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鼎为什么成北京的了（约祖庚或祖甲在位期间）

后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旧称司母戊鼎），是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因其鼎腹内壁著有铭文“后母戊”三字而得名。“母戊”是武丁妻妾妇妌（jǐng）的庙号。该鼎可能为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

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 。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2002年1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

简介

商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

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2002年1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文物历史

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鼎。

1939年，商后母戊鼎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消息被日军获悉，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

1946年6月，商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商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商后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2011年3月底，商后母戊鼎的标牌和解说词进行改名。

文物特征

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上有虎噬人图案，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容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后母戊鼎局部

出土与收藏

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县（今安阳市殷都区北蒙街道）武官村吴培文家的农地中出土。后母戊鼎发现后被古董商萧寅卿欲以20万大洋买下；但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其便要求村民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耳便锯不断，惟有作罢，并重新埋下避免被其他人发现（该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

另有说法，大鼎在出土时只有一只立耳，另一只丢失。挖出鼎的村民为了便于运输，决定用钢锯锯鼎，但最后收效甚微，只锯开一个小口，只得作罢。最后是用回填土的办法，用了3个晚上把大鼎挖出地面 。大鼎刚出土恰逢闻讯而来的日本人索要，当地村民为了防止大鼎被日本人抢走，村民将大鼎重新掩埋起来。

1946年，后母戊鼎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转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并精心复制了一只鼎耳补齐。张凤于1946年11月17日《中央日报》第十版发表《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主张称之为“司母戊方鼎”，为南京博物院采用。

1948年5月29日，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新中国成立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

铸造

后母戊鼎的合金成分与《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相同。后母戊鼎除立耳是先铸成后嵌入鼎范，鼎身是一次浇铸而成，共用28块陶范 。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后母戊鼎。

司后之争

1949年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将铭文释读为“司母戊”，并将该鼎定名为“司母戊鼎”。郭氏将“司”字解释为“祭祀”之意，“戊”为墓主人的庙号 。1962年，台湾大学教授、甲骨文学家金祥恒先生发表《释“后”》一文，首次将鼎中铭文释读为“后母戊”，并指出商代字体较为自由，可正写也可反写。然而由于材料有限，当时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 。1977年，历史学者李学勤也提出铭文当隶定为“后”，并提出“司母戊”为动宾结构用的短语，在铭文中罕见。此次释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关于“司母戊鼎”和“后母戊鼎”的争论仍在持续。

文物价值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在塑造泥模、翻利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