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指数正式对外发布（张江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P50—P5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摘自《哲学研究》2021年11期，赵培杰摘

“通”“达”是汉语言文字中较早产生并被广泛使用的字词。长期的语言实践，特别是中国古代经典文义的不断生成与发展，赋予它们以丰富的意义能指。从阐释学的立场看，这些意义能指既可说明和验证诸多普遍存在与广泛应用的阐释方式，也可与阐释学理论的诸多概念和范畴相互观照补充。通过“通”“达”，可以为中外阐释学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意义的认知提供参照和线索，这也充分显现了汉语“通”“达”本义所具有的吸纳与相容能力。

“通”“达”字词义辨

从阐释学的角度看，“通”与“达”共表一义的情况，有如下诸点应予重视。第一，表示言说、陈述、传达。第二，指向的是知识、明通、晓达、得理。此义可综合为“认知”“通晓”“明理”。第三，“通”“达”具有“开”的意义。即把关闭的东西“打开”，或开设、成立某些东西。第四，“通”“达”具有交往、往来义。第五，“通”“达”具有“同”“共”的意义。当然，“通”与“达”也有不同之义，且差异较大。

在阐释学上，“通”与“达”具有更多意义的差异与区别。第一，“达”为“决”。第二，“达”为“具”。第三，“达”为“彻”。第四，“达”为“迭”。

“通”“达”包含的阐释学意义

基于文字学的梳理，我们可以进一步揭示“通”“达”包含的开放与澄明、融合与确证、最终达及“共”与“同”的阐释学意义。体现为路径、目标、结果的“通”“达”，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诠释学的独特面相的一个进路。

第一，“通”“达”指向的是阐释学的开放性。此为阐释的核心特征。通达本身就是一个开放过程，且首先是阐释者的自觉开放过程。意识主体不满足于自我理解、以本能的提升愿望，推动自我将封闭的理解向外敞开，以说明和证明自我，并不断反归于己，在开放的阐释中实现自我。

第二，通达指向阐释活动的循环。循环是阐释的基本特征。凡阐释必循环，此为阐释的方法论视角。通达所包含的循环诉求，绝非止于词语与语句之间、段落与章节之间，或文本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循环。在阐释学意义上，通达的循环更重于以下两点，一是阐释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循环，二是循环的无限性。

第三，通达强调在阐释活动中与对象、接受者的融合。达为通之结果，乃阐释之目标。如何衡量达或未达，自有其义。阐释的结果就是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相互妥协、共生，而非将一己私意强制于人，此为通达的另外形式，可称作“圆通”或“融通”。

第四，通达指向的是阐释的确定性。由通而达，为达而通，通是手段，达是目的，已在逻辑上规定了通达的确定性，或曰通达本身即是对确定性的追求。

第五，通达体现了阐释学追求“共”与“同”的最终目的。从阐释的方式和目的，到阐释的结果和标准，均指向其最后境界——阐释的“共”与“同”。事实上阐释的目的，就是以阐释主体为中心，向外求“同”求“共”。主张无约束阐释的理论本身，也要竭力赢得他人赞成，要将自己的理论张黄于天下，替代其他的理论。因此，可以说追求接受者的“共”与“同”，是阐释的最终目的。

概念及意义比较

虽然上文涉及的与阐释相关的“通”“达”的五个问题，在西方阐释学经典中均可找到类似的表述，但深入比较，可以看到，“通”“达”蕴含着独特的中国阐释学意义。

第一，以通达为特征的中国阐释学之开放性。阐释的开放，是西方阐释学各主要流派的核心精神。我们认为，开放是双向的。作品的开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意识主体即阐释者自身的开放。通达之“通”，更集中于意识主体亦即阐释者自身的开放。没有阐释者的开放，阐释者就会孤立地囿于本己之眼界或成见，这样，文本的开放就失去了意义。阐释主体的开放主要有两点。首先是阐释者视域的开放。所谓通达之“通”，首要之举是通障碍。阐释之障碍首先在阐释者之视域，或曰处境。阐释主体不能固守于本己狭隘视域，以有限眼界束缚对象或文本，如果认定符合本己视域的只是一个唯一的或处境狭隘的领域，则所谓阐释与文本的开放皆失。我们认为，在阐释意义上，视域的开放，就是指以开阔包容的眼光与文本对视，而非以本己狭隘之见约束和限制文本，以使文本归顺于本己之意。开放视域，如同登高望远，能够看到视域内的一切有意义的东西，而非只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防止和纠正片面和狭隘之见。其次，是前见的开放，强调打开而非自守于前见。束缚阐释开放的核心因素，是阐释者自身所持有的前见。通，要害在开通前见之束缚。

第二，由通达来理解阐释的目的在于取得对事情的一致性。此为阐释追求的真正目的。阐释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长期以来，西方流行的一个口号迷惑了许多人，即所谓“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好像阐释从来没有或从来就不应该有确定的目标。阐释的开放就是阐释的无目的，对同一文本无限地阐释是常态。此为西方接受美学和读者理论所秉持的一贯主张。伽达默尔也被许多中国学者误解为持此一立场。但事实上，伽达默尔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完全相反，他的实际观点是：“我们已经看到，一切了解和一切理解的目的都在于取得对事情的一致性。所以，诠释学史中有这样的任务，即建立那种尚未达到的或被打乱了的一致性。”这里的“一致性”包含阐释与对象或文本的一致。阐释总是对确定对象的阐释。阐释的目的是将他人不懂或不了解的对象明示于人，使他人也了解和懂得对象。由此可以断定，阐释与对象的一致，乃阐释的基本目的与要求，且逻辑地前在于阐释的实际行为。“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只是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是，每一位阐释者都确信自己的阐释，且唯有自己的阐释是确当的，是与对象一致的。

第三，以通达来理解阐释的公共意义。作为一种对话的阐释活动，本身就是公共的。这种公共性首先是指阐释者与接受主体面对共同对象，创造双方及多方之共在。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各方之间的说服与被说服，结构了高度聚焦的意识共同体，就共同焦虑的问题相互发问并答疑，以自我确证为动力和目标，追寻各自期望的一致性。这既是阐释的目的，也是阐释的标准。阐释的共同体之所以能，在于其构成条件是意识主体所共有的。其一，人类的共通感先天决定了阐释的公共性。其二，语言的公共性决定阐释的公共背景与机能。

通达本身深度融合了以上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西方阐释学思想。所谓“通者，犹共也”，“达者，同也”，并由通而达，由达证通，“足于此而通于彼”，阐释者与接受主体之间“往来不穷”，循环往复，无限展开，使阐释成为通达的阐释，使通达成为阐释的标准。阐释所以通达，是因为以阐释的公共性为基础；阐释所以公共，是由阐释的通达性所决定。通达蕴含的开放、循环、整合及确定性追求，落实到一点，就是阐释所根本期望的共、同。这个具有理想意义的视域融合，既是期望，亦为标准，可概括为“通达的一致性”。伽达默尔的话可为旁证：“我们已经看到，一切了解和一切理解的目的都在于取得对事情的一致性。所以，诠释学始终有这样的任务，即建立那种尚未达到的或被打乱了的一致性。”

在阐释学意义上，“通”“达”语词意蕴丰富，与西方阐释学相关概念比较，能更精当概括阐释的全部过程和环节。从具体概念的有限内涵与外延看，“通”“达”包含的开放、循环、明彻、融合、共与同等指向，均可作为阐释活动最终结果的评价标准。虽然人文科学的阐释与自然科学的解释、说明不同，特别是文学阐释难有客观判断，阐释者的主观意向、接受主体的意志偏好容易导向阐释无定论、无标准，但是“通”“达”的基本取向是十分清晰、确定的。通祛障碍，达及澄明；通贯历史，达及当下；通彻各方，达及一致。通达的阐释，以最大可能容纳众多理解的诉求。于对象而言，凡通达者，阐释可谓有效；凡未达者，阐释可谓无效；于结果而言，凡通达以至新知的生成，则阐释可谓有效；凡非达且不能产生新知者，则阐释可谓无效。可传至后世而经久不衰之阐释作品，必为各方认可一致的通达之品。可以说，通达是阐释有效之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