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最年轻的学者（徐开垒笔下的暨南大学先贤）

历史悠久的暨南大学，曾经几度迁徙，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也存在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当时，暨南大学就是在上海真如由暨南学堂改制发展成为完整规模的暨南大学，学校因此大力延揽学者名流任教，培养了莘莘学子。以后，部分师生留在上海工作和生活，暨南大学的教学生涯成为他们久远的怀念。老报人、《联合时报》创刊元老徐开垒以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记录了暨大前辈在上海的点滴事迹。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暨南大学于1941年12月8日被迫关闭。郑振铎先生后来为此写下《最后一课》的名篇，记录了暨大师生看到日本军车驶过后停课的情景。40年后，当时的学生徐开垒以长篇散文《我的“最后一课”老师王统照》（1981年）重现了同样的场景。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在暨南大学担任国文课教授，在徐开垒的记忆中，王统照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是陆机的《文赋》，没有开场白，发下讲义后，便以浓重的山东口音宣读起《文赋》的词句，并逐字逐句地讲解。著作等身的王统照还严格批改学生的作文，在徐开垒的第一篇作文上批过这样一句话：“记住，多少冗字本不必用！”这对当时已在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徐开垒来说恍如当头棒喝，并且铭记了一辈子。

“最后一课”按照学校的安排看到日军军车即行停止正常上课，王统照先生在这节课中坚持认真讲课又留出时间破例讲了一些鼓励学生爱国的话语。这样的历史情景是暨南大学的高光时刻，已经载入2006年出版的《百年暨南史》一书。徐开垒与王统照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往来，1956年10月，《文汇报》在上海复刊，王统照应徐开垒的邀请，陆续寄来诗文发表。

之后，徐开垒又撰写发表了《我的母校校长何炳松》（1990年）和《“一二·八”前后的何炳松》（2008年）两篇文章，深切怀念他就读暨大的师长如何炳松、周予同、王统照、郑振铎、王勤堉、孙贵定等先生。1941年8月，徐开垒考取了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是时任学校教务长的周予同先生对他进行入学考试的。当他看到试卷上有“周予同”的签名时，禁不住高兴得脱口喊道：“哎哟，周予同！你那本谈经史的开明青年丛书，我看过！”

周先生给徐开垒上过中国通史课程，他的教课内容和方式颇有特点，有实学又有口才，能将最枯燥的东西变为活的教材，既让学生感兴趣又能获得有益的知识。周先生上课时的课本是周谷城先生编写的开明版《中国通史》，但他上课时总离开课本，既谈各家的见解，又提出自己的看法，徐开垒对此一直记忆犹新并心怀敬佩。徐开垒写道：“我离开学校已有几十年，昔日读书时的课本及各种笔记，留下的已经不多，唯独周予同讲课时作的笔记至今还保留着。”

徐开垒在暨南大学上课时的笔记本 资料照片

笔者有幸藏有徐开垒所说的上课笔记4册，计《中国通史》1册、《地质学》1册及《社会学》2册。仅就《中国通史》笔记内容来说，周予同先生确实做到异说并存又有自己的治学观点，从中可以窥见史学大师的风范。在“中国现代史学之派别”一章中，以近人各说（冯友兰说、钱穆说、周予同说）、周予同最近私见、说明（引用了诸多学者观点及著作）等章节组成。譬如，讲到“疑古派”，依次以疑古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疑古派的特征、疑古派的学术来源、近人批评及周予同私见等段落组成，“周予同私见”则对前述段落内容予以优缺点评析。徐开垒的上课笔记字迹端正、段落完整，历经数10年岁月保存至今，不失为暨南大学早期学生笔记的珍贵资料。

徐开垒在青年时期已经发表过记叙暨南大学几位先生的文章，只是时代久远，他本人未及收集出版，以至被淹没在岁月的风沙之下。1945年10月，柯灵小说编选出版了《作家笔会》一书，这是柯灵先生在主编《万象》杂志期间积存下来的17篇文稿，记叙了20余位作家名人的行迹故事。其中一篇是徐开垒以“原予鲁”笔名撰写的《暨南四教授》，他以学生身份回忆了王统照、郑振铎、王勤堉、周予同4位教授的课堂教学及上海沦陷后的生活。

徐开垒这篇写于1944年年底的忆人散文形象鲜明，描摹生动，更有一种既视感。譬如说王统照先生，“在王先生那里，每二星期作一次文，他批分数的记号是用ABCDE等英文字母，外加‘ ’‘-’两种。我不曾拿过他的A，这倒并不是王先生很不慷慨，实在是自己文章不好。——在像他那样的教授面前，我认输。因为他能指出我的不好‘在哪里’”。还有郑振铎先生的烟瘾，“除了教室，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内看见他，他总是抽着烟，好像他的右指永远少不了有那一支卷烟替他装点似的。尤其在图书馆（他是主任），忙着翻书，又忙着狠命抽烟的样子，叫人看了真有些代他忍受不了”。他对地质学家王勤堉先生的形象描摹生动：“王先生经常穿的是一件丝长衫，人相当瘦，头发也不怎么光亮，蜡黄的面孔配上一副深的眼镜，很显得出一个下过苦功的专门学者……王先生教书是热心的，你缠不清的，他会不惮烦厌的，一遍再一遍地说给你听，没有一般教授的架子。所以大家对他全有好感。”周予同先生的风趣幽默一直为人称道，“他是对生活抱着极端乐观的。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偶然谈起他自己，他说他常常将自己关在房间内，对着镜子忖量，像自己那样的人除了教书还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吗？——结果没有。因此他一直教了20多年”。

抗战胜利后，《中央日报》（上海版）于1945年8月30日创刊，徐开垒在该报创刊当天即刊登了一组连载文章《留沪作家苦斗录》，文中也记录了郑振铎、周予同、王统照等具有民族气节的暨大前辈在上海沦陷区不屈生活的剪影。如周予同在暨大停办后，他曾代表政府发出大批款项资助学生赴内地，自己为免受人瞩目而在一家普通的中学里充当教员。郑振铎在学校停办后一直没有写过一个字一篇文章，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钻在古书堆里了。

在文本比较中可以发现，徐开垒后期写作的回忆暨大生活的文章，史实基本上来自上述两篇旧作，这也是暨南大学人文历史的吉光片羽。在徐开垒的晚年，他还积极参加暨南大学的校友会活动，参观暨南大学和何炳松校长故居，一些当年的人和事始终萦绕于心。《暨南四教授》中有这样一段话：“实在，对于周先生那样的教授，谁忘得了他？纵然他的门墙桃李遍天下，他已经不再记得起每个学生的名字，但每个上过他的课的人，对于这个和蔼可亲，始终热心于教书的先生，是绝不会忘记他的。”徐开垒写的不仅是周予同先生一个人，在他的笔下，洋溢着暨大先贤的人格力量，他的心灵深处，青年时期的暨大岁月是一方净土。

文：马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