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平山小学70年代电影取景(里巷故事水塔小学皮业巷)

原创 马里波

入住维安里,我正好上小学,此后20年,读过2个小学2个中学,学业漫长,学路悠远,前后13年,比旧时“寒窗”还多苦熬了3年。

小学1—3年级,就读水塔小学,学校藏在皮业巷内,两栋校舍形似双塔,老旧得有些年头。每日上学,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横穿厚生里的一间过街小屋走生成南里,一条经过方正里的正道走花楼街。前一条路短省时,后一条路宽热闹,通常,我上学走前一条,放学走后一条。

新会平山小学70年代电影取景(里巷故事水塔小学皮业巷)(1)

大律师施洋,金山饰。

1957年,正读小学三年级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汉摄制电影《风暴》,花楼街和皮业巷被选为外景地,一夜之间,一条长街和一条小巷被复辟为二三十年代旧汉口模样。皮业巷内家家户户被涂成黑门灰墙,巷内一堵大墙上书写一个黑森森的“當”字,触目惊心。

那几天,学校的老师和巷内的居民翻箱倒柜,搜寻出旧时衣物,蜂拥去做群众演员。记得学校一位汤姓老师,穿一件长袍踱进摄制现场时,惹得围观的同学一阵哄笑。拍《风暴》那几天,花楼街上热闹异常,路上行走的人群,个个如出世的古董,瞬间穿越到了民国岁月。后来才知道,现存的皮业巷5号,原来就是过去“二七”烈士施洋律师的事务所。

在水塔小学读书三年,历经三个班主任,分别姓饶、孔、王,都是女教师。饶老师外表忧郁,教书上课,以情动人。有一回讲到个人经历家庭往事,语重心长,神色凝重,让人觉得饶老师有重托嘱咐于我们这些小学生。孔老师白发苍苍,年事已高,分外严厉,教我们用毛笔写大字,运笔用墨一丝不苟,稍有规矩不到,即大声呵叱。王老师全名王剑鸣,响亮豪迈。

王老师教语文,我别科平常,唯语文甚通,被王老师青睐,委以中队长职务,成为班干部一员。班上另有两位班干部,都是女生。一个叫杜多珍,班主席,身高脸黑,像乡下姑娘。一个叫陈玲琍,长相甜美,漂亮可人,因是“三杠”大队委,样子凛然不可冒犯。班干部开会,都是杜主持,认真执着,陈却随和,总是笑嘻嘻附和杜的意见,从不随便抵触矛盾。

读到4年级,母亲见我长大,不会再无故调皮,就将我转学到她任教的洪益巷小学。这个学校为湖北省重点小学,操场大校舍大学生多老师多,又是全省“劳卫制”试点开展的小学,声名远播路人皆知。所谓“劳卫制”,原是仿效苏联《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五十年代初,洪益巷小学大胆冒进,把一个只准在中学以上单位才让开展的“劳卫制”,在一所小学搞得风生水起。

那几年,洪益巷小学开办了武术班、体操班、航模班、田径队、篮球队、射击队、乒乓队…… 那位叫刘云英的女校长眼界开阔,慧眼识珠,招揽了无数人才能人。

记得那个教武术的郭老师,不仅让麾下的学生把棍棒舞得满场生风,在全省现场观摩会上,还亲自下场耍了一套醉拳,把座席上的领导们看得目瞪口呆。还有身材矮胖的陈修林老师,身为男教师,却能在体操垫上把一套女生的自由操翩跹得千娇百媚婀娜多姿。更遑论他操练的女生,个个都能在平衡木上如履平地翻飞自如。

然而,每回现场大会上最壮观的场景,还是那些在操场上空满天飞舞的航模飞机。平常难得露面的航模班的同学们,在教他们做“飞机”的黄老师的带领下,满场奔跑,人欢马叫,一片欢腾。

不过,每次现场会上的压轴,总是那个长相甜美小女生的歌唱。有一回现场会的前夜,大家正好在操场上歇凉,在众人的鼓噪下,小女生又唱起了那首动人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其时,皎月明媚,星空闪烁,歌声在星云间穿行流转,景象真如歌声中唱的那样,令人遐想陶醉。今年偶遇洪益巷小学老同学郭代康,他告诉我,这个小女生叫杨映彩,当年比我还大一岁,现在还喜欢唱歌。

从维安里到洪益巷小学,比去水塔小学稍远,要跨过民生路,拐进花楼街,方能弯到洪益巷。洪益巷小学以前叫“武汉市第二十三小学”,黄墙黑门,容貌苍老,浑似旧时衙门。操场上的校舍有新有旧,两座旧楼平房古色古香,一栋三层新楼时尚新潮。学校上课放学不用电铃放声,仍由一位驼背老校工拉绳敲钟,大钟铛铛一响,振聋发聩,让人觉得这个学堂来路不凡古风犹存。

我在洪益巷小学三年,遇着两位班主任。一位女老师,姓易,五十多岁,和学生说话慢条斯理,事无巨细,如同家中长辈叮嘱家事一样。一个中年男老师,叫高连成,北方人,当过兵,上过抗美援朝战场。高老师不苟言笑,处处显露军人作风,带我们做游戏,多带战争色彩,如,隐蔽行军,捕捉俘虏。

我在洪益巷小学读书三年,并不如意,一是在水塔小学当过中队长班干部,如今沦为平头学生,自尊心受挫;二是算术课平庸,学习堕落为一般,与好学生渐行渐远。果然,中考不佳,落榜向往已久的一中,和一些二三流同学上了一个二三流的学校,咬牙切齿地去了第五中学。

新会平山小学70年代电影取景(里巷故事水塔小学皮业巷)(2)

1956年洪益巷小学

五中在民意街上,上学放学,要在中山大道最热闹的一段路上走半天,沿途经过工艺陈列馆、稻香村食品店、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东来顺、老万成、福庆和,六门百货、新华电影院……耳目所及,车流如梭,人流如织,店铺之繁茂,令人目不暇接。我进五中时,正当新校舍开启,红砖白墙,桌椅簇新,气象万千,人人兴高采烈。

但三年之后,我进十二中读高中,发现五中校舍与十二中雷同,都是仿苏横式。不过建于1954年的十二中,远比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匆匆盖成的五中富贵阔绰,门窗高大地板精致,只有砖混水泥的新五中不可比拟。

在五中,初一的班主任叫王光福,一位教政治的中年男老师,说话一口浓烈的黄冈乡音。待到我上初三,王老师升任教导主任,有次课间操,见同学没精打采,便为大家打气,说:“现在形势越来越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今年吃红苕,明年炸油条,后年下水饺。”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上到初二,班主任换为教数学的刘老师。刘老师平头高个,说话汉腔十足,但尾音总是拖一个“嘞”,“明天嘞”“后天嘞”“做么事嘞”,听得人头皮发麻。我一惯数学不好,不受刘老师待见,有次起立答问稍微迟钝,被他瞪眼训斥:搞么事搞嘞。

读到初三,又换了个班主任,男老师,教语文,叫张庆利。张老师年轻斯文,只是说话绵软,腔调浑似女声。周末,学校在顶楼办舞会,张老师上场,一众学生躲在黑暗处喝倒彩,大喊:舞迷子的腰像关刀,舞迷子的脚像陀螺,舞迷子的手像白莲藕……张老师听到,一笑了之。

1959年,印尼排华,许多华侨回国,五中也有了两位归侨老师。一位女老师,姓黎,双眼皮大眼睛,长相妩媚,说话温柔,教我们英语。有次上课途中,黎老师放下英语不表,忽然泪眼婆娑情绪激动地勉励我们要努力上进好好读书,让一教室本来心不在焉的同学,刹那安静,面面相觑,个个不敢做声。此后多年,我只要听见看到“苦口婆心”一词,就会想起那天含泪发言的黎老师。

另一位归侨男老师,年轻,超帅,姓邱,教我们化学。邱老师操一口港台普通话,话语亲切,循循善诱,从不知发脾气为何物。有次上实验课,我不慎让试剂滴烂了灯芯绒新衣,邱老师见了,傍在我身边叹息半天。

不久,化学教研组新来了一个漂亮得不得了的女老师,常与邱老师成双入对进出,所有的学生都认为,邱老师应该谈一场恋爱了。可惜,时日久长不见进展,女老师仍然热情,但邱老师无动于衷。邱老师有个弟弟在湖北队踢足球,守门员,外号“小邱”,当年球迷个个认得知道。

五中有位体育教师叫高树声,中年,瘦高,篮球国际级裁判。凭人脉名气,高老师把少体校一个篮球班的学生弄到五中读书,让全校同学天天看到灌篮高手,顺便也把武汉市中学篮球冠军头衔揽入怀中多年。

高老师的爱人与我母亲同事,彼此认得。一天晚上,忽然有人在我家楼下叫喊“马里波”,下楼一看是高老师,大吃一惊。高老师告诉我,因我会打乒乓球,省电信局技校可以免试让我入学,问我去不去,我听了,受宠若惊,不知所以。母亲知道后,一哂,说“这个老高”。

五中另一位在全市名气很大的老师,是教音乐的陈兰。陈老师中年女性,短发矮个黑瘦,是武汉市音协理事。陈老组建了一个“武汉市少年红领巾合唱团”,我曾滥竽充数地被圈进去瞎唱过几天,至今还记得《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词。我班有两个同学跟陈老师学弹琵琶,多年以后,其中一位叫赵伟明的同学,成了名满省市的琵琶演奏家。

上学去五中,下课回维安里,不厌其烦地在中山大道上往返走了三年。天热了,掏五分钱,在老万成买一杯酸梅汤;嘴馋了,踅进福庆和,找个座位吃米粉。读初二,全班男生成了“武汉市说唱团”的圈粉,每个人攒够了两角钱,一起去民众乐园听一回湖北大鼓和湖北小曲,天长日久,同学“金跛子”竟会唱长段的湖北小曲《椰林怒火》。

1964年,终于在五中读完了初中。全班50余位同学,仅3名没能升学,其中就有成绩最好长相最帅的班主席夏汉生。同学们为夏汉生难过,但心知肚明,怪只怪夏汉生的父亲在旧社会太过“反动”。多年后,终于明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听听可以,当真不行,所谓“出身论”,大道理而已。

高中就读十二中,住在学校,仅在周日回家蹭顿饭吃,呆在维安里的时日逐渐稀少。

以后4年,两年正在“文革”当中,其时,红卫兵起,青春火热,激情澎湃,回到维安里,遇知生、腊肉、长源、再康……等,议论时政,神情凝重,好似毛泽东当年在《湘江评论》中放言那般豪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安知天下者国家者社会者都是领袖们在主宰浮沉。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新会平山小学70年代电影取景(里巷故事水塔小学皮业巷)(3)

编辑: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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