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起家未解之谜（文史宴曹操的唯才是举）

文/姬叔小白

无论演义还是历史，曹操都有一个公认的评价：“奸雄”。在我们普世的价值观里，他本就是一个充满矛盾色彩的人。喜欢和不喜欢他的人，总能说出各自的理由，不过，任何片面的理由，都不足以给曹操盖棺定论。因为这种矛盾性本身，与曹操这个人物的“魅力”，恰是他在公众视野下的AB两面，而且越是矛盾，“魅力”越大。所以，要谈曹操的矛盾性，先要谈谈曹操的魅力。

曹操的魅力在哪？《三国演义》的主要素材库——裴松之注《三国志》已经给了答案。这本晋人陈寿编写，南朝宋裴松之注解的史书，如果只看陈寿的本志，你会发现他笔下的曹操就好像某某联播里那样，大部分都是高高在上的正能量，整体形象是完全正面乃至过度修饰的。而裴松之引用的丰富史料，恰恰让陈志中那个高高在上的“曹操”一下子变得亲切又立体起来，经过《三国演义》的整理加工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超世之杰”真实的处世姿态：既有丰功伟业，又有七情六欲，既有雄才大略，又有阴谋诡计。

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如今任何一个小说、影视剧都想创造、却很难做到的。而那些 “贬低曹操”的记录，也满足了大家对这类“历史明星”的八卦心态，有些内容在今天的价值观看来，反而体现出曹操的真性情。如此“真人秀”一般的人物展示，再加上名家先贤的研究推崇，造就了那个万人瞩目的“曹操”。

功罪交缠的曹操

如果说今天曹操依然健在，那么他相当符合“成功”的标准。但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又是一个矛盾的两面，大部分人一生都在这个矛盾中追求平衡，即所谓“中庸”。

曹操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时代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褒奖和猜疑，然而他的一生功也赫赫、罪也昭昭，丝毫不受“中庸”的限制，所以他绝不是我们主流文化里推崇的“圣人”，即做人的标杆。

这就导致在历史的角度评价曹操，我们只好选择俯视的视角。

正所谓“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假如曹操生活在今天，也许一辈子都是一个“纨绔子弟”，最多就是个“国民老公”乃至“国民爸爸”。但是，当他在乱世中选择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后，他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扛起整个国家命运的人。在这样宏大的历史使命之下，曹操的功与过，必须接受客观的评价。

曹操的功，自然是统一北方、平定乱世，这个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甚至是抬高过分了，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主要谈谈他的过。

“唯才是举”的阴影：不简单的《求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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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曹操的功绩，“唯才是举”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然而这真的是他的功绩吗？

曹操在创业初期，的确任用了很多出身不同、个性迥异的人才，但真正的“唯才是举”是210年春天的《求贤令》提出的，指举荐人才不论品行出身，只论治国强兵的本事。

但是当时的曹操已经统一了除凉州以外的北方地区，早年他启用的各类人才早都身居要职，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期刻意强调“唯才是举”呢？为了便于后文分析，现将《求贤令》搬运如下：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如果认真阅读这段命令的内容，不难发现其口吻激切，明显是在针对“取士必廉”的观点。

我们知道，曹操早年起兵的人才，除了以宗族武将为核心的梁沛地方势力之外，许多都来自以汝颍文化世家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而其中的代表人物荀彧，更是以举贤闻名。大部分经他举荐的人才都德才兼备，但也不是没有“唯才是举”的例子，譬如曹操最钟爱的郭嘉。

那么，“取士必廉”的现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谁持这样的观点呢？

答案是崔琰和毛玠。在《求贤令》颁布的前一年，丞相掾属和洽曾经上书，认为主管举贤的毛玠、崔琰为人忠清俭素，但把这一点作为人才的唯一标准，会形成盲目效仿的虚伪风气，偏激且不通情理。而在崔琰和毛玠的传记里，对二人刚直方正的记载赫然在目，尤其是毛玠，他的朴素作风在当时的确影响广泛。

曹操对崔琰纯是利用

曹操对此的态度表面也是“支持”的，可是七年后，当曹操以魏王的身份接受天子仪仗后不久，崔琰和毛玠都莫名其妙的被冤枉致死。所有这些，难道仅仅是巧合？又或者仅仅是曹操年老多疑，因为一时的猜忌而杀人么？

事实上，如果把《求贤令》放到曹操代汉的大背景中去看，这些疑问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三国志集解》中卢弼的说法，我们明显能看到，曹操从208年已经开启了从“汉相”到“汉贼”的步伐，直到218年、219年因为受到刘备、关羽北伐的阻挠，这才宣告了代汉称帝的计划失败。曹操本人也不得不假意以周文王自比，把代汉的任务留给曹丕，然后与世长辞。

那么，曹操既然要建立新的王朝，自然要和那些维护汉室的力量作斗争，而这股力量恰恰来自以汝颍文化世家为核心的汉末士大夫。荀彧、荀悦、毛玠、崔琰、孔融等等虽然拥汉原因不同，但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守护汉室的中坚力量。

荀彧与曹操最终反目

而他们的武器，正是以儒家经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舆论，其对人才的考核标准，最强调德行修养。当时常见的入士途径“举孝廉”，指的就是品行孝顺而又清廉，足可为证。在这样的环境下，毛玠和崔琰对人才渠道的控制，就成了曹操代汉的绊脚石。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便他们二人没有“谋反”之意，曹操也不得不清除汉室忠臣最后的权力阵地。

当我们结合和洽的上书，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再来看这个《求贤令》，其实更像是针对毛玠、崔琰二人的“婉言”批评。

也就是说，曹操不是纯粹的求贤若渴，也不是纯粹的改革弊政，而是把求贤令作为打压异己的手段。而且在《求贤令》之后，曹操还先后发布了两道求贤命令，分别是《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两道命令颁布的时间，分别对应曹操代汉的两个重要步骤：

214年，曹操以魏公的身份被天子特诏位在诸侯王上，同年颁布《取士无废短令》； 217年，曹操以魏王的身份获赐天子仪仗，同年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两道命令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与“唯才是举”的《求贤令》一脉相承，这更加证明曹操倡导的“唯才是举”，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的代汉称帝收买人心。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看《三国志》中曹操对崔琰毛玠的“赞许之词”，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当然，“唯才是举”的主张本身不一定全无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东汉的取士传统尽管注重德行，也并不排斥其他种类的人才，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官方是主张兼收并蓄的，只不过没有像曹操这样旗帜鲜明的提出观点。所以，代汉称帝并不是推广“唯才是举”的必要条件，“唯才是举”中可能的合理性，自然也无法掩饰曹操的篡汉逆行。

只是自我拯救：假公济私的夺权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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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求贤令中的阴谋前文已述，这里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的是，曹操夺权代汉的具体进程，以及他的核心动机。

公元204年，曹操攻陷邺城之以后，整个冀州已入掌中。当曹操查阅户籍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兵役人口高达三十万，不禁大喜过望，于是他盯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将自己的大本营搬到了邺城，同时以朝廷的名义封自己为冀州牧。

根据《三国志》中荀彧的传记，这个时候有人提出，可以恢复上古九州的行政区划，而九州时期的冀州地域广大，这样曹操自己的地盘就会扩大，四方群雄必然宾服。

曹操对此非常受用。就在他即将同意的时候，荀彧认为此举会迫使许多新附之人献出土地，容易激起反叛，于是曹操不得不搁置了这个想法。

不过，当214年曹操成为魏公的时候，“九州制”还是实现了。那一年，荀彧去世。其实，荀彧反对“九州制”的原因，并不只是表面上改变制度的各种成本，而是“九州制”下的冀州在上古时期位于天下中央，在行政级别上相当于东汉的司隶校尉部，带有“京畿之地”的意味。

“冀”本身是“希望”的意思，而曹操正是在冀州的魏郡扩大之后，逐步建立了魏公国、魏王国。所以，204年的“九州制”提案，很可能就是曹操野心膨胀的证明。只不过，碍于当时的袁谭、袁尚、刘表等势力依然活跃，曹操只能听从荀彧的建议暂缓此事，

等到公元207年征讨乌丸之后，曹操放眼天下，除了那个行将就木的刘表之外，曾经威胁自己的大诸侯都已不再。于是他在208年六月，罢三公、称丞相、杀孔融、征荆楚，无非是要大权独揽，立不世之功，然后称公称王就更加容易了。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赤壁一战损兵折将还丢了面子，此后他就面临着外有孙刘、内有异己的局面，比称相之前的处境更加微妙。

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元209年名儒荀悦去世，他生前有大量针砭时弊的著述，其中不少对曹操十分不利。承前文所述，那些守护汉室的士大夫，必然趁机借荀悦之书，对曹操掀起舆论攻势。于是，曹操从人才的选拔标准入手，打击以文化世家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这才有了210年的《求贤令》，同年他又颁布著名的《述志令》，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但是在此后的四年中，我们并没看到有多少贫贱之才真的被“明扬仄陋”，而曹操也并没有表现出“身为宰相，意望已过”的谦逊，反而在213年成为了魏公，又逼死了荀彧。此后他便一路绝尘，积极筹备着代汉称帝，在此仅列举一些重要事件作为证明：

213年曹操进位魏公，立魏社稷宗庙，复九州制；

214年汉室诏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曹操杀伏皇后党；

215年曹节被立为皇后，曹操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216年曹操进位魏王；

217年汉室赐魏王天子仪仗。

更详细的内容都在《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第一》当中，可以看到曹操从208年称相以来，一直都在为代汉称帝积极准备，如果不是218年、219年刘备和关羽的军事行动夺取汉中、水淹七军，引得曹操治下多地叛乱，曹操称帝几乎就是水到渠成了。

所以，说曹操一辈子没有称帝，这还真要拜刘备所赐。

当然，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曹操在迎奉天子以后，的确受到了来自帝党的威胁，这或许迫使他不得不采用更激烈的手段，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完成一统北方的大业，正像他在《述志令》中说的那样：“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然而，这种所谓的“两难”处境，也不免是他咎由自取，譬如在对待董承之乱的处理上，如果他稍微顾忌一下天子的尊严和基本的人性，完全可以将正在怀孕的董贵人软禁，而不是直接杀死。

作为一个朝臣而不是土匪，曹操在对待汉室皇族的态度和手段上，严重突破了政治伦理和道德底线。更关键的是，在当时儒家的正统观念当中，汉献帝本人并没有明显过失，所以灭亡汉室缺乏足够的理由。因此，曹操的夺权代汉，并没有顾及当时的政治传统和法理的严肃性，更多的是出于私门利益。

究其“成功”实质，其实是在东汉皇权衰弱的时候取而代之，以自身魅力为凭，采用灭绝人性的暴力突破底线、震慑四方，再以实利满足治下的发展需求，却严重损害了由乱向治的文明建设。

在称帝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动用的一切阴谋诡计，都使曹操更接近我们熟知的那个“乱世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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