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采访(俞国林宋云彬与章太炎)
宋云彬先生(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浙江海宁人。著名的文史学家、编辑家,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一生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主编《中学生》杂志。抗战期间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一九四九年从香港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一九五一年底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任省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作右派,次年调北京任中华书局编辑,参与“二十四史”的点校与编辑工作,被誉为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
宋云彬先生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欢字画、端砚、围棋、昆曲、中医,喜欢种花、植草、养鱼,喜欢饮酒、美食、叼烟斗,喜欢与朋友畅谈。而他所从事的工作,使得他与现当代文化名人交往频繁,或诗词唱和,或流连书画,鸿雁往还,寄情笔墨,最是相宜。其间经历解放前的东西奔走,以及解放后的数次政治运动,能够保存下来之书画作品与友朋书札,就显得弥足珍贵。劫馀什袭,云烟旧事,其意义也更为特殊了。
宋云彬先生
一、摹章太炎上曲园手札册页
俞平伯曾将章太炎、戴望、孙诒让致曲园老人手札十六通,裱成册页,称《三经师手札》。宋云彬曾将章太炎九通摹录一份,我们称之为《摹章太炎上曲园手札册页》。其首为太炎民国二十一年题识,次手札九通,次吴承仕民国十八年跋,次俞平伯民国十三年跋,次俞平伯节抄民国十八年太炎复吴承仕手札,末为一九五一年王伯祥为宋云彬摹本所作跋语。
通过以上题跋,并结合其他文献之比对,我们基本可以梳理《三经师手札》之流传以及宋云彬摹录之相关情况。
俞平伯跋曰:
三君并近世经师,学人宗仰。戴、孙早归道山,章君则及见之。今春在吴下旧居,检得昔年寄与先曾祖之书札,凡三家一十六通。就中仲容先生之三月望笺、太炎先生之附姓名居址笺,似俱为初通音问之品,弥觉可珍矣。十三年除日,平伯谨跋于京师。
宋云彬摹俞平伯跋
吴承仕跋曰:
章君撰《左传读》三十万言,其说“季兰”为“娈”,在第一卷中;说“轨度”为“究”,在第五卷中。是书属稿早就,醵资刊布,盖在胜清光绪丙申之岁,时曲园先生七十五,章君则二十有八也(时承仕年十三)。章君自言,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作《客帝篇》,迄辛丑而《訄书》始成,明攘夷之志,盖确立乎庚辛之际也。又案曲园先生尝以《王制》为素王之制,几为俗说所染(章君今年来书,犹道及此事),而章君则斥之不遗馀力(谓斥皮锡瑞也),亦由改制之说为尊清者所假借,足以堕光复之业,故深恶而痛绝之。纠合义旅、犁庭扫闾之言(此二言见册中第九通书),一何壮也。今遂屏居海隅,见侮于后生小子。大勋不报,谅哉!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吴承仕。
宋云彬摹吴承仕跋
俞平伯节录章太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致吴承仕函曰:
鄙人与曲园先生书,约在甲午以后,丁酉以前。盖长素于甲午前已谒曲园,出其《新学伪经考》相示。当时鄙人尚未见其书,甲午后乃得见之也。鄙人三十以前,说经或多细碎,至于今古文之辨,则胸中颇有准绳,至今未变。孙仲容亦为古文之学者,戴子高则原出宋于庭,实今文学中人,然亦精揅训故,非如后来者之夸诬也。
宋云彬摹章太炎题记
章太炎题记曰:
俞子平伯,先师曲园先生之曾孙也。以余昔时上先师书并戴子高、孙仲容二君手札,都装一册,称以“三经师”。戴、孙,乡邑先进,望实卓然,余何敢比肩。独念自侍先师以来,今四十馀岁,虽数遭颠沛,未尝废经。间以所得,传之其人,转相付授,犹颇有兴起者,斯道不绝,为无负先师之提命耳。余治经尊古文,与仲容合,而与子高绝相远。令二君至今尚在,辩论相发,庶几贾景伯、李元春之事。惜乎,不得其会也。民国二十一年季春,章炳麟识。
通过上述诸文时间,我们可以知道,一九二四年俞平伯在苏州旧居发现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三人致曲园信札,称《三经师手札》,并于除夕日跋之(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一九二九年,又请太炎弟子吴承仕题跋,吴跋据信札所涉内容与太炎所撰《左传读》对照,似欲说明其通信时间。其间必有上太炎书以询问此事者,故太炎答书,有“鄙人与曲园先生书,约在甲午以后,丁酉以前”诸语。俞平伯见之,即将该信相关内容节录于后。
太炎之题记,自谓“以所得,传之其人,转相付授,犹颇有兴起者,斯道不绝,为无负先师之提命”,可见在学术上,太炎对曲园之敬重,则章门之弟子,即曲园之再传也。
《三经师手札》一直由俞平伯保存,此前曾有钱玄同提及,其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日记曰:“俞平伯出示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三君致曲园信一册。”周作人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致俞平伯札云:“昨日上午匆匆去上课,戴君手札尚在兼士手中,及下课来不见他,想必已将该札交还足下了吧。”可知俞平伯又出示于周作人,一月十九日周作人传阅给沈兼士,后当交还俞平伯。
章太炎题记作于“民国二十一年季春”,按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农历正月二十四)太炎因“一·二八”事变仓促避难北平,顺便讲学,章门弟子纷纷宴请。时俞平伯任教清华大学,钱玄同乘便安排他拜见章太炎,钱玄同四月七日日记称:
五时,雇汽车请幼渔代接老夫子到东兴楼,因今日我赏饭也,因拉拢太炎、平伯二人一见面也。宾主共六人,章、俞、马、马、朱、钱也。
其中二马指马裕藻与马衡,朱指朱希祖,从“拉拢太炎、平伯二人一见面”可知,此次盖为章太炎与俞平伯之首次见面。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两人见诸记载的交往还有两次。一次是四月十八日(农历三月十三)马裕藻宴请章太炎,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俞平伯、刘半农、魏建功、胡适、蒋梦麟作陪(分别见钱玄同与周作人日记)。另一次是五月十五日(农历四月初十),周作人设家宴款待章太炎。周作人是日日记:
下午天行来,共磨墨,托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晚饭,玄同、逷先、兼士、平伯亦来,共八人。用日本料理五品,绍兴菜三品,外加常馔。十时半仍以车与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
钱玄同是日日记:
我下午四时至周宅,今日启明赏饭于其家,日本与绍兴合璧,日本菜极佳。同座为朱、马、沈三、俞、魏也。大家均请老夫子写字,他称平伯为“世大兄”。
从时间上来说,俞平伯是在与太炎会面之后持《三经师手札》请作题记,落款曰“季春”,则完成于五月六日(阴历四月初一)之前。在周作人的家宴上,太炎还应众人之请,各写字一件,其为俞平伯写《论语》条幅(今存德清县博物馆),称之为“世大兄”,礼敬而又亲切。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柳亚子与宋云彬等一行抵北平(二月二十八日自香港出发)。二十八日俞平伯即致信柳亚子,有“日前重接光仪”句,则前此数日二人当已见过一面。
柳亚子四月六日日记曰:
赴华北文艺界协会暨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谈话会,五时聚餐,与陈学昭女士第一次见面,并坐同席者圣陶、平伯、云彬、卞之琳、臧克家,共七人。
仅从称呼而言,柳亚子与俞平伯应该是熟悉的。十五日,俞平伯致柳亚子函,曰:“奉手教,敬悉明日社团盛会,荷宠邀,自当移侍,并以得拜识南社诸君子为幸也。”从之后俞平伯呈柳亚子诗“东城偶集簪裾秀,南社曾瞻齿德尊”二句来看,俞平伯当是参加了此次诗社盛会的。二十四日,许宝驹、许宝骙兄弟宴请宾客,俞平伯与柳亚子、朱蕴山、谭平山等三十馀人参加,柳亚子有诗纪之。
据柳亚子自述(参见下文引题三经师手札诗其二自注),其十七岁时读书上海爱国学社,曾入章太炎之门,与邹容相稔,并与友好集资刊印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得到章、邹器重。宋云彬在《章太炎二三事》里说到章太炎曾送给柳亚子扇面,所录是太炎自己的诗:
流汗蒙头愧黑辛,赵家熏腐解亡秦。
江湖满地呜呼派,只逐山膏善骂人。
此诗为太炎作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题《名学会摄影书后》,曾刊登在是年《选报》第十二期上。次年,太炎有致陶亚魂、柳亚子书,历数自己思想之转变,后亦将前诗书扇赠柳亚子。如此,柳亚子则为太炎之弟子,而曲园之再传弟子也。
五月二日,柳亚子寄《叠韵和平伯先生兼呈长环夫人》诗给俞平伯,有询问俞曲园、章太炎、吴承仕三传事。诗下自注曰:
曲园翁一传而为太炎章先生,再传而为检斋吴先生,皆以学术家而兼思想家,且并致力革命,非琐琐经生,岂刘申叔、黄季刚辈所能望其项背?此友人齐燕铭同志告余,燕铭则检斋门下士也。宋云彬兄谓太炎《谢本师》一文,实为爱护曲园翁,虑其株连受祸而作,非真有所不满于师门。此言亦良是。
按,关于章太炎《谢本师》事,宋云彬先后有两篇文章分析过,其在《章太炎的〈谢本师〉》中写道:
章太炎受业于德清俞曲园。太炎加入革命党,反对清廷,曾受俞氏呵斥,他撰《谢本师》一文,起而抗辩。我想他写《谢本师》这篇文章,还有别的原因。当时清廷的专制淫威,可以使人遭灭门之祸,他既加入革命党,公开声讨清廷,深恐因此而连累到他的本师,特地写这篇文章,替他的本师预作开脱地步,当时他们师徒之间,一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
五月十二日,俞平伯致柳亚子函曰:
先曾祖与太炎先生之离合始末,诚有如来诗跋语所云。盖太炎晚年犹惓惓师门,于行文时仍称先师云。自吾曾祖三传而至检斋先生,于政治意识之前进上真有积薪居上之感,盖亦时命使之然耳。
十六日又致函曰:
鲁、吴二君,诚馀杭门下龙象,如惠赐诗篇所云。黄季刚师晚节虽蹉跎,终胜申叔甚多。至前书之“三传”,确是“再传”之讹。承指误,并感。
鲁、吴二君指鲁迅、吴承仕。
基于俞平伯与柳亚子关于俞曲园、章太炎、吴承仕等探讨之深入,且柳亚子亦为太炎弟子,俞平伯遂有请柳亚子为其所藏《三经师手札》题跋之议。五月二十二日,柳亚子设宴颐和园万寿宫,为自己六十三岁生日“暖寿”,俞平伯、宋云彬等受邀参加。俞平伯即持《三经师手札》往之,路上,示诸同行众人。宋云彬当日日记称:
途中平伯出示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致其先曾祖曲园先生函如干通,裱成册页,颇堪重视也。
次日,柳亚子即赋诗五首。其是日日记曰:“晨起为平伯题浙江三经师致曲园翁手札册页,成诗五首之多,颇得意。”此五首诗收入《磨剑室诗词集》题作《平伯先生长环夫人出所藏馀杭师暨戴子高孙仲容两先生上曲园翁笺札册页见示属为题诗敬赋》,分咏俞曲园、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俞平伯五人。诗曰:
吴门流寓曲园翁,身世随园有异同。籍著两家称弟子,先妣费太君讳漱芳,晚号德园老人,髫年时受业于同邑禊湖徐丸如女士,而女士母吴琼仙,则随园《湖楼请业图》中人也,故先妣于随园,可称三传弟子。余少游馀杭师之门,又实为曲园翁再传弟子云。缘悭一昔坐春风。颇闻谬论神狐祟,倘与微言伯定通。世传曲园翁典试某闱,为妖狐所祟,出题“君夫人阳货欲”,以是免职,余颇疑翁见清政不纲,不欲侧足焦原,故以微罪作归计耳。此与龚自珍答友人问“正大光明殿赋”官韵,谓是“长林丰草,禽兽居之”者,殆有相同之点云。更喜曾孙传慧业,刘樊仙侣酒边逢。
馀杭门下负传薪,敢与周吴竞德邻。谓周树人、吴检斋两先生也。贱子髫年惭受莂,本师晚节定完人。邹容墓草华泾宿,马叟书楼歇浦新。电稿沉沦征未得,不应天遣丧斯文。余年十七,读书上海爱国学社,始及馀杭师之门,与巴县先烈邹蔚丹讳容者相稔。馀杭著《驳康有为政见书》,巴县著《革命军》,余偕同邑蔡冶民姑丈、陶亚魂挚友,醵金付大同书局印行,二公以是重余。《苏报》案起,老贼吴敬恒告密,两公牵连入狱,犹以书勉励余,馀杭书有“庶使朱长孺、陈长发辈知后起有人,积薪居上”云云,朱、陈并吾邑之明遗民也。馀杭判苦役三年,巴县两年,而巴县竟瘐死提篮桥西牢中。有言清虏实贿狱吏,以鸩毒毙之者,疑莫能详已!馀杭狱期满,孙先生在日本东京,遣同志龚炼百诣上海迓之,遂主《民报》社。辛亥革命以还,踪迹疏阔,芦沟桥抗战前后,闻与丹徒马相伯先生通电宣言,主张国共合作,共御外侮,余为拍案叫绝。惜求此电文十年,尚未入手,为遗憾耳!巴县殉后,亡友刘三为营葬华泾,今刘三亦久逝矣!
梦隐吾留第二图,戴君遗迹未模糊。此才合继杨秋室,家祭宁忘陆鉴湖。榷史南明应不朽,校书白下似追逋。思量温李徐钱傅,册载终怜旧业芜。子高有《梦隐图》。四十年前,顺德蔡寒琼为余缋《梦隐第二图》,余自题《金缕曲》一阕,颇沉痛,盖有天荒地老之感,不虞今日之翻身也!南明遗事,用正史体裁写订者,首为乌程温哂园之《南疆逸史》,而吴郡李瑶、六合徐鼒继之。李书名《南疆绎史》,盖得哂园残本,而窜改增补,实为点金成铁之作;徐书名《小腆纪传》,其命名颇恶劣,而书则后来居上也。其后元和钱绮、大兴傅以礼两人,一撰《南明书》,一撰《后明书》,似均未脱稿云。归安杨凤苞撰《南疆逸史跋》若干首,存《秋室集》中。盖终胡清之世,温氏书只有传钞,绝无刻本。子高客南京官书局时,始得一钞本,加以校勘,丹黄狼藉,藏上海涵芬楼中,安阳谢刚主[国桢]撰《晚明史籍考》时,犹及见之,惜毁于倭寇“一·二八”淞沪之役矣!幸子高别录一副本,附以杨跋,寄赠傅节子[以礼],后归吾友顺德邓秋枚[实],始由国光书局铅印行世云。余少喜史学,颇以撰述《南明史》自任,蹉跎卌载,一事无成,弥深遗憾。曩在桂林,与挚友朱琴可[荫龙],有修史之约,极盼琴可能早日北来,共襄盛业也!
大吕黄钟孙仲容,天图地碣辟鸿蒙。郑玄经术非吾恋,剧孟雄心喜汝同。未见柳车藏季布,早令海曲窜梁鸿。华夷大义春秋笔,皕稔留传在浙东。传馀杭出狱时,仲容曾与通问,署名荀羕,拟招馀杭居温州,以北海孙宾石自命,会馀杭已东渡,乃不果云。
生惭赐也善方人,羞说薰莸共一尘。胡广中庸能劝晋,延陵抗节抵成仁。目无馀子狂奴老,学有渊源家法新。感激温柔敦厚意,不辞着粪佛头频。昔贤言:“与公瑾对,如饮醇醪。”余见平伯先生,亦有此感,恒以温柔敦厚四字品目之,盖人如其诗,诗如其人矣!于长环夫人亦云。
五月二十八日,柳亚子生日,在萃华楼设宴庆贺。宋云彬是日日记:“傍晚赴韶九胡同陈振汉处访亚老。亚老今日生辰,至友七八人在萃华楼设宴庆贺,余亦参加。”次日,柳亚子复在中山公园设宴,答谢昨日前来祝贺之友朋。宋云彬是日日记曰:
中午,亚老在中山公园上林春设宴答谢,偕同伯宁、剑行往平伯所藏太炎手札已自亚老处取来,今日开始以打字纸复写,俾供参考也。
宋云彬治学论文,雅近太炎,且喜谈经方,有“太炎迷”之称。所以当他看到太炎早年上曲园手札后,其心情的激动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心生摹录之意。
宋云彬向柳亚子提出借阅此册页,估计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韶九胡同陈振汉处访亚老”时,得允(宋云彬之所以未直接向俞平伯借阅,一则可能两人不甚熟稔,再者俞平伯对此极为珍视)。遂于二十九日“自亚老处取来”,始得“以打字纸覆写”也。据宋云彬日记,五月三十日“覆写太炎手札两通”,六月五日“早起,覆写太炎手札数通”,六日“钞太炎手札三通”,七日“钞太炎手札数通”,十日“摹写太炎手札毕”。
俞平伯五月二十二日将《三经师手札》交给柳亚子,请题诗。十一天后即去信催问。此时该册页犹在宋云彬摹录之中。直至六月二十一日,该册页才通过叶圣陶还给俞平伯(至于宋云彬何时交还柳亚子,柳亚子何时送叶圣陶,或者宋云彬直接交给叶圣陶,皆因相关资料残缺或日记失载,无从考得)。俞平伯读了柳亚子题诗后,致函谢,函中称“于跋语结尾,并谂前日欣逢丈揽揆之辰”,知柳亚子落款处,必有提及生日云者。而此《三经师手札》之原件,之后便如空中黄鹤,杳无音讯矣。
宋云彬摹章太炎手札
宋云彬摹本仅摹录章太炎手札九通及其题识,并誊录吴承仕、俞平伯跋语等,于七月十四日托汪君将之送琉璃厂裱画店裱成册页。
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宋云彬好友王伯祥到北京出差。七日即来过访,宋氏出此册页示之。王伯祥“挟归寓所”,后有跋曰:
云彬治学论文,雅近馀杭章先生,而喜谈经方,亦时复玄契。二十年前,余与君接砚齐辉堂,共事丹铅,辄以“太炎迷”目之,相引为笑,不迕也。丁丑倭难作,君远走湘桂黔蜀之郊,所至宣力文教,阴为人民地,颇中当事之忌,违难香港者有年。迨北平解放,君又从海道间关入都,协赞新治乃退。然仍理故业,在出版总署任编审。余滞迹沪滨,与君暌离十馀载,不获一面,每涉昔游,时形梦寐而已。庚寅春杪,余以事北来,亟过访其京邸,欢然道故,见君舂容雅度,不减当年,而鬓毛异色矣。谈次,出斯册视余,君初入都时假诸平伯,手摹自存者。余挟归寓所,展玩数四,恍亲真迹。盖其笔画起落,婉转神似,无毫发憾,足征瓣香有素,心慕手追,乃克臻此,非徒耽情翰墨,结习难蠲已也。未几,余以屏当移家,匆匆南旋,斯册留扃行笥,未及检还。秋深重来,复以尘事劳扰,遂尔寝阁。今理笥得之,顿触曩绪,不胜愧汗,爰志颠末归之。一弹指顷,岁逾一周矣,君不笑其疏慵犹昔乎?辛卯夏至后一日,巽斋王伯祥谨识。
王伯祥跋宋云彬摹章太炎上曲园手札册页
所谓“展玩数四,恍亲真迹。盖其笔画起落,婉转神似,无毫发憾,足征瓣香有素,心慕手追,乃克臻此,非徒耽情翰墨,结习难蠲已也”,足见宋氏临摹时之敬畏,一丝不苟,无愧太炎粉丝之雅号。
由于太炎此九通书札、一篇题记暨俞平伯节录致吴承仕之函,并吴、俞跋语,皆未见刊载,亦未见他书征引,益不知经历各种运动后其原件是否尚存天壤。若原件无考,则此册页之价值,直可以“下真迹一等”视之。
章太炎行书七言联
二、章太炎“腹中阶下”行书七言联
藏品中有章太炎行书七言联一幅,联语曰:“腹中贮书一万卷,阶下行僮千户侯。”落款仅“章炳麟”三字,钤“章炳麟印”、“太炎”二印。上款“云彬属书”四字,实为章太炎夫人汤国梨补题,且其书写风格亦模拟落款字迹。这其中必有故事。
我们知道,宋云彬对章太炎之崇拜,其来有自,据前《摹章太炎上曲园手札册页》所述可见大略。其在桂林时曾写过一篇《读〈訄书〉》:
我是喜欢翻翻旧书的,尤其喜欢读章太炎的文章,因为他言之有物,而文笔简练,起讫自在,不象一般写古文的,搭起了空架子,起承转合,而内容却空空如也。但在桂林,想买或者借一部《章氏丛书》是没有的;最近在图书馆借到一本《訄书》,慰情聊胜于无,一周间竟读上了十多遍。
比较难读的《訄书》,“一周间竟读上了十多遍”,可见“太炎迷”不是挂在口头上的。宋云彬在政论文章里,大都会评述太炎之革命功绩;在学术文章里,也大都会引用太炎的学说与观点来立论。
一九三六年六月,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因生前敬慕张苍水,表示“生不同辰,死当邻穴”,遗嘱葬西湖南屏山张苍水墓侧。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并发布国葬令:“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但因抗战爆发,国葬搁置,家人在南下逃难前,暂将其浮葬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一九三九年五月,宋云彬写了一篇《章太炎逝世三周年》:“太炎先生的故乡虽还被敌人占领着,太炎先生的灵柩还在苏州,没有正式举行国葬,但在持久抗战的政略下,相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只要待失地收复,太炎先生的国葬,一定会在民众热烈欢腾的情绪下来举行的。”待到抗战胜利,内战又起,纷扰世界,无刻安宁,以致太炎灵柩迁葬南屏山一事,迄未有果。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夫人汤国梨为太炎先生安葬事,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访时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宋云彬,不遇,“留条而去”;同时又数次相商于时任民进中央主席、教育部部长的太炎弟子马叙伦先生。
一九五四年九月,宋云彬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三日抵京,住华北招待所,十一时到北京饭店报到。宋云彬当日日记:
乘便看包达老,适沙文汉亦在座,与沙谈及章太炎安葬问题,沙谓可再与齐燕铭商谈,请齐向周总理请示,如周总理有所指示,则此事易办矣。
齐燕铭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也即在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务院改称国务院,齐燕铭被任命为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且未及两月,又担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所以沙文汉有“请齐向周总理请示”语。
十日,宋云彬“致函马叙伦,为章太炎安葬问题”(日记)。
十三日,宋云彬得马叙伦覆信。覆信曰:
马叙伦致宋云彬信札
云彬同志:
手示奉悉。敝躯自杭归后反复数四,近得小痊。承注感甚,谢谢。章太炎先生葬事,往年章夫人一再相商,得中央许拨张苍水墓近之地,惟章夫人期期于国葬名义,蹉跎迄今。现据教示,知仅在经费一节,并欲伦为进商,自当努力。弟恐近月总理无此暇日相晤,倘有机会,仍当请命。先此肃复,馀面不一。顺祝
健康。
马叙伦。一九五四年九月一二日。
宋云彬日记记曰:“马叙伦有覆信。……字如胡桃大,以日本白棉写成横幅,其意盖欲余付之裱装,留作纪念也。”此件今存,且已裱成横披。
在此之后的数月间,为章太炎改葬事,宋云彬颇为用力,其日记中亦多有记载。
十一月三十日:
前为章太炎葬事,致函齐燕铭,请中央电浙省人民政府,从速协助办理。今接二十七日齐燕铭复函,谓“来函敬悉。关于章太炎先生移葬杭州事,国务院秘书厅又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电华东行政委员会并浙江省人民政府,请即协助办理。望在杭就近查询”。
十二月二日:
赴图书馆,与阆声商谈章太炎改葬事。
三日:
上午写长信致沙文汉,言三事:……(二)章太炎改葬西湖,沙曾谓西湖为风景区,不宜造新坟,特为之解说。……下午赴图书馆,看阆声,示以致沙文汉信,阆声同意,遂付信差送去。
六日:
下午二时,赴文史馆,商讨章太炎葬事及文史馆新聘馆员、造报预算等事,张阆声、邵裴子均出席。
此事至此基本议定。期间,或亦有请陈叔通、沈钧儒二人助力者,陈叔通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致宋云彬函曰:
太炎先生安葬,除由全国委员会电杭送花圈外,并代夷初、衡山、弟三人送花圈。夷初又另电请公代致祭。弟顷与衡老商,我们两人亦请一并代理。至托至托。
陈叔通致宋云彬信札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先生举行了安葬仪式。并按照太炎先生生前遗愿,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
宋云彬当日的日记简略地记录了整个过程:
连日雨且寒,昨始放晴。
上午八时,同月涓及两小孩并携相机赴蒋庄,摄影四幅,即偕同马一浮、张阆声等赴章太炎墓地。
九时半,安葬典礼开始。马一浮主祭,余与田桓、汪东等六人陪祭。余代表政协浙江省委员会致词。
下午,章夫人汤国梨来谢。
晚,省人民委员会宴请章太炎先生治葬委员会同人及章夫人。
太炎先生安葬西湖南屏山麓张苍水墓右侧,促成其事者以余之力为多,余别有记。
章夫人所谢者,可能就是这件补题上款之对联。汤国梨之所以要补题上款,可能也含有代表太炎先生之意。这对于“太炎迷”的宋云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礼物。而宋云彬所言“别有记”的文字,可惜未能发现。两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月,宋云彬写了一篇《鲁迅和章太炎》,文中说道:
章太炎的遗体于前年迁葬西湖南屏山麓。今年春天,据说有人准备把他的遗体从坟里挖起来,迁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虽然被及时地制止了,但到现在还没栽上一枝树,以后能不能遂他生前的志愿,永远葬在民族英雄张苍水墓的旁边,还是一个问题。
此事盖针对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发费孝通《为西湖鸣不平》一文而作。宋云彬当日日记曰:
上午看《人民日报》,见第八版登了费孝通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为西湖鸣不平》。他讨厌西湖上的坟墓,说像个馒头,非常讨厌;又讨厌岳飞的塑像,说是个泥菩萨。他说的话不是没有理由,但看问题不全面,而且经他这样一说,一般蓄意破坏西湖古迹风景的妄人如余森文之流倒振振有词了。想写篇短文来纠正他,可是思想不能集中,写不出。
打电话给振铎,问他看过费孝通的文章没有,他说没有来得及看。……六点钟郑振铎来,同赴大同酒家吃饭。振铎刚刚陪周总理看了全国国画展览,周说:“今天费孝通那篇文章还不错,我也有同感。”又说:“此次杭州掘坟,我去电报叫他们恢复,但是忘记补充一句话,就是不一定要恢复原来的样子。”
这就是著名的西湖挖墓掘坟风波。迁章太炎墓出西湖风景区的意见“虽然被及时地制止了”,但最终还是在十年后的一九六六年底,不幸而被言中,红卫兵将太炎先生墓夷为平地,且将遗体曝于荒野,棺木亦被劫走。直到一九八一年十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始捡回骨殖重新葬于原处,墓形亦如旧观。
(原载《宋云彬旧藏书画本事考》,收入《仰顾山房文稿》,凤凰出版社,二〇二〇年六月)
作者简介
俞国林,浙江桐乡人,编审,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200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撰著《仰顾山房文稿》《天盖遗民:吕留良传》《吕留良诗笺释》,点校《吕留良全集》《四书讲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演《但是还有书籍》(第一集)。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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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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