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揭秘清东陵(我所知道的清东陵第二次大盗案)

本文转发自清东陵论文选,作者高学仁。

大揭秘清东陵(我所知道的清东陵第二次大盗案)(1)

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墓都有大量随葬珍宝。当一代帝王被推翻,新的一代王朝建立后,大都将前王朝的陵墓拆毁并盗掘。明朝十三陵的存在,是因明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导致了清王朝统治中原,因此不存在仇恨;清朝东陵和西陵的存在是因有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件和现代文明思想,所以保存下来。

人们大都知道1928年国民党军队第十二军孙殿英部队盗掘东陵的事件,却很少有人了解发生在1945年秋冬的第二次东陵大盗案的细节。这次东陵盗宝案,規模之大,损伤之重,远远超过头一次。孙殿英部仅盗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菩陀峪),而1945年的盗陵案则盗了康熙皇帝的景陵、咸丰皇帝的定陵、慈安太后的定东陵(普祥峪)、同治皇帝的惠陵。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30公里的昌瑞山下,方圆40余里,四面环山,风景秀丽,景色宜人。整个陵区包括顺治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孝陵,顺洽的28位后妃的孝东陵,康熙皇帝和5位后妃的景陵,康熙48位妃嫉的景妃园寝,康熙两位皇贵妃的双妃园寝,乾隆皇帝和5位后妃的裕陵,乾隆的36位妃娘的裕妃园寝,咸丰皇帝和1位皇后的定陵,慈安、慈禧两位太皇的定东陵,咸丰15位妃嫔的定妃园寝,同治帝和一位皇后的惠陵,同治4位妃嫉的惠妃园寝,此外,顺治皇帝的生母孝庄皇太后的昭西陵也在这里。

—、1945年以前的清东陵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按民国政府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第四条 “保护清宗庙及陵寝〞 规定,设有“东陵办事处”,有专职护陵大臣守卫。

大揭秘清东陵(我所知道的清东陵第二次大盗案)(2)

1900年清东陵

1933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当了“满洲国”皇帝。随后,日本关东军及溥仪的“满洲军” 强行进驻东陵,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东陵地区管理处瞥察署”,对陵寝建筑及园林管理极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6日关东军及“满洲军” 往长城以北退去,伪警察机关溃散,东陵一时呈无人管理状态。于是部分百姓任意似伐树木,毁坏陵寝建筑,胆子大的不法之徒则觊觎陵寝地下宝藏。

二、王绍义发起盗陵

惯匪王绍义是兴隆县三拨子附近黄松峪人,早年修过陵,对陵寝地宫的构造有所了解。此人从20岁先后在杨占山、马福田两大匪部为匪,后来成为匪首马福田的亲信。

1928年孙殿英部盗陵之前,马福田、王绍义早就对东陵珍宝垂涎三尺。1927年马福田匪部近600人被奉军收编,马福田当了奉军的团长,王绍义当了参谋,奉命开往河北省沙河 县驻防。时间不长,马、王匪性复发,据身一变又成了土匪,他们率队重返东陵马兰峪镇,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伺机盗陵。

这时驻在蓟县马伸桥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第十二军的谭温江师一个团,并联合地方民团和警察,将马兰峪镇团团围住。马部据守城墙,谭军抢占塔山,双方激战一天,马部不支,丢下3门迫击炮等武器,向西退到蓟县境内。从此,匪首马福田销声匿迹,而王绍义则率小股士匪流窜于遵化、蓟县、兴隆三县结合地带的深山老林之中,继续过着打家劫舍的绿林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这时的王绍义已经40多岁,他停止了绿林生活,与他的两个儿子王茂、王慎以种地为生,农闲时就弹棉花,从而接触地痞流氓,也认识了不少八路军地方干部。

日本刚投降,王绍义就带他儿子王茂和王镇申联了新立村的杨之草,裕大村的田大化、关增会、贾正国,南大村的穆树轩等人图谋盗陵。为寻找靠山,王绍义、穆树轩找到西沟村的张尽忠做为后台。之后王绍义、张尽忠分头串联了蓟县8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刘恩、李树青等,还有区小队队长张森。张森又联络了惠大村的张晓亭、张振国兄弟。这些人又分头串联附近的村民、村干、民兵几百人,在3个月内先后盜开了威丰的定陵、慈安的定东陵、同洽的惠陵、康熙的景陵,盜取了大量随葬珍宝,几乎将东陵盗光。

大揭秘清东陵(我所知道的清东陵第二次大盗案)(3)

三、张尽忠是盗陵主犯

张尽忠,原名张福元,外号张大麻子,东陵西沟村人。原在日本人的华北采金公司汤泉金矿当矿警,1942年反正参加了八路军,在曹致福领导的6区队当侦察班长,1945年 春6区队扩编为17团,张尽忠当了敌工部部长,为抗日出生入死,因此在蓟、遵、兴三县结合地带顾有名气,是15年分区司令员曹致福手下的红人。

因此,王绍义、穆树轩把张尽忠做为靠山拉进盗陵团伙,成为盗陵主犯。

张尽忠用曹致福的名义,煽动当地少数区村千部、民兵、群众参加盗陵;王绍义在兴隆一带煽动一些旧匪徒参加盗陵。

张尽忠在群众中宣称:“皇上是大地主,剥削人最厉害,因此皇上的陵不应保留。〞他还说:“如果没有皇陵,日本鬼子不会进关。”在他的鼓励下,许多人参加了盗陵。事后仅在裕大村、裕小村、定大村、定小村、新太村、日太村、东沟村、西沟村、南大村、惠大村、新立村、六合村、五花岭、中庄、马兰峪镇等15个村镇统计,参加盗陵就有200多人。

四、用炸药炸开地宫石门

盗匪们在王绍义的指导下,从明楼内影壁墙下掘开洞,步石阶而下,用炸药炸开石门。帝陵石门4层,后陵石门2层,每道石门厚1尺半,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当帝后的棺椁入地官,完成大验之后,石门紧闭,则成为永久之工程。

地宫构造十分坚固,盗匪们要用几天时间才能炸开一道石门,盗开一座地宫需一二十天。地宫内高大宽敞,地下有“金井”,“金井〞上停放帝后的棺椁,厚度五六寸,木质坚硬,封闭十分严密。盗匪们用巨斧劈开棺椁,盗取随葬之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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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案犯供称:盗开景陵时,曾有机关喷火,烧伤裕大村的关增会和田广坤。

每次盗开地官,张尽忠、王绍义首先进人。为防盗匪们抢夺珍宝,张尽忠持枪监视,地宫内点燃松明火把,在火光照耀下,匪徒们按张尽忠、王绍义的指点将珍宝盗出地宫。

分赃时,张、王二犯首先挑选上等的,然后按张、王二犯的吩咐进行瓜分。

五、枪决6名盗陵犯

1946年2月1日 是旧历大年三十,马兰峪镇大街人山人海,人们正赶集买年货准备过年,加上抗日战争的胜利,人们格外欢喜,迎接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

上午9时,一营八路军正规部队,身穿草绿色军装,头戴钢盔,全副武裝,迈着正步,由几十把军号吹着进行曲为先导,由东向西,穿过马兰峪四里长街。

部队后面是6辆马车拉着6名盗陵犯,五花大鄉,背上插着招牌:“枪决盗陵犯x × ×〞,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南大村的穆树车。

刑场就在景陵大碑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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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陵大牌楼,即康熙帝陵墓。

此外,在刑场陪绑的还有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10多人。

当时处理此案的是蓟县公安局(日本投降后东陵一度属蓟县,不久划遵化县),主办人是公安局长云光。

事隔不久,杨之草、关增会也被枪决。

首犯张尽忠逃往唐山,被国民党年统局捉住,押往北平,病死狱中;王绍义潜逃,5年之后,被遵化县公安局提拿归案,执行枪决。

六.国民党军统局插手东陵盗案

就在我蓟县公安局缉捕盗陵犯的时候,国民党军统局插进手来。军统局北平站特务张树庭,秘密潜入解放区,住在惠大村他的妻弟(亦参与盗陵)家中。当张树庭得到东陵被盗的消息后,立即返回北平,报告北平站站长郑恩普。郑当即电报军统局局长戴笠,戴责令郑恩普、张树庭 “全权调查东陵盗案〞。

其妻弟盗陵犯张振国、张晓亭成了张树庭的得力助手。他们在西沟村打听到首犯张尽忠逃到唐山的寄住地点,专程去北平面见郑恩普。郑带张树庭、张振国、张晓亭赶至唐山东边的唐家庄,將张尽忠捕获,押回北平,进行侦讯。

随后,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大搜捕,捕获马兰峪一带赴北平販卖珍宝的商人和盗陵嫌疑犯44人,收缴并没收珍宝800多件。这些被捕者,有的当年被释放,有的人直到北平解放时与政治犯一起被释放。

国民党当局利用报纸、电台,大肆宣传“中共盗陵”。蔣介石在1日政协会议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为此,我《冀东日报》奉命发表过声明,对国民党新闻媒介的室传予以反驳。

在这个问题上,盗陵犯张振国、张晓亭兄弟配合军统特务张树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他俩当了特务,张树庭为此而 “立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嘉奖。

第二次东陵大盗案轰动一时,在平津地区成为头号新用。

七、缉捕首犯王绍义归案

当时王绍义父子3人有3支手枪,我方公安人员几次逮捕均逃脱,隐居在蓟县、兴隆的深山之中。

1951年初,遵化县公安局得悉王绍义潜伏在遵化与蓟县交界的黄花山西面被称为八仙桌子的地方,住在其姘妇家。

遵化县公安局侦察股长高云卿、侦察员余德昌在蓟县公安局马伸桥派出所所长刘子林配合下,化妆成打柴的农民,经数天的寻查暗访,终于找到这个姘妇的住处。然而王绍义不在,外出了。3天后,高云卿一行3人再次上山“打柴”。王绍义正吃饭,3位侦察员以找水喝为名进屋,乘其不备,3支手枪对准了王绍义,这个“东陵大盗”束手就擒。当场由他的枕头 下翻出二号德制手枪1枝,子弹10发。经遵化县公安局侦讯,由遵化县人民法院判处王绍义死刑,于1951年3月在东陵马兰峪镇召开万人大会,执行枪决。

八、缉捕军统特务张树庭归案

国民党军统局出于政治目的和揽取珍宝,插手东陵盗案,张树庭为此效尽犬马之劳,为制造国共两党矛盾出了大力。

不仅如此,1948年6月6日我冀东行署教育厅和建国学院师生600余人在清东陵的惠陵开大会,事先被特务张树庭侦知,张指挥国民党空军两架飞机扫射,死22人,伤28人。

北平解放后,张树庭改名换姓,潜伏于遵化县五区刘备寨村,以担挑小卖为掩护潜伏下来,被遵化县公安局侦悉,缉捕归案。经遵化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于1951年在马兰峪镇召开大会,执行枪决。

九、关于盗陵珍宝的下落

发生在1945年秋冬的清东陵第二次大盗案,无论是被盗陵墓的数目,还是陵墓内随葬珍宝的数量均远远超过1928年扑殿英部盗陵时的数量,然而,后一次盗出的珍宝名称和数目留下的史料却不多。原因是这次盗陵是群众性的,每盗掘一座陵墓都有上百人参加,所盗珍宝就地分赃,除王绍义、张尽忠二犯可以任意挑选,少数骨干分子能分较多珍宝,大多数人也均能分得一些。由于匆忙瓜分,无人做登记,所以没有留下系统史料。

关于珍宝的下落,当时我地方政府收缴一些,但更多的珍宝不是被珠宝商人买走流入北平(北京),就是被国民党军统局没收。

大揭秘清东陵(我所知道的清东陵第二次大盗案)(6)

据张树庭供称:军统局曾成立 “平津唐军替先联合组织”,追缴盗陵珍宝,戴笠曾亲到北平指导,所收珍宝多达800余件,都是稀世之宝。后夹被军统分子、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及民政局军事科长李效愚等贪污一部。不久,马等东窗事发,被后任军统局长(又称保密局)郑介民下令,将马汉三处死,李效愚被判徒刑,于1951年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张树庭还供述:盗陵首犯张尽忠被军统局逮捕后,当场搜出金龙一条,长1尺多,拿在手中全身会动,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是由康照的景陵盗出的。

张树庭还供述:张尽忠被捕后向他交待过,他在东陵某处埋藏一坛子珍宝,内有九龙玉杯一只,就是《杨香武三盗九龙玉杯》中那只玉杯,也是由景陵盗出的。张树庭曾想带张尽忠亲自去取,只因那里是八路军控制地区,没有实现。此事由遵化县公安局曾派人到西沟村调查,末获结果。

于善浦文章《九龙玉杯之谜》,谈到蓟县公安局 “从裕大村盗陵犯田大化手中收缴的九龙玉杯及其他珍宝均已上交专署”。据悉,战争年代,这些珍宝因不好保管,当时派人卖到北平。

另据近年纪实小说《蒋介石与戴签》书中谈到: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长戴笠由天津乘飞机回上海,在南京附近失事,有人在现场拾得一些珍宝,其中就有九龙玉杯一只。这样,就产生几个问题:

  1. 九龙玉杯是一只,还是两只?
  2. 戴笠飞机失事现场拾到九龙玉杯,是作者虚构,还是确有此事?此杯又流落到哪?
  3. 戴笠手中的九龙玉杯是哪一只?
  4. 军统局收缴的800多件稀世珍宝下落?现在是否流散到海外某处博物馆,亦或私人收藏?

另据首犯王绍义供述:盗出的珍宝很多,他和张尽忠分的最多,大都卖掉,其中一件康熙的鼻烟壶,在马兰峪集市上才卖了2斗玉米,一件玉如意卖5斗玉米⋯。

王绍义还供述,他家还藏着几件珍宝,有钻石、玛瑙、珍珠等,由于路远又无交通工具,没有去取。据我所知,当年那些参与盗陵者,大都不懂古玩,更不知价值,他们常常因等米下锅,以三瓜两枣的钱就被古玩商骗走。新立村盗陵犯刘维廉,竟将一顶金凤冠砸扁按黄金价卖的。

直至现在,南方的古玩商还常常来马兰峪一带活动。

十、结束语

发生在1945年秋冬的清东陵第二次大盗案,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曾经轰动全国。国民党当局为了政洽需要和攫取珍宝而兴师动众,大肆宣传。事实是惯王绍义发起,勾结不法之徒张尽忠等人所为。他们愚昧无知,说“皇上是大地主,剥削人最厉害”,又说“如果没有皇陵,日本鬼子不会进关〞,以此迷惑群众,形成群众性的大盗陵,破坏了文物古迹,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据当年负责查处东陵盗案的蓟县公安局长云光回忆:当时处理盗陵犯的原则是本着打击首恶,对参与盗陵的群众只要坦白交待就不子追究,对革命队伍中的变节者从严处理,所以当时处死的6名盗犯都是区村干部。

笔者1949年至1951年在遵化县公安局当预审员,曾参与审理王绍义和几名从犯的案件,审理过军统特务张树庭案件,因此对清东陵第二次大盗案有所了解,记录下来,留子后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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