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在哪里（若问祖先何处来）

导语

山西、河南等全国很多省份的民间，都流传着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它们的具体情况有所差别，但基本主题和主要情节则近乎一致。与之相应，传说流行区域大多还盛传着“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谚谣，表达着较明显的祖源地认同。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甚至成为了许多自认为山西移民后代的人心中的家园象征。

这首童谣中，老鸹窝也常常写为“老鹳窝”、“喜鹊村”。这一变称，与“老鸹”，也就是乌鸦通常被视作不祥之物有关，故而改为寓意吉祥、飞来报喜的喜鹊。这隐约表明，是老鸹还是喜鹊，关系似乎不大，它可能更多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存在的。

通常来说，河南、山东等地洪洞移民传说包含移民缘起传说，大槐树地点的传说，官府强迫或欺骗民众的传说，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等。

（一）移民缘起传说

河南、山东、河北等盛行的移民缘起传说，主要有《御箭射雁——胡大海复仇记》、《三洗怀庆府》、《燕王扫碑——红虫吃人的故事》等。

01

《御箭射雁——胡大海复仇记》

元朝末年，胡大海在河南要饭，感到此地人情太坏，便立誓报仇。后来，他投入朱元璋麾下，为其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朱元璋封赏时，胡氏拒不受赏，陈述了讨饭受辱旧事，想要报仇雪恨。朱元璋一番权衡后，允许他报一箭之地的仇。胡到河南后，搭弓射箭，正中大雁，雁飞箭走，他的士兵从河南杀到山东，造成两地人口锐减。朱元璋只好下令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往河南、山东迁民。

02

《三洗怀庆府》

《三洗怀庆府》讲的是在今天河南的修武、武陟以西，黄河以北地区，明朝时为怀庆府管辖，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朱元璋与元军在怀庆府地区拉锯作战，双方在占领怀庆时期让百姓悬挂拥护己方的牌子。百姓不堪其扰，就在牌子一面写上拥护元军，一面写上拥护朱元璋，哪一方攻过来，就将哪一面翻出来。后被常遇春识破，上报了朱元璋。那时候，农民军战事不顺，朱元璋正郁闷难平，闻讯后更是火冒三丈，立即下令将怀庆府百姓斩尽杀绝。朱夺取政权后，便下令从人口密集的洪洞县往怀庆府迁民。

03

《燕王扫碑——红虫吃人的故事》

《燕王扫碑——红虫吃人的故事》讲的是河南、河北、山东等广大地区流传着的“红虫”吃人故事，这事和“燕王扫碑”有关。话说，明朝建文帝登基后决定削藩。燕王借口朱元璋祖训，发动“靖难”，率军向南京进攻。他先攻河北，次攻河南，再攻山东，沿途受建文帝军队反抗，大战数年，终于攻下南京。长期战乱造成了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的局面。燕王的军队都头戴红巾，所以百姓称之为“红虫”，“红虫”含有瘟疫的意思，所以民间就有了“红虫”吃人的传说。朱棣登基后，下令从洪洞大槐树下移民到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浙江一带开荒种田，发展生产。

（二）官府强迫或欺骗民众的传说

官府强迫或欺骗迁民的说法出现得较早。比如《迁徙记》，它说明明初由于灾荒和战乱，黄河流域人口减少，统治者从人口稠密的山西往外迁民，洪洞县大槐树就是明政府办理迁民手续的地方。

山西境内有个凤凰窝村，村中多人在朝中做事，他们可以不迁，因此，其他地方的百姓纷纷逃至凤凰窝落户。朝廷闻讯，发布圣旨，说凡是凤凰窝的人必须外迁。百姓傻了眼，被官兵押解着办理了迁民手续，前往黄河流域。

（三）大槐树地点的传说

河南安阳的传说是，负责迁民的李恪采用多种方法诱迁百姓，他扬言不愿迁移的百姓可到广济寺左侧大槐树下等候裁定。人们闻言，信以为真，结果凡到树下的百姓都被迁走。据说，当时大槐树上有个鸦巢，迁民望之感慨，说：老鸦尚有个窝，咱啥时候才有安居之日啊。由此，大槐树成为了祖先忍别故乡的标志。

（四）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

在街头巷尾，若遇到一群自称是大槐树迁民后代的人，确认彼此身份最简便方式，或许就是脱掉鞋袜，露出脚趾，给对方指指脚趾甲，看是否分成了两半。在大槐树传说中，关于小脚趾复形的说法有好几种：

第一种，官兵强迫聚集在大槐树下的人们登记，登记过的人必须脱掉鞋子，用刀在脚小趾上砍上一刀。

第二种，被迁民众把自己子女的双脚小趾咬裂，以示纪念。

第三种，讲的是洪洞大槐树的迁民中有三兄弟，为了解救别人，杀了官差，他们分散逃跑，为了日后相认方便，各自用石头在脚趾上砸下印记。

第四种，这个特征是轩辕黄帝子孙具备的，而黄帝就是洪洞县孙堡人。

如果觉得脱鞋不雅，便可询问对方是否了解背手、解手的含义。相传官兵强迫百姓登记后，为防止迁民逃跑，便把他们反绑起来，用绳联结，押解着上路。由于手臂长时间捆着，渐渐麻木，迁民们也大多习惯背着手走路了。

押解途中，迁民经常需要小便，只好向官兵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请求变得口头化，只要说解手，就知道是小便的意思，此后，“解手”便成为了小便的代名词。

正是流传在各地的上述传说，构成了“洪洞移民”后代的祖先故事。传说的分布区域非常广泛，包括北京、河北、山东、江苏、陕西、河南、安徽、山西等等。这些传说虽有差异性，但大体主题与结构都非常接近。伴随着人口迁移，由人诉说的传说也会扩展到新的区域，成为新区域的祖先记忆。

二、族谱中的大槐树移民

除却传说之外，族谱实际成为了研究洪洞大槐树移民最重要的资料。民国时候，有人就感慨，大槐树移民“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就是说，关于大槐树移民，官方史书中几乎没有记载，族谱中的记录倒是很详细。

族谱中的大槐树移民说法有不少可质疑之处，但无疑的是，族谱记录和传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人们对自身祖源地的认识，强化了人们作为大槐树迁民后代的历史记忆。河南长垣明代嘉靖版《王氏家谱》记载：

“……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

洪武定鼎之初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

这表明，明代就有了洪洞移民的说法。但是，有相当多的族谱和墓碑，仅记载到山西洪洞，再具体的地名就出现了缺失。河南内黄马固村《明故王公神道碑》：

“始迁祖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也。”

（后缺字——引者注）

貌似撰写人当时并不知道祖先家乡的具体信息。赵世瑜发现了一个事例，更加深了这层怀疑。河南济源南水屯村的张家祠堂，香案牌位上写道：

“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

由山西省洪洞县迁至

济源南水屯

迄今已六百二十九年。”

（意即张家祖先是明初从山西洪洞县迁到河南济源的——引者注），张家祠堂还有一块距传说移民时间比较近的碑刻，其文写道：

“公讳威卿，

乃济源之世家

其所居县曰沁阳，

里曰堽头，

村曰南水屯，

是其先祖之发庐。”

神道碑所写从山西洪洞移民的经历不仅没有出现在碑刻里，碑刻里反而写明这位始祖为当地土著，县、里、村等信息非常具体。

到了清代，传说中的地名开始逐渐在族谱和墓志中出现。洛阳康熙版《李氏家谱序》说：“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 巩义康熙年间的《李氏始祖碑》载：“始祖讳铭，妣郝氏，原籍山西洪洞县人。” 太康乾隆年间《赵氏墓碑》说：“始祖讳太，始居山右，原籍洪洞县老鹳巷。”巩义咸丰年间的《刘镇华九世祖墓志》载：“明初始祖讳朝仁由山西洪洞迁巩。” 巩义新修《贺氏家谱》载：“我巩义贺姓，系明朝初年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这表明，大槐树传说的流传至少有了300多年的历史。

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族谱丢失、重修的情况较为常见。如果中断了记载，后代如何追究自己的祖先来历呢？个别族谱的记载，似乎透露了一些信息。河南新郑大司村嘉庆年间《司氏墓碑》记载，司家墓碑在明末动乱时悉数被毁，后来听闻

“巩邑王氏话及洪武七年秋，

自洪洞断桥河迁民。

全册其家世世藏之，

即令余族侄名权及乔年者，

遂往抄册。

云钦命侯监理督察院大学士

率迁民三千七百四十丁，

牌二十有四，

至巩之背阴，

分业务农。

吾祖季昆三人，

牌分第十七，

迁郑遂定矣”。

也就是说，司家还是听巩义的姓王的人说起，知道人家家里有族谱，派人去抄写，方才确认了自己祖先的来历。偃师道光版《滑氏族谱》的记载更加有趣，兹引如下：

明朝洪武年间相传始祖母，携其三子自洪洞县迁移偃师县游店村西头……滑氏之式微甚矣……或问迁民之说端何时？熙曰无据（问起什么时候有了这个说法的，都说不知道，也没根据）。尝考《明史》，洪武朝户部郎中刘九皋上疏，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余利，人无失业也，上从其言，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屡徙淅西及山西民于滁、和、河北、北平，则滑氏之来偃，其在明初无疑也。或有问未迁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乡尚有何人？熙曰无据（问起没有移民的族人住在山西哪里，还有什么亲戚，都说不知道，也没根据）。老人相传，自洪洞大槐树下迁来。一说山西迁民不迁洪洞，凡属迁徙者，各族皆有此说……即游店村西头，滑氏老坟，立一古碑，观其所载，仅书自山西洪洞迁来。

这段文字开篇用“相传”两字，透露出撰写者对祖先迁徙说法的审慎态度。他得出滑氏迁至偃师“在明初无疑也”的依据是，明朝政府在明初曾从山西外迁民众，传说说法与该事件时间吻合。有的族谱撰序者对这种逻辑产生疑问，如巩义喂庄咸丰版《阎氏族谱》序载：“巩有阎氏，不知始于何时，相传系山西洪洞县小李村人，明始徙巩。夫洪武三年后徙民者屡矣，阎氏之徙巩，岂亦洪武年间耶？未可知也。”

《滑氏族谱》还反映出，清道光时期，大槐树移民传说分布区域就相当广泛。而当地老人相传的“自洪洞大槐树下迁来”一说，与滑氏古碑并不完全一致，老人传说竟比古碑所说更加具体。由此可见，部分族谱的记载本身充满疑点，用以作为大槐树移民的依据似不够扎实。上引《司氏墓碑》、《滑氏族谱》表明，族谱撰写者的资料来源并非全部可靠，传说故事、采访的口述资料、墓志、结合其他记录而做的个人判断等都有可能进入族谱，成为一氏一家的祖先记忆，世代流传。

此外，诸如“打锅牛”之类传说有许多类似记录。温县《牛氏家谱》记，大明年间有兄弟十七人并一女共十八人……以打锅为计，至洪洞县迁居河南省怀庆府温邑西二十五里招贤村居住。偃师牛庄《牛氏族谱》讲的是，明初牛氏始祖带着三个儿子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鹳窝村迁往河南。迁移时，三子分开，为了日后便于相认，始祖将一口铁锅打破，分为三个部分，以便日后相认。牛氏而外，其他姓氏的先祖故事也有“打锅”记录。山东郓城《杨氏家谱》说：“来时始祖兄弟二人，后以对认铁锅为记。”

我们很容易发现，似乎越是晚近修撰的族谱记载的移民信息越具体、越全面，大槐树、老鹳村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只是，部分族谱出现的问题不能推及所有族谱。有些族谱说自家来自洪洞老鹊窝，后又称来自洪洞县城南羊獬。该村确实存在，且就在洪洞县南。或许他们确实知道自己祖源地，但为了从众以获得更多人群的认同，他们才提到并不存在的“老鹊窝”。问题的关键是，族谱中宣称是洪洞移民的数量太大了。据不完全统计，族谱自称来自洪洞的达十几个省，人口超过一百万。对此，已有学者怀疑，并认可了洪洞作为移民中转站的说法，但仍然缺乏可靠的资料支撑。

三、地方史志中的大槐树记载

传说和族谱

都将山西洪洞大槐树

视为祖源地，

那么在洪洞当地文献中，

是否存在大槐树迁民的记载呢？

明代万历版《洪洞县志》未提到移民的事，也没有提到大槐树和老鸹窝、老鹳窝、喜鹊窝。县志所记载的洪洞地名，也与家谱、墓志中的很难对上。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县志中关于广济寺的记载。在较晚近的记载中，大槐树就在广济寺。万历版县志记载：

“广济寺，在城北永安里，唐贞观二年建，节年被汾水侵塌，今改徙贾村北，官路西，寺名仍旧。”

山西洪洞广济寺

里面没有提到大槐树及大槐树移民事。顺治、康熙、雍正版县志也皆无大槐树、老鸹窝、洪洞移民的资料。直到数百年后，民国版《洪洞县志》才有了大槐树的痕迹，说：

“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

洪洞县志

民国版县志还记载了一首清人祁宿藻的诗：

“吾家迁居旧槐里，

五百年来还过此。

男儿有志在四方，

况此他乡是故乡。

入乡不识乡间路，

父老当年钓游处。

一经莲桥花满城，

问津疑是桃源渡。”

祁宿藻的父亲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说：

“余始祖河东公，

本大槐树下人，

明初迁居寿阳。”

看起来，大槐树在当时已经成为迁民故里的象征。

《巩县志》载：“明洪武七年（1374年）秋天，钦命侯监理督检院大学士率民三千七百四十丁，分二十四牌（迁郑一牌），迁至巩县之背阴分业务农。”

至此，我们会发现，无论从传说、族谱，还是洪洞当地文献，大槐树、老鸹窝等出现的时间都远远晚于其宣称的明初，而多见于清中叶及以后。虽然不能否认部分记载的真实性，却也不能忽视一些族谱、地方志的记载有假托从众的嫌疑。

诸多记载表明，许多人确认自身为洪洞移民后代的方法，仅仅是因为祖先迁徙时间与明初的移民史实时间重叠。元末，农民起义军与元军进行了多年战争，明初，明内部爆发了靖难之役，又多次遭遇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与战争创伤造成部分地区人口锐减，自洪武元年至永乐十五年间（1368年——1417年），官方为实现人口均衡组织了多次移民，而山西就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明初山西移民的整体现象只能作为洪洞移民的参考性背景，实际无法描绘洪洞移民的具体场景，更无法解释为什么洪洞大槐树会成为流散四地的传说。

移民迁徙示意图

移民迁徙场景复原图

四、顺应潮流：民国初年大槐树故事的新内涵

民国初期，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外出回乡，向当地士绅、商人募集资金，在传说中古大槐树所在地树立碑刻，他自称树和寺都已不存，“第恐年代愈远，稽考无从”，所以立碑表彰。

景大启像

对于此事，曾历晚清民国的李兆麟在《古大槐树歌并序》中记载较详：

清光绪戊申，予捧檄署洪洞事。戚谊枣阳王小坡君函述始祖隶大槐树籍。明时始迁枣阳，并以溯本枝访遗迹相属。予因公出望霍门北二里许，至大槐树寻访王氏本支，邈不可得，遗迹亦不概见，询之父老，只略述大槐树迁民之事，而言之不详。旧县志古迹亦复阙漏，《文献通考》载有明洪永间迁居北平、滁、和、保安等语，又未及楚之枣阳，或迁居后又有转徙，亦未可知，然已年远无稽矣。洪洞景君尔宇自山东宦游归，怀旧思古，醵金修置，若碑亭，若庙塔，若牌坊，保存名迹，耳目一新。续修洪洞志，复补载迁民遗事，大槐树之名由此千古，而枣阳王君前十余年所嘱托亦可述近事以慰远念，因歌以志之。

这段文字最重要的信息有两个：第一，1908、1909年，李兆麟在洪洞任职，他曾受朋友嘱托寻访族人，没有找到任何信息，当时村人对大槐树移民旧事也言之不详；第二，民国后，景大启回到洪洞，方才修立碑亭、庙塔、牌坊，以怀旧思古。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辛亥革命时，一个协统路过洪洞，相传洪洞是他的祖籍，时人以为这是大槐树荫庇，才有了表彰之意。但在民国初年的社会环境中，修碑、建牌坊之举被赋予了更加崇高的意义。柳容《增广山西洪洞大槐树志序》说道：

“于戏！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珠，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敢侵略，同种日跻富强。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

增广山西洪洞大槐树志序

民国人在大槐树前留影

大槐树的存在，激励人心、团结民族、抵御外辱；随着社会的进步，大槐树的存在，成为无数中国人心中的共同精神家园；未来，大槐树的存在，更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

五、传统的再造：洪洞是如何成为根祖文化圣地的

碑亭、庙塔、牌坊的建立，初步形成了洪洞大槐树移民遗址的雏形，造就了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实物佐证。洪洞当地知识分子又在民国县志中增记了大槐树条，出版了《洪洞古大槐树志》。随后，他们一面邀集当地人士和迁徙自洪洞大槐树的外省移民共同撰写关于大槐树的诗词歌赋，继而编辑出版了《增广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遗址修建、文献编辑在当时被赋予了新内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进、强化了当地民众与外迁移民后代认同的作用。为他们利用、开发大槐树根祖文化的提供了指引。

经过数十年发展，洪洞祭祖习俗相继成为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山西乃至全国形成比较大的影响。

洪洞县充分利用移民历史与大槐树传说，顺应八十年代以来的寻根热潮，通过多种手段将历史、传说中的因素具体落地到当地，就这样一步步成为了根祖文化的著名代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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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婷：《政府主导下的洪洞大槐树根祖文化建构与传播》，山西大学2016届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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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宝石、康靖：《康百万家族与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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