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进小黑屋的原创（二姑住在安德路）

朋友，乡下的你，大城市里有亲戚吗？与他们关系怎么样？ 本文讲述了北京我二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后代们，与我这位乡下亲戚，越来越疏远了的表亲关系，可见一斑。

如你感兴趣，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吧。

二姑家住在北京德胜门安德路路南的最西端。现在叫“安德馨居。”西侧是一个大足球场和学校，小区北门对过，以前是北京110指挥中心。

我每年都会进京好几次去看望老人。这不，我抽空先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询问老人的近况。二姑在电话里跟我聊了近半个小时，不放电话。最后，老人问我：“小周啊，你什么时候来看我？我整天一个人在家，青灯似的。我的腿病也没人儿搭理我，我真不想活了。”

放下电话，我心里一阵难过。表兄们不是说好给他找一个保姆吗？前年我去北京的时候。大表嫂曾答应说给她找一个保姆作伴儿。并告诉我，只要北京的其他几个兄弟同意才行。我当时很纳闷儿。老人跟着你，你也继承了老人的房产。为什么找保姆还要和其他的亲戚商量呢。

没过几天，我便来到了北京，先在潘家园，转了转，买了些旧书报。到安德路的安德馨居，已经十一点多了。我在一旁的美廉美超市买了一些礼品，便匆匆走进安德馨居，一进大门，便发现二姑在一个旧椅子上坐着呢。原来她一直在等我。

我喊了一声“二姑！”老人躬身站起来。带着一脸慈祥的微笑对我说：“周儿啊，怎么才来呀？我都等你半天了，走，咱们回家吃饭去。”说着就驼着背，推着她那辆旧四轮童车往回走。我把从美廉美买的一些礼品放在她的小车上，要帮他推，她说我推吧，推着走路舒服。我发现二姑的背更驼了。我小心扶二姑上了二楼。

这是一个只有70平米的房间。除了两间卧室，比较好点儿，客厅很窄。放好一张床和沙发几乎就没有什么空间了。沙发对面放着一个橱柜，上面放着一台二十五寸的彩电，但二姑不会转台，也不会拨沙发上的电话。

二姑早就做好了红烧肉。她知道我爱吃这道菜。老人又赶紧热了几个菜，又指着橱柜说：“下面有酒，你喝点儿。”我们慢慢吃着饭，聊着天儿。老人不停地叨叨家中的一些琐事。

大表哥虽是北京户口。但在延庆工作。于是攒钱买了自己的一套一楼的二手房子。退休之后，他又在延庆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一年中也回不了北京几次。只有大嫂和她的女儿与她住在一起。大表嫂是以前从老家与本市的职工对调过来的。文化程度不高。也不大会哄老人高兴。时不时地与老人拌嘴呕气。她心直口快。她气了人，自己没事儿。老人却要难受好几天了。这不刚拌了几句嘴，大表嫂就借故回了延庆。将近一个月不回来了。

每天，老人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推个小车儿，买些便宜菜回来自己做饭。上下楼要格外小心扶着楼梯，恐怕摔倒。虽说有孙女和她住在一起。但那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我特意观察了这个女孩子的房间。发现床上被子未叠好。衣服袜子到处都是。东西乱放一气。二姑说，她自己的内衣、内裤从来自己不洗，让妈妈洗。连月经纸也不会自己去倒。常常是老人拎着垃圾袋儿轻轻扶下楼梯。然后倒进门口的垃圾桶里。

二姑父去世之后被拉回老家安葬，丢下二姑，像一只老孤雁。只要一提起二姑父，老人就止不地掉眼泪，每年清明节临近，二姑执意让女儿女婿开车，回200公里外的肃宁老家，给二姑父上坟烧纸。

我留意到的一个现象是，我不知什么原因，二姑的这些孩子，表兄表弟们对我却十分冷淡，他们回老家烧纸时连我的父亲叔叔和老家的两位姑姑，他们都很少来探望，也就是说，他们与我们这些乡下的亲戚都很少交际。

二表哥的房子距二姑家只有几十米远，但他从来没有邀请我，我也没有主动去他家坐坐，喝过一杯茶。偶尔，在二姑的房间碰见，也只是说几句简单的客气话。表哥的下一代人就更别说了，他们视我如同路人。有一次，二姑对我说：“他们都是这个德行，等我一死，你就跟他们再也来往不着了。”当时我还听不懂二姑说的话。

晚上，我与二姑同睡一张大床。半夜里，二姑不停地呻吟着，揉着她的双腿。把我吵醒了，“周儿啊，这几天我的腿疼的难受，唉，都忙，谁也不来管我、看看我呀！”我起身披衣，认真给老人按摩，我想，我来北京来看她，能起多大作用了。无非是陪老人说说话，宽宽心。其实，如果是在我们老家乡下，，遇到老人这样情况早去医院给她看病了，不会等到现在疼的老人站不住脚。

第二天，我们专门去了一家诊所认真给老人看了看。给老人买了一些泡脚和治病的药。老人的病痛轻多了，二姑对我说：“周儿啊，你这一来，我吃的东西也多了，饭也吃得香了。”但我又不能长住，我总归是要回乡的。二姑恋恋不舍地说：“小周啊，多陪我几天吧！我要给你父亲买些好吃的带回去，还有给你叔婶儿，也带些衣服回去。”其实我没告诉他，我父亲也是结肠癌晚期了。

临走，二姑把它捡了一些好东西让我带回去，什么水表、画报、未开罐的茶盒、购物小轮车，还有一大包旧衣服，说让我带回去分给家人。为了让老人高兴，我只好从命。到了家，我才发现提包里有200现金，那是老人临走时给我偷偷放进去的。

二姑经常谈起已经去世的二姑父。他曾去西北，兰州支边，在民贷大楼工作了几年。他工作积极向上。有一次抗大包严重扭伤了腰椎。从此长期回京疗养。再也上不了班儿了。

伤情略有好转，出行时，二姑父变成了二姑的拐杖。二姑从小不识字，是个文盲。二姑父只要出去。必带上二姑同行。商场，公园及马路边，时时有二老的身影。平时家里家外，都靠二姑父一个人操持。只是天天要吃中药。两位老人相敬如如宾。几十年也没见过他们红过脸。两个人谈话时总是轻声细语，你看着我微笑，我看着你微笑。二姑的腿不好，经常疼，二姑父经常给她按摩。那时的二姑该是多么幸福，他简直是二姑父心中的神。

我清楚地记得，两位老人对乡下的亲戚从来都是真心实意的接待，从来不怠慢。70年代初期，我去看望他们时，他们的住处只有几十多平米的底楼，下雨时小院内常积满雨水，内外两间住着五六口人。居住条件非常有限，老二两口子结婚时也只能在门口搭了一间简易房，勉强结的婚。

我去临时小住几日，二姑父只好在床边搭上几个床板，晚上翻个身都困难。尽管住处十分拥挤，但二老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待我。临走，还要送粮票，送钱，半旧的衣服一大包，让我往家里带。两位老人待我就像亲儿子一般，再说我无姨无舅，乡下亲戚很少，这也是我经常去北京看望他们的主要原因。（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