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知青岁月感言（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

下乡风华少年，归来已是病残——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作者：梁志全

笔者是老三届初二学生，12月22日，伟大领袖的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样的结局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参军、升学和进工厂都是一厢情愿，农村才是我们的归宿。

1、下乡风华少年

遂宁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是让学生自己去农村挂钩，联系接收的生产队。我们家是外地人，怎么办呢？初中同学曾显才施以援手，替我联系好了下乡的生产队。

1969年4月28号，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没有锣鼓喧天的欢送，也没有亲友的依依惜别，我和显才背着简单的行囊，乘坐汽车四十队的班车到了三家区，然后步行15里，到了位于琼江河畔的大坡公社八大队。他去一队邝家坝，我到三队周家湾，由此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知青生涯。我当时未满十八岁，正是风华少年。

下乡前三天，我与曾显才（前中）、街坊王安全大哥（右一）和邻居小弟李武能（左一）合影。

刚下乡时，生产队安排我暂时住在队里的公房。同住的还有一个周姓单身汉，他以前在铁路局做合同工，因患疾病被退回原籍。以后生产队修草房，我们又比邻而居。

2、闯过劳动关

四月是四川盆地的农忙季节，各地插秧已经进入高潮。我第二天参加劳动，生产队长派我推秧盆，就是把装满秧苗的木盆推到插秧者的身后，再把空盆推去田坎边装秧苗，如此循环往复。初下水田，极不适应，走路东倒西歪，引来社员善意的哄笑。过了几天，我不满足只推秧盆，也尝试着学插秧，在社员的指点下，插出的秧苗从歪歪斜斜到基本象样了。一个月后，队里给我评定每日七个工分，初步肯定了我的劳动。

插完秧苗，紧接着的农活是割油菜、收小麦、栽红苕、薅秧、打谷、挖干田、点麦子。总之，除了犁田以外，所有的农活都学会了。一年之后，生产队给我评定每日十个工分（价值两毛），与壮劳力完全一样了。

在农村，社员们把农业劳动叫做背太阳过山；知青则叫作修理地球，并戏称自己是10079部队。什么意思呢？1是扁担，00是两个粪桶，7是锄头，9是粪勺，现在的年轻人，你猜到了吗？

插完秧，不久就是薅秧，这是最轻松有趣的农活。大家在水田中站成一排，在前进的过程中用手扯去水中的杂草，用脚搅动水中的泥土。这时就有人带头唱薅秧歌，众人齐声合之。歌词现编现唱，五花八门，荤素配搭，劳动气氛很是热烈。

少年不识愁滋味，憧憬青春好年华。下乡八个月返城后的同学照，作者中排左二。

但不是所有的农活都轻松有趣。夏天的劳动常常在烈日下进行，没有水喝，炎热异常。上午十一点是最难熬的时候，此时会传来生产队长的一声吆喝：“吃烟的吃烟，不吃烟的继续干”，于是一些中、老年农民扔下锄头，去到树荫下，拿出水烟袋，吞云吐雾起来。只剩下我们这些半大青年和一群婆婆大娘，汗流浃背砥砺前行。

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口干舌燥、饥肠辘辘，确实难受。有时候，天空中突然飘来一朵云彩，恰好遮住阳光，顿时感到几分清凉。但好景不长，云彩慢慢飘走，又陷入炎热之中。我时常仰望天空，期盼着再来一片更大的云朵。当然，我更喜欢树荫、羡慕树荫下的烟雾缭绕，内心开始忿忿不平。1971年的一个赶场天，我买来一包水烟，又找来几张报纸，裁成小纸条。第二天，当队长喊吃烟的时候，我也跟了过去，把烟丝放在纸条上，然后笨拙地卷成喇叭状，老农们有些吃惊，我辩解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要同你们打成一片”，大家一阵哄笑，由此开始了我长达48年的烟民生涯。

几年下来，我对各种农活的体会如后：

最冷的农活—抬田。每年的正月刚过，就要开始制作秧苗。关了一个冬天的水田需要翻动，但由于气温还低，牛不能下田，就只能用人拉犁，我们叫抬田。一张犁配四个人，三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扶犁。由于气温低，穿着棉衣也无法御寒，不消半个时辰，就会又冷又饿，饥寒交迫。

最臭的农活—育秧。抬完田，就要在田边垒起一行土坎，土坎内用来做育秧床。为了保证土壤中的肥力，需要向育秧床内泼撒大粪，然后用双手在育秧床的稀泥中进行搅拌。干活时臭气熏天，衣袖尽湿。几天以后双手发皱发黄，散发出阵阵恶臭。

最累的农活—挖干田。秋天，收完水稻之后放干田里的水，让太阳暴晒直至土地开裂，然后挖开、刨碎点麦子。干活时要把很重的锄头高高举起，用力砸下去，再把大块的泥土翻起来，所以对臂力要求很高。锄头卷角，撬断锄把乃常见之事，在烈日下劳作，最多一个小时，就会腰酸背痛，大汗淋漓了。

最孤独的农活—守保管室。生产队的保管室是全队的命根子，里面储藏着种子、化肥、农药等，所以晚上必须有人守护。我们队规定轮流值班，守夜者自带被盖，到保管室门外屋檐下的床上睡觉，守一个晚上可挣三个工分。

最远的农活—送公粮。每年的阳历九月末，是上交公粮的日子。我们的公粮不是送到公社粮站，而是送到15里以外的区粮站。每人挑一百斤谷子，可挣十个工分。我身体单薄，耐力不行，在队里挑粪，距离近，一百斤没有问题。但长途跋涉却不一样，感觉担子越来越重，肚子越来越饥，大约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就筋疲力尽，走不动了。绝望之时，救星来了：两名同村青年已经返回，他们见状，立即接过我的担子，我则挑着空箩筐紧随其后，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3、志愿军战俘

文革期间，农村很少开批判大会，由于大部分社员都姓周，又是同一个家族，大家劳动时一团和气，看不出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偶尔收工之时，剩下一小块地没有锄完，生产队长随手一指：你们三个把它挖完，我们收工。我定睛一看：三人中两人约60多岁，另外一人约40岁。后来得知，年龄大的两人是地主，年纪轻者是坏分子，姓周。

深秋挖红苕，我与“坏分子”并肩作战。挖上几锄就要提起苕藤，抖去泥土，把红苕堆放在一起。“这窝红苕多，one、two、three……”老周突然冒出一串外文单词。我大吃一惊：“你会英语？”他笑曰：我到过朝鲜！

1950年，全大队有三人参加了志愿军，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他们在朝鲜，三人命运却各不相同。一人牺牲；一人负伤；老周毫发无损，只是当了俘虏！

后来，我知道了老周的被俘经历。在第二次次战役中，他和战友们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担任了断后的任务。在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中坚守了三天三夜，最终弹尽粮绝，全身冻僵，无法动弹。美国大兵开着卡车来到战壕，把还活着的人抬起来扔上卡车，边扔边数数“one、two、three”（后来战俘营也用英语点数）。“我是six”，他笑着说。老周还告诉我，停战后一些战俘不愿意回国，选择去了台湾（我第一次听闻）。而他，“是因为想婆娘才决定回国的”。

老周出生贫农，干活从不偷奸耍滑，大家也没把他当坏人看待。他当“坏分子”更是冤枉，1960年大饥荒，全队社员晚上都去地里偷红苕。事后追查，大家都没事，单单把他划成坏分子，他忿忿不平又申诉无门。

二十年后，我得知一个好消息：老周大约在1981年左右获得平反，发给志愿军荣誉证书，每月还领取一些生活补贴，真心为他高兴！

4、岁月艰难

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之原始，劳动强度之大，农民生活之简陋，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从生产工具来看，全队没有一台农业机械，只有几头水牛。大家使用的劳动工具还是锄头、镰刀、粪桶之类，与秦汉时期的劳动工具几无差别。

从生活资料看，全队约六十户人家，草房与瓦房的比例大约各占一半。社员家中除了床，就是桌、凳，另有几口装谷子的木柜而已。厨房中，也只有一灶一风箱，一锅一水缸，然后就是几个黑色的陶瓷碗。城里一些人家拥有的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大立柜等，在这里是看不见的。社员都穿补吧衣服。只有嫁女、或是娶儿媳妇，才请裁缝来家里做几件新衣。

牙刷是我国宋朝时期的一项重大发明。国际卫生组织认为，刷牙对于保持人类的口腔健康、延长人类寿命有重大作用。但极具讽刺的是，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刷牙，就连爱美的大姑娘、小媳妇都不刷牙，原因当然是贫穷。我下乡时带去一支牙膏，用完就没有了，以后大部分时间都用盐巴刷牙。

下乡几年，我所在的生产队经济状况极其稳定。社员的粮食分配水平多年无变化。我每年大致分得谷子300斤；小麦50斤左右；红苕约500斤。在缺肉少油、咸菜佐饭，体力劳动强度大的情况下，这点粮食是远远不够的。农民经常说：二、三月间鬼门关，饿得走路打偏偏。因为此时大米、红苕已经所剩无几，而新粮—小麦还在扬花之中，于是家家户户的牛皮菜稀饭都清澈见底。

七十年代是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公社供销社空空如也，除了一些农具如锄头、扁担、箩筐之外，只有盐巴、水烟可以随便购买，红糖、白酒、煤油都是定量供应。根据我现在的回忆，当时农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是非常高的。恩格尔（德国统计学家）系数指家庭的食物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比重越高说明生活水平越低。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

我所在的生产队，基本上所有家庭的收入都是用于吃，很少用于穿，吃穿之后，几乎没有剩余，恩格尔系数至少达到80%以上，属于赤贫。知青呢？除少数外，大多数人入不敷出，需要父母接济。我1971年干满了300天，达到3000个工分（价值约60元），意味着除了赶场天和节假日外，天天都劳动。但年终决算，居然还要补交生产队几元钱。原因是社员家家养猪，猪粪折算现金的比重较大，我没有养猪，所以亏损。这就值得深思：一个不是偷奸耍滑，全年都参加劳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养活自己？

5、串队、唱“黄”、看禁书

知青在农村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可以概括为：串队、唱“黄”、看禁书。知青赶场，不是去购买生活物资，是为了与其他知青见面和交流。大家在场镇聚集之后，就去一个熟悉的知青家中谈天说地，舒缓心情，这就叫串队。心绪好时，大家就低声哼唱“喀秋莎”、“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这些爱情歌曲在当时被定性为“黄色”歌曲，禁止传唱。聊着聊着，就会谈到招工，谈到已经离开的同伴，大家的心情开始郁闷，就唱一些各地流行的知青歌曲。最流行的是“南京知青之歌”（作者被判刑），直唱得泪眼汪汪，一片茫然。

如果在串队时偶然发现禁书，会引来一阵小小的骚乱，一番抢夺之后便排定顺序，约定相互传阅的时间。记得我通过这种方式看过的书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手抄本“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还有一次，我从一个知青那里借到了司汤达的“红与黑”，由于排队人多，限我两天看完。于是备足了煤油，白天种地，晚上阅读通宵，蚊帐熏得黢黑，眼睛熬得通红，虽然头昏脑涨，内心却非常满足。现在想来，当年知青在灯下看禁书，应该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文革中不仅物质匮乏，书籍也非常稀缺。我从别人那里借来一些课本，自学了初等几何，高中函数；阅读了范文澜先生全套《中国通史》，这些书籍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寂静无聊的夜晚。另外，象棋书籍也是我的最爱，古谱《橘中迷》、《江湖排局》爱不释手。

6、偷鸡摸狗

据我观察，大部分知青刚下乡时，基本能够遵规守纪。然而当身边知青陆续返城，自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之后，就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下乡三、四年还不能回城，许多人就会破罐子破摔，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东坡先生有诗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知青都是些俗人，哪管东坡先贤的教诲？长时间的少菜寡油，几月不知肉味是常态。于是有的知青偶尔就会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当时农民养的鸡，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们都是卖出鸡蛋，去买回盐巴、煤油等生活必需品。知青偷鸡，就是偷走了他们的一部分生活物资，所以，经常有知青偷鸡被打的传闻。

1973年的一天，我与另一位知青赶场归来。路过一农家小院之侧，寂静无人，仅闻鸡鸣。他突然低声告我，要我担任警戒，如有人来，以口哨为号。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已经窜入麦田。少倾，几声鸡叫之后即快步复出，已然得手：身上所背之黄挎包已高高鼓起，不断抖动。当夜一顿饱餐，解了数月之馋。

我还参加过一次打狗活动。寒冬腊月之际，一只流浪野狗从田坎上走来，我们几人手拿棍棒，堵住田坎两端，野狗立毙杖下。因为两边都是冬水田，它无路可逃。

事后回忆此事，心生愧疚，后悔不已，发誓永不再犯，并且说到做到。

7、公社文艺宣传队

1970年，由于知青增多，公社决定成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有十来个知青和几个乡村小学教师。公社分管知青的曾书记任命我为队长，我有些诚惶诚恐，但是能够与知青经常聚会，每个月有一天排练的时间，有工分却不晒太阳，于是欣然领命。

大坡公社文艺宣传队半个世纪前的合影。前排右起：刘莲玉、王延昭、徐群芳、谢琼、李成珍、张维碧；中排右起：作者、邓家云、王科全、邓建华；后排右起：徐国平、黄光文、张昌龙。

宣传队的演出是以样板戏片段为主，再加上器乐合奏，徐国平的二胡独奏，黄光文的独舞，两个小合唱，就够一个晚上的演出了。根据公社要求，我们每月抽一天时间在公社排练，这是属于脱产，由生产队记工分。演出则是义务，一般在晚上进行。大家黄昏时在公社集中，拿上乐器和道具，徒步去到将要演出的大队。走拢之时，天已擦黑，大队部的土台上方已经点燃了明亮的马灯，四周小孩嬉戏、人头攒动。一个平时没有电影、没有文化生活，甚至连电灯都没有的小山村，迎来了它最热烈的一个夜晚。虽然演出很不专业，但社员们才不管你水平如何，只要热闹就好。

1971年初，三家区举行了一次全区文艺调演。我们公社宣传队参演节目是智取威虎山的第三场“深山问苦”，我饰演李勇奇。剧中有一个情节是李勇奇愤怒地把手中的匕首狠狠地插在桌上，但我却出了意外：由于刀把没有防护设施，右手无名指随之下滑，被锋利的刀刃划破，献血喷涌而出，我强忍疼痛，坚持演完，下场后去区医院缝了两针。

8、出席积代会

1971年3月底，遂宁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公社推选我为代表去县城开会。会议期间，组织了以区为单位的样板戏演出，我们区演出的是沙家浜中的第四场“智斗”，安排我饰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刘副官。这是我第一次在专业舞台上，身着崭新的将校呢军服演出，虽然出场时间不多，但感觉非常爽。从事后摆放在宣传橱窗中的剧照来看，刘副官派头十足，帅呆了！可惜我没有保留下来这张剧照。

出席积代会，是公社领导对我劳动表现的认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当时，已经有几家企业来遂宁招工，全县陆陆续续走了一、二百人，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是，看着还在农村的一大片知青，顿时又感到绝望：杯水车薪，何时轮到我们？下面这张合影，大家脸上的表情就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年的忧虑。

年将弱冠芳华尽，前程不见使人愁。知青们评上了先进，但都目光暗淡，连公社干部（第一排，左三是曾书记）也是满面愁容（作者后排左一）。

9、招工受挫

1971年是我运气较好的一年，年初当选县优秀知识青年。年末，广元有一家三线企业——昭化纸厂来遂宁招工，曾书记推荐了我。在公社办公室，我见到了招工组的两位师傅。曹师傅约30多岁，表情严肃，冷峻的目光从薄薄的镜片中射出，让人感到拘谨。另一位田师傅约20多岁，比较和蔼。他问了我的一些家庭情况，我如实回答，谈了家父1940年跑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时，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历史问题。最后，眼镜冷冷抛出一句：我们是保密企业，政审要求很严，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眼镜师傅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惴惴不安，顿觉希望渺茫。我听到一些知青讲过，被招工组拒绝后，要立即找人疏通关系，请客送礼，最终还有进厂的可能。家父是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工，家母是居民，我们全家是1956年从外地迁入遂宁，在当地没有任何亲戚，不仅无钱，连托人送礼的这种迂回关系都没有。最终，进厂的希望彻底破灭。

后来我常常想：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关系？组织就是那些管你的人！它要管你时（比如要你下乡），就是你的组织；如果它撒手不管，你就找不到组织。所以，组织是权力，关系只是手段。一些当地人永远有办法找到组织，比如：当公社不推荐他的孩子时，他们通过关系去寻找组织向公社施压；如果是招工组不要，他们就通过劳动局这个组织去沟通关系，最终达到目的。难怪人们经常说：要积极向组织靠拢！

10、疾病缠身

祸不单行！在招工受挫之后，一个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被结核病菌传染了！

刚下乡时，生产队安排我和一个病退回乡的社员同居一室，他有一个很坏的习惯是经常随地吐痰。后来生产队修了草房，我们又比邻而居。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死于肺结核。

我当年居住的茅草屋与上图很相似，建筑材料是泥土、竹子、谷草，所用木料很少（网图）

1972年4月，我发现自己咳嗽不止，以往的咳嗽都是感冒，不用吃药，几天就好了。但这次不仅咳嗽，而且每天下午还发烧，我没有在意，还是照常参加劳动。直到有一天咯出了少许鲜血，我才开始感到慌乱，决定返城去医院检查。

那是1972年4月底的一天下午，在生产队请好假，我背着装有几件衣服的黄挎包，朝着三家汽车站方向，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平时走一两个小时都不累，但这次才走一会儿就双腿无力，气喘吁吁。突然，我感觉胸口一阵涌动，一股热气上窜，我张开嘴巴，一口鲜血喷射而出，吐在路边荒草之上。我顺势坐在一块土丘旁，继续呕吐，大脑一片茫然。可怕的是呕吐没有停止的迹象，我只好斜靠在树干上，用手慢慢抚摸胸口，努力调整自己的呼吸，平稳自己的情绪，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呕吐物渐渐减少，但仍然站不起来。又斜坐良久，呕吐停止，呼吸恢复正常，我才拉着树枝慢慢站立起来。时近黄昏，一句古诗涌上心头：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正是当时的凄凉写照。

回到家中，我把病情告诉父母，母亲的眼眶立即红了，父亲则带我去医院照光。结果很快出来：右肺浸润型结核，属于急性发作期，有很强的传染性。医生开出一大堆口服药和链霉素针药。父亲带我去，是为了把患者写成他的名字，这样可以去他的单位报销。

遵照医嘱，我进行了严格的自我隔离：使用专门的碗筷并单独洗刷和放置，连洗脸盆也是单独使用。由于注意防护，从不随地吐痰，几年下来，同居一屋的弟弟妹妹，没有一人受到传染。

当时信息闭塞，并不知道知青生了重病是可以病退回城的，再加上照光和医药处方都是用父亲的名字，所以没有向其他人透露病情。现在看来，当初非常幼稚，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治好肺结核，对它的顽固性估计不足。经过几个月的打针、吃药，8月底的复查结果显示，病情并无根本好转，只是度过了急性期，不再传染他人了。

治疗数月后，我应该何去何从？回生产队参加劳动，身体无法胜任；如果不劳动，又该怎么解释？正在为难之际，1972年8月，生产大队托人带来一个消息，暂时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11、愧为园丁

我下乡时，农村的小学教育没有普及，文盲很多。大坡公社仅有一所小学，大约有十余个班，二十多个老师，属于公办性质。大队只有民办村小，大队给教师每月记300个工分（寒暑假没工分），县教育局再补助教师每月10元钱。

我们八大队小学以前只有一个班，1972年入学儿童增多，村小要扩招一个班，增加一个代课教师，由于曾显才已经招工进厂，大队书记选中了我。要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担任教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8月底得到通知，我就立即返回大队报到，9月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在大队小学，一个教师既要当班主任，又要教所有的课程。我教的是小学一年级20多个新生，除了语文、算数两门主课外，还有音乐、体育、图画三门辅助课程。我的感觉是，语文、算术的教学工作基本能够胜任；体育也还好办，先教学生做体操，然后发个皮球，就可以对付了；音乐呢，只好用学得半生不熟的二胡，教学生唱有限的几首儿童歌曲；最头疼的是绘画，我一点不会，只能在黑板上挂一张简单的图画，让学生自己去临摹了。以现在的标准看，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没有学过教育学、心理学，是一个不称职的教师。

大队小学的教学业务由公社中心小学进行指导，所以要经常去公社小学开会，由此我认识了许多善良又富有同情心的公办教师。他们对民办教师关爱有加，每次去开会，都让我们中午在学校食堂搭伙，象征性交一点钱，就能吃上学校自己饲养的猪肉。

12、考试风波

知青下乡之后，要想回城，一般有三种方式：招工、参军、读书。招工，公社推荐过我，政审过不了关；参军？部队政审更严；大学呢？1966年就停办了，直到1971年才在全国恢复招生。中央文件规定大学招生的具体方式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就为“拉关系、走后门”（人民日报当年用语）的潜规则留下了巨大的运作空间。除了少数地方和单位按照这个程序来推荐学员外，很多地方都是比拼家长的实力。哪里轮得上一般百姓的子女？我下乡的六年中，全公社只有一个知青被推荐上了大学。除了以上三种回城方式之外，知青回城就剩最后一条路：病退回城！但有病就不能安排工作，所以我还是想治好病，堂堂正正地招工回城。日子在平静中悄然逝去，我也基本上适应了乡村教学工作。

1973年上半年，从公社传来一个消息,说当年的大中专招生将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考试成绩作重要参考。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似乎又看到了希望。考试对大家都很公平，而推荐则深不可测，在一张张笑脸背后隐藏的都是明争暗斗、关系比拼。

我当然要报名参加考试，也正好检测一下几年来自学数学、历史的效果。1973年的文化考试，大学中专都考一样的题，而且只考语文和数学两科。我的考试成绩还不错，上了录取分数线。然后是填报志愿，为了保险，我放弃了大学，只选了一所中专——内江铁路技术学校，觉得当个铁路工人（火车司机更好）也不错。然而，对于事情进展得过于顺利，我反倒是隐隐约约有些不安，担心出现变化，又担心政审过不了关。果然，就在即将录取的紧要关头，黑天鹅事件出现了！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专题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语。原来是辽宁有一个叫张铁生的知青，因为担任生产队长，由于全身心投入农业劳动，没有时间复习，考试成绩不理想，就在在考卷背后写了一些抱怨的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正符合四人帮否定教育战线十七年的胃口，他们借机发难，把一个普通的牢骚搞成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把文化考试说成是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在全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最终宣布考试成绩作废，重新回到推荐入学的老路。

自此，我的读书希望完全破灭，在极度愤懑之下，我于1974年2月辞去代课教师工作，回家养病去了。

13、归来已是病残

1974年底，公社把我的病情报告给县知青安置办公室。75年初，县知青安置办公室派专人带我去地区二医院照光复查，确认我的肺结核没有康复，不能参加体力劳动，开出了病退回城证明。我的户口于1975年5月初重新回到县城。

我下乡六年，其中劳动三年，教书一年半，养病一年半，从农村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下乡风华少年，归来已是病残！我当时的心境，一般知青都很难理解。前几年听到一首知青歌曲，名叫“知青人归来”，摘其歌词要点如下：“知青人归来，青春已不在，少年时代的朋友哇，如今还在不在？走在大街无人睬，寂寞又难耐呀……”我听到一半就潸然泪下，这正是我当时回城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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