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金文书法的特点：西周早期金文书法

到了现当代，人们越来越重视金文书法，对于相对篆、隶、行、草、楷，金文书法更古奥，神秘，并且充满了象形与稚拙意味和金属质感。它有它独特的个性，他所传达的美，是其他书体无法传达的。

这一篇，我们开始读西周书法中的金文书法，沿着历史，我们先看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这些书法作品，包括武、成、康、昭四个王世时期的作品，即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977年期间的作品。

(这里定义的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的金文，由于现实原因，只有可能是王室作器，因为诸侯国作器并具作铭文者较少。

从武王时期说起，但武王时期的书法作品只有两件：

《利簋》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是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它同时也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西周青铜器：利簋）

它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因为它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它其实就是商、周两代的时间分界的证明，它是“证史”文物。利簋的铭文是这样的：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开头标明了周克商的具体时间点，翻译成白话，就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一年的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木星）正当中天。在此之前，专家们已经通过碳十四测年法，将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碳样进行了检验，框定出“武王伐纣”具体发生的年份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这段时间范围内。结合天文记录，查询铭文中所记甲子日“岁”星出现位置的天象，又结合《国语》的天象记录，精确推算出“武王伐纣”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样，三十年的时间范围被利簋准确地定位在某一个具体年份时间点，上图历史纪年表中的1046年西周灭商立国，其依据主要是《利簋》。

扯远了，我们还是看《利簋》的书法吧——

(利簋拓本）

丛文俊先生说《利簋》模仿商人风格，但内在气质卑弱，线条柔韧圆曲。这是正确的，它的确不如商代金文满是猛利、阳刚之气。

但其实有一点更应当注意，就是它更有秩序，更讲究匀称、对称。注意《利簋》中的“子”字，它的头部代表小孩头发的五根竖线，间距几乎完全相等，下部代表腿和两支胳膊的六根竖线虽然不完全垂直，但间距也基本相等，中部的眼、鼻、口的象形则基本完全对称；另一个字“鼎”字，则字形左右完全对称……

它的卑弱气质，它的秩序，它的规矩，当然都来源于农耕创国、同时尊崇礼乐、讲求秩序的周人，这一点，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说过，这其实沿续下来，成为小篆的字形特点，并沿续下来，成为汉字的主要审美特征。

《天亡簋》同样是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它的样子如图：

（《天亡簋》）

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像《利簋》，没有搞错，《利簋》两耳方座，铭文33字，《天亡簋》四耳方座，铭文77字。铭文拓本如图：

(《天亡簋》拓本）

与《利簋》字口明显不同的，是它锈蚀残泐更厉害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金石气”更重些。它的拓本中，有些文字已有残损，有的线条粗细变化、时断时续。于是，这里有个新概念：“二次完成品”。

青铜器出土之后，都要做科学的除锈复原。如果锈蚀很轻，除锈之后可以得到字口如新的拓本，否则拓本斑驳苍郁，别具一番情境。如果锈蚀严重，除锈之后使字画增肥，或者变瘦，局部严重残泐则可以造成大量的断画现象，肥瘦残断都可以直接改变作品的风格。所以，我们把这类因锈蚀残泐而掩饰书写原貌的金文，称之为“二次完成品”。（195页）

“二次完成品”有自然再造的残缺美和古朴美。我们对它的欣赏和品味，多来源于我们的审美移情，觉得它美不胜收，妙不可言，但其实这并不代表作品的真实，它是大自然二次创作完成的作品。这一点，在欣赏古代金文作品时，一定要注意辨析作品的原貌与自然之力。

这一点是相关《天亡簋》必须重视的问题。

另外，《天亡簋》铭文风格点画浑厚，结构奇崛，势脉连贯，与《利簋》书风关别不小，它受商代书风影响，更加生动多姿，似奇反正，簋中文字，远观如众星丽天，细察则各有别趣。邱振中先生曾评价：

“似乎用一根缰绳把一群天真浪漫的野兽串连在一起——它们跳宕腾挪，绝不安宁，但也始终无法逃逸。”

也正是这根“绳子”让我们对《天亡簋》通篇的铭文有“一动万随”的感觉，这是平常我们所说的“行气”。

康王时期作器《大盂鼎》一经问世，就受到艺林推崇，现在一般将它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毛公鼎》并列为“四大西周金文重器”（它也是四大金器中时期最早的一座）。其实物如图：

（《大盂鼎》实物）

铭文拓本如图：

（陈介祺藏《大盂鼎》拓本）

《大盂鼎》是康王时作器，如丛文俊先生所言：

多以其为西周金文中“殷派”的代表，为中国书法“方笔之祖”，云云。其实，人们对它的认识是很肤浅或片面的。此铭有手写体风格，例如横画的头粗尾细及所有线条的出锋式样；再则此铭不仅保留了一些肥笔，而且大都有修饰痕迹，用笔意势亦多为其所掩。……确切地说，此铭在表面上，以沿袭模仿商人风格为主，而圆转处的款曲柔弱，却为商金文所无，气度风貌尤其逊谢。（195-196页）

当我们把它的铭文与《庚贏卣》铭文细加比较就会发现，它修饰的痕迹太多了，修饰的痕迹重，自然会影响书写感，所以从书法角度来说，它的艺术水准的确“逊谢”不如（当然，评价艺术水准高低从来都是一家之言，是主观感受，不能代表所有人——“权威”也不能代表所有人）。

(丁佛言作篆书节录《庚嬴鼎卣铭文》手卷)

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一点经验，学书法，还是要自己一点一点抠过、临过，才知道作品的好坏，不能迷信名声。不过《大盂鼎》有它的好处，至少它字多，有更多的字体样本，铭文字数达到了291字。

到昭王时期，带有“篆引”特征的作品所占比例明显上升，这其实说明，“篆引”正在成为周代书风潮流。丛先生所提到的《令簋》《作册令方彝》也需要格外关注。

（【跟着布丁读书法史】之12，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