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文明形成的条件（斯巴达没有弃婴国策）

一直以来，在游戏和历史类作品中有许多关于斯巴达的人造神话。其中最悬乎的内容，是斯巴达立法者来库古推行的残酷优生政策。让长老们监查新生婴儿的体质，若发现有残疾或者畸形迹象，就把婴儿扔下名叫阿波忒泰的断崖，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这则传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其可信度却非常存疑。比他更早的作家，就根本没有提及斯巴达有制度化的弃婴政策。作为斯巴达国王的密友，著名作家色诺芬在当地还有固定农庄。但从他今天依然存世的大量作品中，我们完全找不到类似记载。在更早的年代，善于收集奇闻异事的希罗多德居然也没有收集到这个传统。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然特没有类似说法。反倒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普鲁塔克，才终于有了这个光荣传统。

大量访问者都没有提及斯巴达有弃婴国策

显然，普鲁塔克是用罗马时代的记载，去刻舟求剑的逆推过去的情况。因为公元前7-6世纪的斯巴达，和到罗马和平时代的斯巴达自治城市有着本质不同。

到了罗马帝国确立的前后，斯巴达已经历了多次巨变。奴隶制度和土地所有权的改组，已经让很多城邦时代的遗风失传或变味。特别在地区军事冲突基本平息后，旧的军事传统就成了失去本心的仪式。比如参与阿果戈训练的青年，每年都要在神庙前对希洛奴隶宣战，接受祭祀鞭笞。其本意是为了提醒斯巴达人居安思危，后来就彻底沦为吸引有钱旅行者的特色观光项目。过去的希洛人也早已脱离斯巴达束缚，被普通奴隶取代。因此，罗马时代的很多习惯，不可能出现在之前的时代。

罗马时代的斯巴达 成为没有军事压力的旅游城市

此外，古希腊人进行改革或做出重大决策，也需要引经据典和托名伟人，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舆论支持。后世的雅典人会将阿提卡地区部落的统一运动，追溯到著名的神话英雄提修斯身上。与之类似，后世的斯巴达人会将历代累积的改革成果，归功于远古英雄或者神话祖先。赫拉克里斯和来库古等人，就成为吸收大量功业的箭垛式人物。这一做法很也容易导致后人的认知偏差，将历时累积的传统压缩到同一时空。

如果有大量残疾婴儿会被抛弃，那么先天跛足的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就不可能在历史上留名。此人不是先王的嫡长子，自然也不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但他却以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先天缺陷，并通过了十分严格的阿果戈训练。等到成年之后，再由莱山德的一手操作，将同父异母的兄弟列奥提西达斯取代。这个事情足以证明，天生残疾并不是导致婴儿被抛弃的主要原因。

身体有缺陷的斯巴达人 也能通过训练获得翻身

最后，考古发现也足以证伪普鲁塔克的说法。雅典医药学会的人类学家，在对特革亚山区的考古中，发现了一处公元前6-5世纪的斯巴达投尸坑。其使用的时代，正是来库古改革后的斯巴达兴盛时期。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18-35岁的青壮年男子遗骨，却没有明显的弃婴现象。倒更有可能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被斯巴达人处死的美塞尼亚俘虏和己方阵营里的懦夫、叛国者。这也与希罗多德等人的记载相吻合。

当然，普鲁塔克笔下的残酷传统，倒也不是没有现实依据。因为弃婴习俗曾广泛存在于中东、南欧的各个古典文明。以至于被遗弃的王子找回母邦夺权，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题材，还孕育出让佛洛依德整日魂牵梦绕的俄狄浦斯王悲剧。对于贫穷人家或者大家族而言，非婚生子、私生子在没有长大之前，都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家长也有权利决定抚养长大或加以抛弃。因此，一旦家里贫困、孩子有畸形或父母不想要过多的孩子，就会将孩童遗弃在郊外和市集等地方。如果不能任由好心人收养，就交给奴隶贩子收走。一旦没有人照料，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

最大规模的古希腊弃婴遗迹 发现于雅典境内

1930年的雅典考古工作中，就在一口废井内发现了450具婴儿遗骸。他们很可能就是弃婴，被城市管理者们统一收走。然后和作为祭品的狗埋在一起深埋地下。所以，普鲁塔克的书写存在现实依据，但是斯巴达从来就没有将弃婴作为政策来执行。

真正的斯巴达优生优育政策，是对于青壮年女性的军事训练。除了跳高和跑步，还有简单的武器训练也在考察之列。目的是造就坚强的母亲和体格强健的后代。斯巴达的勇士们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几百年后将被普鲁塔克发明传统。

斯巴达的优生政策 主要是强化女性体魄

普鲁塔克更不会预料，自己的失误会影响几千年后的纳粹分子。希特勒等人不仅对他的记载将错就错，还将斯巴达所属的多利亚人视为早期南下的日耳曼先民。他们对于亚该亚人和雅典的胜利，是日耳曼传统对于东方文化腐蚀的胜利。至于斯巴达压迫-美塞尼亚人的国家奴隶制，简直就是纳粹压迫其他劣等民族的样板。

相应的，斯巴达的优生政策和淘汰病人做法，也为纳粹的人口繁育计划提供了古代版本。这种历史在流传过程中被曲解的事情，也在人类的发展史中非常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