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身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

“再见，乡村”——阿乙新书《早上九点叫醒我》正午酒馆沙龙

主持人：吴琦

嘉宾：阿乙、叶三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青年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人民文学》中篇奖、蒲松龄短篇奖、林斤澜短篇奖得主，也成为最先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作家之一。

吴琦：《单读》主编。

叶三：正午员工。

吴琦：第一个问题先问叶三，读《早上九点叫醒我》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叶三：我其实也有很多年没有认真地从头到尾地读阿乙的书了，第一次当面承认不太好意思。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阿乙的文字风格变化挺大的，比我印象中要沉重得多。后来我看到一些这本书的书评，阿乙好像在哪次采访中说到，他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追求阅读上的快感，是为了描绘一个乡村图景。如果是这个目的，在我的判断中他确实达到了。

吴琦：今天的活动叫“再见，乡村”，阿乙来解释解释这个标题。

阿乙：我回到我出生地的时候，因为没有生源，或者要去更好的地方接受教育，小学的校舍也空了。非常奇怪的信息不对称，我们外面的人脑子里还是“农村需要被再建设，或者是被援助的对象”，所以在乡村里面援建篮球场，希望工程还捐书、捐衣服。结果小学校舍里堆满了稻草。我们的爱心还在往农村走，农村的孩子已经到城里读书了。我这个小说写的就是这个相向而行的时间段，主人公一开始就死了，大家来办他的葬礼。这个小说通过葬礼把正在消失的农村里面最后一点习俗给写出来了。

吴琦：那是不是像叶三说的，其实乡村图景是这本书最核心的诉求？

阿乙：是的，我觉得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乡村也会变得像城市一样，火葬已经普遍实施了，房子也建得一模一样了，大家都被城镇化了。

我这两年回家乡还挺多的，回去是因为葬礼，集中性地客观上或者被动地了解了很多葬礼的风俗。我看到葬礼越盛大，就好像是一个将要灭亡的人求生欲望越强烈，实际上是整个乡村生活正在走向没落。我们以后可能所见到的乡下就是城里人重新构建的乡下，不再是乡下人的乡下。

吴琦：（对叶三）你的乡村经验是什么？

叶三：我所有的乡村经验都是出自于阅读。我几乎是一个没有任何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可能在真正的乡村呆的时间加起来只有48小时，一般都是采访或者是旅游经过，那不能算是成型的经验。

我最早对乡村的阅读经验可能是《白鹿原》，大概高一、高二时候读的书，到现在也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记得村长搞小媳妇。直到开始看电视剧，我看了两三集才大概有这么一个经验，那也是文艺作品中的。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王安忆写的《姊妹们》，写乡村中的女性，《荒山之恋》我也看了，写的也是搞破鞋的故事，这种东西我年少的时候是很喜欢看的。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乡村应该是一个相对于城市而言更解放人性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很浅薄的印象。然后就是看阿乙的书，阿乙早期的小说真的让我对乡村有感觉，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鸟看见我了》。

阿乙：我在乡下做警察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讲一个故事，就是雾蒙蒙的一个夜晚，一个人走在山上的时候，突然看到对面一个手电筒摇摇晃晃走过来，他就吓坏了，他说谁，你要干嘛。对方马上回答说，跟你一样。这个人就意识到，他自己是要到对面那个地方去爬灰，对面那个人是要到我们这个地方爬灰，这叫互爬。两个人相视一笑，互相鼓励然后继续前行。这就是一个乡村的故事。

乡村里这些事情太多了，乡村有很多叙事资源。我曾经想写过一个小说，写乡村其实是一个人出逃的起点，也是一个人逃亡的终点，我就想写一个人在乡村里犯了一个案子就跑掉了，公安晚来了一步，人已经跑了，结果公安在这里把另一个逃亡的人给抓住了。

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鸟看见我了》就是一个人逃到某个地方以后变成了当地人，一个上门的女婿。

吴琦：乡村总是和我们真实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它是你的一部分，但是阿乙你现在毕竟是一个城市人是一个作家，真到农村里面去观察，其实又有很多不管是欲望还是被恶被极度释放的感觉，你怎么处理和它的关系？怎样去处理这种情感上的距离？

阿乙：小时候乡村其实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好玩的地方，你往上看，整个宗族里面很多的叔叔和伯父，看同辈，很多同龄的堂兄堂弟还有姐妹，这样几十个人在村里面跑来跑去。冷的时候每家轮番烧树根，因为树已经烂掉不值钱了，烧树根大家就在一起炒花生、炒瓜子，把小孩子召集在某一家，树根烧得火星四崩，大人就开始商量国家大事，他们商量的时候特别认真，其实我们现在看来啥都不懂，但是我们当时很崇拜，看着他们喝一点白酒，谈国家大事，谈老一代的领袖……我们小孩子就在旁边玩，也觉得整个世界到处都是亲戚，可以吃吃喝喝走几十里地都是你的亲戚，亲戚特别多。

到了21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亲戚了，只有钱了。有很多作家都写到一个场景，就是村里人进城投奔城里的亲戚，进门要脱鞋，换一双拖鞋，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歧视，泥腿子要换一双鞋，到现在还有一个农村的自尊心。

吴琦：以后还会继续写乡村吗？除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宣传语挺吓人的，“历时五年首部长篇，也是最后一部长篇”。

阿乙：基本上都是最后一次了，我要去开拓别的地方，我上次去谢有顺老师的一个发布会，他的新书叫《成为小说家》，我觉得其实是学院派对写作方法论的很好的总结。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地方”，也叫根据地，可以说是莫言的根据地，也可以说是福克纳的根据地，一个作家要认识到自己有限的地方，写的时候把那个地方精耕细作。就像莫言写高密东北乡，福克纳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到非常透，里面所有的人物都要写，让那个地方扬名，最后把你所有的根据地建起来。就是说一个作家不要走得太远，不要什么都尝试，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在座有志向写作的话一定要记住这个方法论，一定要有自己的根据地。

我刚刚建的根据地我就要离开了，因为我的乡村经验不多，我是小学四年级就离开了乡村，现在有点后悔，但是没有办法。然后我在洪一乡派出所只呆了一年半，我现在也想回去再做几年警察再来写作，但人生不能重来，我的乡村经验只能供17万字，供不了更多了。

2004年来北京以后，实际上我不认为北京是我的根据地，除了在北京认识我的老婆以外没有别的收获。豆汁我也尝不出味道来，焦圈我也没吃得热泪盈眶，老北京的鸽哨声，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发出来的。

吴琦：（叶三）给解释一下？

叶三：这真的是老北京人，而且是住在四合院里的北京人才会有的经验吧。鸽哨是鸽子腿上拴的一个东西，它飞的时候风吹过去才会有那个声音。

吴琦：所以那个是人为的？

阿乙：我以为是体内发出来的。

叶三：不是，鸽哨是拴在鸽子腿上的哨，这真的是我小的时候才能听到的，因为老北京人有养鸽子的习惯。老北京人一大部分是满洲人，是吃皇粮的子孙，提笼架鸟的一代，他们不事生产。我觉得这是城市和农村最大的区别，城市里有很多闲人，闲人才会干这种事，养蛐蛐，养鸽子，每天就想着怎么玩。城市文化也就这么来的。到我们这一代可能也没有这种闲工夫了。我觉得阿乙刚才说的那个根据地给我打击挺大的，起码你还有17万字的乡村经验，我们就没有根据地。

我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城市人，我们家差不多祖上三代就已经在城市生活了。我们没有故乡这个概念。所以每年春节就是我一年中最迷茫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说我要回家，我就是一个北京人，我没家可回，一到春节我所有的朋友，像阿乙回瑞昌了，然后吴琦你回湖南了，我身边就没有朋友了，我父母在国外，北京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觉得北京是我的故乡，就觉得特别孤独。每年春节是一个特别真实的剥离的状态，告诉我我是一个没有根据地的人。

吴琦：听起来好像不管是出生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是一个根据地不断丢失的过程。那还是继续问阿乙老师，如果不写乡村，然后北京对你的意义又非常稀薄，那你下一个要开掘的经验是什么？

阿乙：肯定是非正常状态下的，比如说梦，精神病，幻想。我现在觉得我写作已经打通了正常和现实，已经自由跨越生和死，阳间与阴间，天堂与地狱，反正我现在想写哪儿就能去哪儿，就是因为我的牢固根据地已经消失了。

我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莫言的作品，但是我很佩服他的实践精神，他每年还要去他的老家走一走，这样唤回他的记忆。说到谢有顺先生的作品，最近毕飞宇也有一个《小说课》，包括中国作家王安忆、马原、格非……都有，我都读过。我从来都没有不起中国作家写的小说课，我通过他们的实践论找到了很多适合中国作家的道路，我受益他们是很多很深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新闻报道与写作》，我把那个啃光了。各种方法要论、实践论我实际上是有研究的，最后我从中做了选择。这些都是别人从一辈子的写作中总结出来，淬炼出来的经验，去照着吸收一定是有道理的。我这部小说比较古怪，也是对前面的吸收。

我过去走了一点冤枉路，一直想去研究世界名著，像但丁、普鲁斯特、荷马史诗，像我们古代的《史记》，这些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它的密码是什么？我很笨，我是一部一部地去阅读。直到我看到这些名师学院派，其实他们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所谓名著融揉在一起，然后淬炼出关键词。“根据地”其实就是名著的一个密码，还有一个密码是“物质”，也是谢有顺提出来的，就是你写所有的东西必须保证真实，你写的是虚构但你要保证这个真实，这也是黑泽明想过的。黑泽明搭建布景的时候是完全真实的，就是为了让演员能在中间自如地去表演，那么作品才会牛。写小说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一块地方不去考证，那这块地方必然是你这个作品永远的漏洞，也是耻辱的地方。

其实《早上九点叫醒我》还是有让我耻辱的地方，我不能说出来。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会去向故乡的人求证。有一段里面有大量礼物的描写，人家说你就是凑字数，实际上礼物是我一件一件拍下来记下来的。大家谁喝过非常可乐吗？就是一个仿冒可乐的牌子，在农村里面就是有个东西，我把它也是当成一个物质来写的。如果有人一百年以后来看这个小说，他必须要从物质里面看到真实的乡村，不是假的画面。

吴琦：阿乙刚才在说写作的经验，我们可能是所谓的非虚构媒体人，但是也在写小说。（对叶三）你的小说里面是不是也面临这个问题，会不会去遵循方法论，或者去寻找那个东西？还是愿意让它们维持在一个很松散，很原始自然的状态。

叶三：我觉得我跟阿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写作者，他是比较踏实的那种。我其实读方法论比较少，但是王安忆写过一个《小说家的十三堂课》，对我影响是很大的。方法论和好的作品读得越多，我就越来越不敢写，写之前先会有一个很大的恐惧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它，相同的题材已经被别人写过很多次，他们每个人都写得比我好，那我何必呢？这困扰了我好多年，差不多是在这一两年才解决，就是“不用想那么多，写了再说，大不了不给别人看”，这是很本质的写作目的的问题。

这些年在写非虚构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对写虚构作品有帮助，就是阿乙刚才说的一切都要寻求真实，但我可能不会严格这么做，我觉得那样太笨重了，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写法，我可能更想追求的是作品的内在逻辑自洽。我比较喜欢短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确实是在架构上、真实性上要有更多的讲究，但短篇小说更像是文字试验，所以更过瘾。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它其实是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作者自己的世界，不一定和真实世界完全吻合，但是在这个作品的场中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合理的，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目前可能还没有达到，我会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然后我又不断受到各种作家的影响，这一两年每年都会碰到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作家，我就很想写得像他一样，结果就又不敢写，这两三年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多次。前年应该是彼得施塔姆，去年是写《火车梦》的丹尼斯约翰逊——他去年死了，我又很遗憾，反正我喜欢谁谁就死。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真真正正开始写短篇小说，我希望是在今年。

吴琦：现在还没写？

叶三：其实也写了一些，我还写过一个乡村小说《阿乙与阿丁》，管阿乙借了一个名字，阿丁也是一个作家。写的是一个乡村谋杀案，很失败，写完那篇小说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写农村题材了。今年我可能会开始写一系列当代生活故事，也是有关于中年人生活的，我觉得还是要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

吴琦：阿乙老师从来没有想过写当代，写你自己，包括你前段时间的疾病，反复的治疗，其实这个过程也挺魔幻的不是吗？

阿乙：因为治病的过程中充满了感人的因素，我对感人的东西本能上是不想去写，因为和我的风格不同。如果我有风格的话，我的风格就是黑暗，小说里对人不是很相信。治病的过程中充满了泪点，我要写出来还不成了70后里的倪萍？太感人了，医生那么救我，然后我的妻子，我的岳母，我的母亲，都那么感人。我的母亲仅仅接了我一个电话，我都在骗她我说没事，她心里好像一个律动，就知道我有事了，她自己坐火车就来了，那是最早生病的时候。但是这个东西我始终不写，好像写这些东西不是我擅长的，我一写这个就出卖了自己。

我写的东西也有限，我现在也写不了乡村，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回到乡村，实际上我连回我们的县城都已经会迷路了，就因为建了太多的相同的建筑物，现在都是水泥路，路标什么的都消失了。散发着皮革味的皮鞋厂不见了，皮鞋厂站在那儿抽烟的像武大郎一样的人也不见了，剩下的人不认识了，整个生态也不记得了。我回到我的母校，我上课的地方都没了。当年走在路上看到女生脸红的道路也没了，就空留脸红在脸上。

吴琦：除了生病以外，其他的像刚才说的当代生活，甚至不一定是北京，在河北或者是你待过的城市，也不写吗？因为你马上从乡村经验跳到了梦境，这中间你绕过了好多别的可能的根据地。

阿乙：我认为梦境是卡夫卡和博尔赫斯，或者是爱伦坡提供给文学的一个出路。实际上，完全从乡村写作并入城市写作以后，你会发现莫言没有办法，余华也没办法，贾平凹更没有办法，贾平凹现在甚至会返过头去写一个拐卖人口的《极花》，已经回到乡村的最顶端去了，好像大作家都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在国外，你会发现城市写作也是比较差的状态。这些作家写的东西实际上非常惨淡，无非就是一些月光，一些廉价的情感。今天我住在瑟夫家里，被赶出来了，因为他的女儿还是谁要回来住了，然后我很忧伤，我要找下一个地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淡淡的忧伤，无产阶级的无家可归的忧伤，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一杯苦咖啡，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是没有办法描摹，因为你在写字楼里面写，你写来写去你都逃脱不了你是另外一个杜拉拉的嫌疑，写字楼的人能超越杜拉拉吗？你可以超越她但你超越不了多少。那么整个所描写的对象已经不是古代的堂吉诃德，已经不是杨家将，已经没有英雄，写人物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高超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低劣的地方，就是一些廉价的忧伤，那么这个时候文学实际上是走向死亡，走向末路的。你看中国现在的作家为什么还在写农村，农村都被我写完了，都写消失了。因为城市里面没有文学的落脚地方。

上次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说科幻会成为另外一个出路，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卡夫卡、爱伦坡他们创造的那个奇幻的道路，如果你存心去写城市，大概我认为的一个高度就是石康的《奋斗》吧。但是石康自从去国离乡以后也没有什么斗了。《奋斗》现在也没人提了。现在城市作品很难有托尔斯泰那样的深度，整体我是认为城市文学不太好写。如果有人写成功了，这个人一定是本领特别大。

吴琦：城市或者是当代生活真的有那么不可写吗？的确现在的文学状况和很多老师总是在说这一点。可能城市里面也有大量搞破鞋，为什么乡村里面搞破鞋的故事就可以成为作家们反复书写的主题，在城市里面好像一说偷情大家都觉得特正常，也没有谁觉得这里面蕴含了什么戏剧性，或者是那种冲突的强度。我不知道叶三怎么办？

叶三：我就无路可走了。

吴琦：对，被封死了，那这里面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

叶三：关于城市生活和当代生活写作，我是不太同意这种说法的。你刚才说的问题比如农村搞破鞋大家会看，其实看的人大多数也不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在看，农村人我没听说过哪个会去读《白鹿原》。那种距离感是给你一种猎奇的心理，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构成刺激。

我觉得可能城市文学更多的是对你构成共鸣。刚才像阿乙提到的卡佛和耶茨，还有像辛格这样的很好的作家，他们其实都在写当代生活中，我觉得是整个世界现代化之后所有的人类共同的一些东西。有一个很俗的句子就是“人类永恒的孤独”，这个是我以前的主编钭江明特别喜欢用的，在说到写作说服不了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拿出这句话，说写作永远是在抚慰人类永恒的孤独。我觉得这个从正面上去理解是对的，因为其实所有城市人，像阿乙刚才说的，我也会觉得我跟别人没有任何区别，我看所有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所有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种乏味、无力，无聊感，我如果真的把它写出来，有人得到共鸣，就已经是成功了，起码我从那些作家那里得到了共鸣，比如卡佛，耶茨，还有海明威，我觉得他有一部分作品是有这个气质的。

这可能真的不是一条很好走的路，而且是一条很窄的路，确实很难达到史诗级别，会看起来比较浅薄，不是那么深刻，但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而且文学发展到今天，也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条路，因为电影出现之后，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现实图景的东西已经很少再有，因为小说的功能已经被很多其他的艺术形式取代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中，还是有一些其他艺术类型不能取代的东西，完全是出自于文字本身的，这仍然对我构成刺激。

梦境那些再过一阵吧，我不是那么喜欢写，但是我很喜欢读，尤其是好的科幻小说和类型小说——我觉得那也是文学的另外一条路，尤其是好的类型小说，在中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片空白。但我自己的志向仍然是这一条很窄的路。我觉得唯一要做好思想准备的是我不能靠这个吃饭，因为很有可能没有人看，也没有人买。

阿乙：不要谦虚。实际上在中国作家里，解决小说从农村走向城市是有人的，我认为多半是城市的后裔在解决，在做示范。比如说冯唐，实际上就是青春构成了城市生活的情调。还有一种模式是南京模式，他们这一批南京作家实际上是带一种故意的，把乏味的生活化为调侃或者痞子劲，也是在处理现代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南京作家开创了这样一个青年无聊生活的流派。再大的城市生活写作就是《繁花》这种，我们缅怀往事。

这些年，中国文坛就没有大型的城市作品，今天我们实际上是泄漏一个巨大的秘密，就是我们国家文学创作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台上三位是没有办法了，台下这么多位里面肯定有一个天才，未来的茅奖、鲁奖、诺奖肯定是属于他的，一个伟大的代表远东当代青年的城市生活的一个巨大的主题，一个新的乔伊斯就要在诸位里面诞生，（对观众）你们能不兴奋吗？

吴琦：刚才开场叶三说到文字的变化，其实那个我也一直想听听，你觉得阿乙的文字变化主要是哪些方面体现出来的？

叶三：我觉得是具体的技巧上。我最早读阿乙是他第一本书《灰故事》，那时候我感觉阿乙是靠本能写作的，他那时候的语言很自由很轻盈，其实没有经过太多的雕琢。但是这本书里的文字我觉得是每一句都是沉甸甸的，是仔细思量过，考量过的，包括句子的有机结构，这一段和下一段之间的衔接，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他认真摆放过的，所以我很不习惯。因为我中间大概有几年没有认真读阿乙的东西了，我也很抱歉，时间有限。我觉得对于一个长篇来说，这样做其实特别消耗人，真的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我很佩服阿乙这本书在文字上做了这样的尝试。

阿乙：是因为我变得越来越慎重了。这其实是一个做人哲学，是我父亲移交给我的，就是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它的有用和没用，这构成了我的焦虑病，但实际上也是我人生做很多事的一个指导方向，有的时候让我变得特别刻薄。

所有的事情里面让我投入百分之百精力的，除了和太太一起生活，就是写作。我举个简单例子，网上有一个非虚构文章叫《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赎》，曾经火得不行，大家都看过，但是到今天已经没人记得，这就说明这篇文章的创作者他是不成功的，或者说这篇文章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引起了一阵的烟花就散灭了。但是《冷血》，卡波蒂是每个字每个字去锤炼，用六年的时间去采访调查……我可能说得比较绝对，但是大家一提非虚构还是要提到《冷血》，那就说明当年他是百分之百的付出。

那么我就想到《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赎》这篇文章，每一处都有感觉到不太到位的地方，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短暂的吸引你眼球的东西，和其他的十万加的作品没有任何区别。在今天制造十万加的作品成本是很低的，实际上洗一下就行了，洗着洗着一年就收入很多。但是，意思也就不大，不是你人生所追求的。

我人生追求的欲望特别强烈，我是想，我死了以后吴琦还能翻开我的书，“这个人不错啊，这个人是我的朋友”，这样他也有点面子。一个人写那么多十万加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公平，但是我的原则确实一直是这样的，如果我要想做一件事情付出百分之百的精力，我一定会非常细致，因为我始终相信前期投入多少，后期得到多少。

吴琦：你现在写作的时候，还会那么大强度地投入吗？因为那个投入也是让你生了一场大病。

阿乙：现在在尝试用一种比较折中的方式，不太损害健康。实际上过去是有点骄纵自己，比如说我晚上不想睡觉，我就打着勤奋的名义熬夜写作。有一个评价家叫黄德海，他说得很好，他说要努力的话是可以努力的，但是你不要择时也不要择地，晚上写作跟白天写作其实是一回事，海明威的写作方式就是每天写到一定量的时候就彻底给忘记，第二天重新开始。我认为我现在写作的方式也是这样。我过去写作太骄纵自己了，24个小时里面4个小时在写，剩下20个小时沉浸在写作里头，为了写一个人走路的姿态去网上搜京剧的八字步，然后自己在房里走来走去，跟神经病一样的，然后还换鞋，研究了一下午。那个时候对自己有一种无限的放纵，为了写作，身体都不用管，饭也不吃，老婆也不用接，家里的电话也不用打，想抽烟就抽烟，实际上就像网瘾少年一样，网瘾少年吃的是方便面，我那时候吃的是面包，有什么区别呢？那个时候就这样把健康也损耗了，然后落下一个名声就是这个人为了写作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进去了。其实和一个打游戏的少年是没有区别的。

我就是一个机体失控的中年，没有自律性，没有自控性，在这方面我其实是低于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我如果单身的话我估计我现在就毁灭了。有时候我想那些单身，独身的作者，我就想给他发个短信，说你一定要记住，你每天写作就像到医院去治疗一样的，不得不花这两个小时写作，两个小时完了就结束了，你不能贪恋。我过去的写作就是贪恋，胜似毒瘾，我就是一个成瘾的中年。

吴琦：（对叶三）你有对任何东西成瘾吗？

叶三：我没有，因为阿乙这个状态我以前把它描述为勤奋。

吴琦：一般人都描述为勤奋。

叶三：我没有这个问题，我很懒，我的问题是我打不起精神来坐到书桌前面去写。我写稿子也是这样的，我的习惯跟阿乙一样，一写就停不下来。我可能号称16个小时在写稿，但中间应该有10到12个小时是在玩，然后沉浸在那种写稿的悲壮感中，我觉得写作人特别容易被自己感动。“我为写作而献身”的悲壮感特别迷人，看起来很高级，比网瘾少年说出来要好听得多。

这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注意的，这个工作没有什么高级的地方，你的作品可能是高级的，但是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可高级的。然后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有一个社会身份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做正午，正午里很多人是有写作理想的，我觉得有一个社会身份可以让你跟这个社会，跟社会上具体的人发生关系，然后你的生活也会规律一些。比如像我轮值编辑的时候每天中午要发稿，我上午就必须有一两个小时是工作时间，这样整个生活会被动地规律一些，不会像阿乙把自己放纵成那个样子，虽然我把它描述为勤奋。这个精神我觉得还是值得推崇的，别把自己的身体毁成那样就行了，他确实是太不节制。

阿乙有自嘲的成份，但是他为写作献身的精神确实是有的。我很羡慕的一点，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能有极大的快感——成瘾肯定是有快感的。我从写作中得到的快感其实很少。一般都是作品完成后三五分钟可能会有，之后是无尽的自我怀疑，这是挺痛苦的，我很羡慕他的快感。

吴琦：开始闲聊。我一直想问叶三，你微博上的互动，在你生活或者写作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叶三：对我来说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它就是一个情绪垃圾筒，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说我在现实中和在微博上差别特别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把最恶劣的情绪都发泄在微博上，我很愉快的时候是想不起来写微博的，我很愿意自己玩，我只有在编稿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等饭的时候……永远都是在不好的状态中，才会想起写微博。因为这个东西成本非常低，我骂个谁也见不着他，我是很难面对面地跟人发生冲突的，因为我很怂，在微博上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一个ID，我骂就骂了，他回嘴我不高兴我就把他拉黑了，然后我还觉得自己很牛逼。这种交流成本很低。这是一个层面，就完全是舒缓情绪。也有和年轻朋友交流的心理，年轻人的想法我是一直怀有好奇心的。还有一个层面是万一我将来走投无路了，可能还可以当个网红，靠这个维持生活，虽然目前还没有实现，但我觉得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等到我什么时候真的中了五百万，生活上完全没有问题了，我肯定再也不写微博了。

观众提问：阿乙老师，您评价了一下石康，您对王朔有什么印象？因为我觉得王朔也可以作为成功作家的一个样本，您的看法是什么？

阿乙：他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是我对他的研究不深，因为我和他脉络不太像，我是出生在南方的一个小鬼，他是一个北京大院子弟，这是两种话语体系，实际上两种生活环境对对方都相当于是外星环境。叶三肯定能理解，我只懂格非、余华这种南方作家。

叶三：我觉得王朔在文学史上肯定是会有一个地位的，但是在我个人的文学史上他地位不是很高。忘了哪个评论家说王朔写作是“小妾心态”，他永远在主流和官方写作之外，很想进入就进不了，所以他就只好嘲讽一切，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准确，跟我对他的评价差不多，他对文体和口语化写作的贡献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我不太喜欢的是他嘲讽一切的态度，这跟我个人气质不合……吴琦该你了。

吴琦：不喜欢王朔。下一个问题，转移话题。

观众提问：我先问叶三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乡村葬礼，想问一下在您的城市视角，海外的、当代的秩序视角里，看待人们大办葬礼，或者专门办葬礼，来自于哪种需要？您回答完之后我想问一下阿乙老师，您所谓乡村视角里面，大办葬礼的精神需求跟城市视角的需求有什么不一样？

叶三：因为它是一个文学作品，不是社会学的学术类的东西，所以我没有把它当成现实去考虑。我只能说在我看来，这本书里描写的葬礼，其实就是乡村生活中的一个大仪式，就跟你聚起所有人吃一顿饭一样，我觉得是乡村生活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我要在无聊之中搞出事情来，乡村生活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机会，城市生活其实没有这种机会。这是我很浅的一个理解。

阿乙：在乡村里，实际上生和死就像你打开书一样，生就是前半部分，死就是后半部分，死是和生差不多重要的一个部分。你在乡村里就会感觉到乡村生活里面基本上超过三分之一是关于祭奠的，像清明，像春节，都是祭奠。如果在古代，你会发现更浓重，甚至父母死了，要丁忧三年。其实这是人维持永生的欲望，就是说你死了以后不会被马桶被冲走，不会很快就消失，但是在城市里面你是有这个忧虑的。在城市里如果我明天过世了，留给大家祭奠的时间可能就是东郊殡仪馆里一个上午，几个朋友三三两两来鞠躬送走了，火化了，然后某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骨灰盒。整体来说，网上有四个小时的刷屏时间，这样的一个朋友走了，过后就没有了。这就是城市人我认为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在怀念你。在农村里，即使你是一个没有亲戚朋友的人，乡村邻里，村委会，或者是宗族，也会善待你。农村抢坟地抢得那么火热，就是因为背后有一套丧葬礼仪，是能维持一个死者至少几年，十几年，几十年都在人的怀念系统里。

活着的时候，农村的老太太会去抚摸自己的棺材，就像她抚摸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就是因为她意识到她有个归宿在这里，她知道以后有多少人在惦记她。随着乡村的没落，乡村的丧葬文化也在慢慢退化。但是你在农村里还是能看到最高级的演出，有乐队，有道士，有和尚，有各路来的亲戚，抬着各种原始的礼物，炒好的肘子、猪腿、整盆的鸡炖好的贴上红纸，有时候你会很感动，就是觉得死了之后还是有追求，你看我的棺材在田野中间转了一大圈，到了晚上还没有下葬之前就有人放火烛，意思是让你的阴魂随着火烛离开家里，或者照亮你的魂魄回家的路线，你就会觉得不很孤独。但是在城市里你怎么会不孤独呢？你开着车，你会发现只有孤儿寡母在红绿灯旁边烧几个纸，这个祭奠实在是太寒碜了，又没有亲戚朋友一起来助阵，整个就 Game Over。你就想象你死了以后几千年的沉默，几万年的沉默和永远的沉默在一起……我们说话的过程中就有很多人死了，死的过程中没有人理他，那么还不如在乡村里和一个老太太一样，吹吹打打六七天，过了半年还有人来烧香，过年的时候有别的亲戚去烧香，即使这个人在地下感受不到，他也觉得他的生命在延续，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我有一天过世了，我还是想到农村去办一场。

吴琦：这我可以补充两句，因为我虽然在县城，但是在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们家要上乡村去走那个仪式，包括以前家里的老人也要到，更小的时候，别的老人去世的时候也会回到乡村，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点跟阿乙有点像，就是我没有一般城市人对乡下的葬礼有那样的反感或者怀疑。

阿乙说的时候我想起来两个经历，忘记哪个亲戚死的时候，我很小，跟着大人去农村，办丧事的时候，如果有一只飞蛾过来，他们就说是他的灵魂，或者是一只老鼠，或者一条蛇出现在灵堂周围，那一定是带来某种信息的，当时我特别信这个。然后我就围着灵堂周围一直找，哪有飞蛾哪里有蛇，找到的时候就在旁边撒纸，当时大人都觉得我特懂事，特尊重长辈。

但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经验是你真实地体验到所谓灵魂，灵魂的物理实载可能是一只飞蛾可能是一只蛇。接受过现代的科学教育之后，再去想象蛇里面是什么，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完全是你自己生命的知觉和经验打通的一种乡村经验。

另外一个经历是在我外公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对于葬礼极大的恐惧，很小的时候因为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怕，就特别怕那天到来。到了那天，所有的丧事办完回到县城里的房子，所有的亲戚都还没有回去，我们都在外婆家里，那天下午所有人都睡了，因为葬礼都是要起早贪黑的，所有人都在打盹，只有我醒着，就觉得特别安静，那一刻好像那七天的痛苦和恐惧突然得到了释放，我觉得那种仪式感对个人的痛苦，对丧事，对死亡的恐惧其实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抚慰，就是通过奇奇怪怪的仪式让你真的把那个东西在那一瞬间就放下了一些。所以我特别理解阿乙说的，真是特别真实的经验，如果经历过的话。

叶三：好，等你们死了都回去办一场。

吴琦：你会来吗？

叶三：我去吃。

阿乙：我要开一个公司，“大操大办”公司。

—— 完 ——

图片视频摄影、视频剪辑：梅二。

本月值班主编是叶三，有事请2642994634@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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