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李鸿章说做一代人的事（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经略之才，他创建淮军，剿灭太平天国，剿灭捻军，兴办洋务，创建北洋海军，晚年周旋于外国列强之间，被各国政要礼遇，堪称晚清文臣中的第一人也不为过。

在《走向共和》剧中的李鸿章，手腕灵活，妙语连珠，为国为民，忠君爱国，且妙语连珠，忍辱负重。面对洋人的无理取闹，大义凛然，铁骨铮铮，面对慈禧太后以及太后身边的一些小人物，他又懂得变通，上下打点只为了将事情办好，让国家富强让军队强大。

但我觉得此剧对李鸿章的表现太过美化，李鸿章作为晚清时四大名臣之一他身上有功劳，但也有争议，它的污点是不容忽视的，今天就让我简略的将真实的李鸿章讲一讲。

1838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一起入榜进士，且关系一直不错，李鸿章家和曾国藩家可算世交。

李文安小时候家境贫寒，他读书刻苦，别人家的孩子很早，就已经启蒙了他，到8岁时才开始读书，但万事不怕，起步晚就怕不认真，李文安凭着自己的一股狠劲，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中的举人，且切和曾国藩同时中进士。

李文安中的进士之后，在刑部为官，1841年会试外廉官，始为部中主管广西、奉天、山西的司员，督理提牢厅兼行秋审处。后为四川主事、云南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

为何要大篇幅的介绍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是要说明，李文安为李鸿章的成才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李文安为人清廉正直，方刚厚重所以他的朋友很多，自己也是多行好事。

而李鸿章幼年时，就在他父亲办的私塾里上学，李文安替李鸿章先后拜师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严师出高徒，李鸿章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16岁就中了秀才，这不但有他自己，聪明好学的一方面，更有他父亲为他寻找合适的老师也是一方面。

1844年，应天府乡试李鸿章顺利中得举人，后一年入京会试，李鸿章就一直住在曾国藩的府邸，恰在这时曾国藩患有肺病，在京城疗养。

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一次长时间接触，双方从开始的认识到日后深厚的师生之情，以及李鸿章一生的世界观都奠定了基础。

这一次京城会试李鸿章落榜，李文安带着李鸿章拜访了许多京城名士如潘世恩、翁心存等，这些人的为人处事对李鸿章以后的经世济用，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曾国藩更是用心栽培李鸿章，以师徒名义李鸿章拜入曾国藩门下。

终于，又过了三年1847年，李鸿章高中进士，列二甲第13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还是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曾国藩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李鸿章将书本知识和现实很快的结合在一起，进步神速，最终任职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1853年，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占领安庆，清朝廷一时大为震惊，李鸿章怂恿工部侍郎吕贤基上奏，且亲自带笔连夜赶写奏折。最终，咸丰皇帝命令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团联大成。

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便开始了回籍办团练，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的五年团练生活。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1855年，李鸿章因率团练收复泸州立下功劳，才能逐步显现，却功高受到排挤，一时间谣言四起，李鸿章在家乡不能够立足，正好李文安去世，李鸿章顺势为父亲守制度，结束了他的团练生活，这5年的团练生活，使李鸿章从稚嫩逐步变得成熟。

1859年，李鸿章丁忧结束，随后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曾国藩深知李鸿章恃才傲物，锋芒毕露，却能独当一面，于是身体力行 来影响李鸿章，比如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就每日清晨，必须等到物料都到齐后方肯用餐，逼着李鸿章每日早起，有李鸿章有文人的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曾国藩就以他本人的正言相劝，基本上算是耳提面命式的教育，改掉了李鸿章身上许多坏毛病。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在曾国藩幕府期间，由于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鸿章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鸿章在旁数言而决。但也因此李鸿章得罪了好几人，人是会变的，此时的李鸿章意气风发做事果敢，毫无后期的唯唯诺诺。

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的草稿，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江南的豪绅地主纷纷逃难到上海，为了避免灭顶之灾，当时的有钱人就出钱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联系曾国藩，希望曾国藩可以派兵守护上海，而曾国藩当时兵力不足，却又需要这些豪绅们的军饷。

曾国藩最初准备派弟弟曾国荃领兵前往，但曾国荃一心想攻下天京，立首功不愿意去，曾国藩又想请湘军宿将陈士杰领兵支援，但当时的形势比较恶劣，陈士杰也拒绝了，最终，曾国藩和李鸿章商量，李鸿章面对严峻的形势毫不退缩，满口答应。

自此，李鸿章开始正式组建淮军，开始进入上海的淮军人数只有9000人。上海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将来财富的集中之地，人员颇杂，正值太平天国大局进攻能否守住上海，李鸿章面临着重大的考验。

而当时上海士绅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天国，对洋人百般献媚，但对淮军不以为然，甚至嘲笑淮军是乞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当年就进行三次恶战，亲临指挥前线，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淮军到上海不到一年，就把湘军的旧制完全推翻，效仿当时外国的先进的治军理念，装备全部换成洋枪、洋炮，并雇用外国教练训练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李鸿章还通过一系列手段招降纳叛，兼收并蓄，扩充实力，两年时间内人数增加至六七万，成为当时军队中的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武装。

在上海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又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均线的威力，因此更加坚定的推行洋务运动。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

但也从这个时候，李鸿章开始对先进的科学产生了畏惧，乃至于对西洋人也产生了畏惧，为他以后畏畏缩缩的外交埋下心理伏笔。

以后的李鸿章，利用先进的理念整治军队，先后镇压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开展一系列洋务运动，直到甲午战争北洋水师一举覆灭，彻底让李鸿章走上了对外求和的外交道路。

一个人是复杂的，难以用一个标签来概括，更何况身处于一个多变的时代，复杂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决断，但就李鸿章来说，在这个复杂的时代，他承担起了他该有的责任，但也暴露出他的时代短视。

他的一生与列强签订了大约三十多个条约，其中大部分是不平等条约，虽然是听慈禧的指令，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决策者，他对于事件的发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能说他是位慈禧等满清权贵背了个大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