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道德观（王夫之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

黄卉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的治学范围极广，于经、史、诸子、天文、历法、文学无所不通他的学术思想广博精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曾评价他：“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其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他的治学之道对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王夫之的道德观?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王夫之的道德观

黄卉

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的治学范围极广，于经、史、诸子、天文、历法、文学无所不通。他的学术思想广博精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曾评价他：“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其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他的治学之道对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辨其大义，察其微言

　　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在都城沦陷之际，下令将宫中十四万册藏书付之一炬，问其原因，梁元帝的回答是：“读书万卷，尤有今日，故焚之。”针对此事，王夫之作《论梁元帝读书》一文，对梁元帝的行为进行了深刻批判。其言道：“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梁元帝陷入江山易主的困境是他个人治国无能、用人不当所致，与读不读书并无直接关系。王夫之还指出梁元帝在读书方面陷入了巨大误区，即使读书万卷，也难有进益。作为帝王，梁元帝读书并没有与治国联系起来，而是“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只读那些辞藻华丽但对其修身治国毫无益处的骈文。可见，于梁元帝而言，读书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工具罢了。王夫之批评他“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

　　鉴于梁元帝的教训，王夫之提出读书应以“立志为先”。他指出，“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坚定志向再读书，才能学有所获。读书若是漫无目的，心志就会被书中内容所左右，游移不定，甚至被异端邪说所迷惑。他认为“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只有确立读书的志向，才会在读书的过程中思考书中的道理，每天有所进益，孜孜不倦。

　　王夫之还指出了读书的目标和原则，“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这就是说，读书首先要把握住书中宏大的旨意，从而确立自己修己治人的根本法则；其次要体察书中精微的言辞，从而熟练地掌握书中的奥妙变化，并将其运用于洒扫应对的日用之道。读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将书中的道理与自身的现实处境联系起来，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行难知易，学思结合

　　王夫之认为读书不应该局限在书斋当中，只学习书本知识，而应该坚持知行相资，学思结合。王夫之在批判程朱理学“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知行统一”两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知行观。王夫之指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说明在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知和行的功能相异，但是二者的相互结合能够使“知”“行”双方都能受益，有助于读者去更好地认知事物。在论述“知”和“行”的关系时，王夫之还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表现出了重“行”的倾向。他认为“知”是“以行为功”的，在“行”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知”，但是仅靠“知”的过程无法获得“行”，更无法获得真知。只有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知，因此王夫之认为“行难知易”。从内在关系上看，王夫之“行可兼知”的观点与我们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出真知”思想具有可通约性。

　　王夫之也非常重视学思结合。他在《四书训义》中指出：“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循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与“思”是学习的两条途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学”是“思”的前提和基础，是思考的材料，只有博览群书，才能知识常新。在拥有一定知识储备之后再进行独立思考，知其然之后，还要探索其所以然。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对学习材料的吸收和升华，经过“学”与“思”的结合，读者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见解。王夫之说“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就是强调了学思结合的重要性。

　　经世致用，通达权变

　　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洞悉世情的他极其反对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力倡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王夫之批评心学注重内省、鼓吹“心悟”的为学路径，认为这种轻视知识的清议思想只会助长“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而面对明朝后期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那些高谈性命义理的学者们却束手无策，深刻暴露了清谈思想的弊端。

　　面对“天崩地解”的社会巨变，王夫之在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失败后选择了避居山野。但是他并没有消极遁世，而是对历史和时局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强调要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著说为武器，寻求挽救社会危机的良方。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在其史论思想中表现得最突出。他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强调要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通过深入思考总结历代王朝盛衰的经验教训，来为现实社会服务，充分发挥史书经邦济世的作用。王夫之指出，在读史的过程中还必须通达权变，他说“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因此不能盲目效仿古代的经世之法，需与时代需要和趋势相契合，评史论政，找到一条能够切实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革新道路。王夫之也亲自践行了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他结合自己对历史和时局的思考，对兵戎、赋役、礼制、刑名等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去危即安、兴利除害”。

　　王夫之生平践履笃实，在读书治学上反对空谈义理、重视经世致用；在安身立命上，始终坚持士人精神、践行君子人格，追求外王却能够挣脱名利的樊笼；在大道不彰时能够守静持重、潜心著书。在时代潮流的激变中，“经世致用”是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特点，这反映出一个思想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获得深刻启发：读书首先要立志得法，体察书中的微言大义；其次要慎思笃行，正确处理“知”与“行”的关系；最后要通达经世，为现实的社会人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