禁令也没能限制土地兼并，于是出现了变相出卖的“老典”。因之，其剥削关系也在迅速改变，租佃关系渐居支配地位。

谋生手段的追求促进了农、工、商、学各业的发展。随着石姓“振兴号”和吕姓“振兴永”等商号在城里商业街的逐渐崛起，汉、满、回各族人民争相向城外南关大街商业区占领市场，并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交往和相互学习。

满族人除了有皇家给取的官名，还喜欢选择简明的汉字为姓。如兄弟二人官名那单布、那可当那，姓关；兄弟二人官名都林太、苏林太，姓傅；兄弟三人官名宝子玲、宝凤起、宝殿英，姓贾。五品官的乌能一，人称“乌老爷”，叫兰文元；直接骑马见光绪皇帝的三品官曾景轩“曾大老爷”，姓兰，叫兰增和；四品官的荣东轩“荣老爷”，姓张，叫张荣恩。

回族多有马姓、杨姓、王姓、哈姓等，当时他们主要聚居在城外南关南区。长城内外还有翁姓、商姓、衡姓、姬姓等各族同胞。这里的刘姓，既有汉族刘邦的后裔，也有匈奴人刘渊的子孙。张、王、李、赵各姓也都是杂姓。同姓不同宗，是这里民族融合的明确注解。

共同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共同的或相通的语言，共同的或极其相近的风俗习惯，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长城内外落后地区的民族一个接一个地步入喜峰口长城带。

外来人见这里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友好相处，多受教益。诸如土改中的“吃大户”、“文革”中的“极左”，都没有动摇这里的人们善良正直的信仰追求。勤劳、智慧、勇敢、善良，以及敬业致富、诚信义利、注重礼仪、旗袍放足、热情好客、饮茶戒烟等优良的传统和价值观，使这一地区各族人民的素质不断向高层次升华。

民国年间喜峰口的商业

2005年5月 任振儒撰

民国年间，喜峰口南关大街上商贾云集，商号铺面一家挨着一家。从南往北依次有：

福德永，杂货点心铺，满族兰姓么彩章创办；

三兴永，百货、花洋布店，满族关姓开设；

长发号，面粉杂货店，商姓开设；

振兴号，酒店，含烧锅〔酿酒作坊〕，石姓开设；

庆发祥，食品加工，赵姓开设；

宝聚楼，金银首饰，贾姓开设；

烧饼铺，徐姓开设；

福聚德，杂货点心铺，满族兰姓开设；

广义和，布匹店，任姓、张姓开设；

双号成，杂货店，马姓开设；

德顺兴，杂货店，石姓开设；

庆寿堂，药铺，石姓开设〔后改营烧锅〕；

玉祥饭铺，郎姓开设；

庆丰肉铺，任姓开设；

余盛楼，银器首饰，兼营百货，山西余姓开设；

增盛兴，杂货铺，兼营纸扎，满族兰姓开设；

〔以上路东，以下路西〕

广成号，益母膏制药铺，兼营杂货，姚姓经营；

顺义成，粮店，江西人开设；

华生客栈，秀才石家开设；

南货店，玉田齐姓开设；

宝安堂，杂货店，满族贾姓开设；

永华兴，布匹店，庞姓开设；

辅仁堂，中药铺，任姓开设；

百货店，吕姓开设；

福亨号，张姓开设；

广益号，姚姓开设；

杨家饭铺，杨姓开设；

和升炉，铁匠铺，李姓开设；

德福号，猪头肉烧饼铺，王姓开设；

煎饼豆腐坊，高姓开设；

铁匠炉，关外张姓开设；

德记肉铺，郎姓开设；

烘盛炉，铁匠铺，李姓开设。

同时，已有镶牙、照相等行业。

南关南街多营旅店业。计有：周家大车店，汉民开设；李家大车店，汉民开设；白家骆驼店，汉民开设；杨家骆驼店，回民开设；马家骆驼店，回民开设。当时，骆驼队、木轮车〔大眼车〕、铁轮车，后来又有胶轮大车，络绎不绝。西门外海关院场内，从西门到南城拐角，常常排满等待验证的车辆和骆驼队。

东园区主要生产销售蔬菜，从业的主要有刘姓、周姓、王姓、赵姓等。西沟区和东园多经营菽粟、果品、山货。

当时，城里设有奉山路汽车站，通喜峰口至平泉；南关设有邦喜路长途汽车站，通喜峰口至遵化。每逢三、八集日，关里关外、四乡八村及外地行商纷至沓来，赶集上店的人们熙来攘往、填街塞巷。

当时，集镇上的商户十分注意相互学习，而且讲究信用，注重商誉。选用店员任人唯贤，量才录用。委托重任，要经过实践考验。按一定标准招选后，先当学徒，三年内不设茶座，除伺候掌柜和提三壶〔水壶、茶壶、夜壶〕、打杂活、搞卫生外，就是练习写字、打算盘。本地青年多到遵化、宽城、平泉、山海关、天津等地学手艺。

喜峰口高等小学校

2005年5月 任振儒撰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民国初年，喜峰口籍人石文华〔字荣五〕从天津中学毕业回乡，说服乡绅三老，利用庙产租金在城里大衙门旧址创办了“迁安县立喜峰口高等小学校”，并出任校长，在学校二门内设立“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让学生行鞠躬礼。石文华之后，继任校长先后有周集山〔特聘外地教师〕、傅振东〔滦州三师毕业〕、吕华甫〔北京朝阳大学毕业〕等。其间，延聘的外地教师有崔德学先生、吴香斋先生、杨翠轩先生等。大学或中学毕业后任教桑梓的教师有何蕴璞、傅澄波、刘卿〔字相臣〕、石宇清、王荫东〔字佐亭〕、余化龙、张向荣〔字辛圃〕、张志、周振裕等。当时，学校里大讲堂、篮球场、脚踏琴、洋鼓、铜号等一应俱全，潵河桥以北宽城以南地区还有当了爸爸的大龄学生慕名来此读书。喜峰口地区人们的语言、语音之所以接近北京方言和普通话，除了有地域、山水、交通、政治、经济等因素外，民族融合和高质量的师资教育也是重要因素。由于官民齐心，师生协力，30多年间该校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毕业之后，有的去遵化、天津、北京继续深造，有的直接参加了社会工作。该校曾因民国十六年〔1927〕的票匪窜入和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日寇入侵，两度短期中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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