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的衰落（挣的没有花的多）

宋代的“三冗”问题是一个传统议题，指自北宋中期以后逐渐形成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而“冗费”现象则是“三冗”中的核心问题，其肇始于北宋初期，在宋仁宗、英宗两朝渐趋严重，在北宋末年严重恶化，而在南宋一朝更加泛滥。“绍兴和议”之后，尽管南方诸路因战火平息而逐渐步入正轨，《宋史·食货志》甚至说“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但就南宋东南地区的整体财政情况来看，南宋初期也只是勉强维持了收支平衡。以开禧北伐为分界线，南宋财政状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开禧以后，南宋财政明显恶化，财政逐渐入不敷出。

宋理宗即位后，虽然在盐榷、楮币、田政等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但更多的是隔靴搔痒，没有解决长期以来的“冗费”问题。此时，北方强大的蒙古灭亡金朝，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夹攻南宋，南宋财政开支更加巨大。赵宋的天潢贵胄不但不思进取，反而更加腐化堕落，为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宋理宗赵昀

靖康之变后，赵氏宗室“往往沦徙死亡于兵难，南渡所存十无二三”，在东京的赵氏皇族要么冻馁而死，要么被俘北上，只有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的两支宗室得以保全，他们有组织地南迁至今天福建的福州与泉州聚族而居。南宋政权在临安行在设大宗正司，在福州设立西外宗正司，在泉州设立南外宗正司，以此作为专门管理“在院”宗子的机构，所谓“在院”，也就是还属于宗正司管辖，还有名籍。

建炎南渡以后，南宋政权逐渐稳定，福州、泉州二地的赵氏宗室数量日趋庞大，给南宋财政带来了一定的负担。以泉州南外宗正司的统计数字为例，高宗建炎年间，宗子数量仅为349人，而到了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仅仅是“在院”宗子的数量就增长至1427人。淳熙之后，中央财政紧张，供养泉州宗室的经费则主要由泉州地方政府承担。虽有48300贯的俸额定例，但随着宗室数量的增多，俸额增至145000余贯，泉州“以区区一州之力，而独当其费，日深日重，至于如此”。

宋高宗赵构剧照

绍定年间，真德秀知泉州，他敏锐地发现了泉州宗子数量日益庞大而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问题，当时甚至出现了“宗子之给实无从出，内外三千余口嗷嗷待哺”的困窘情况。于是，他向中央寻求补助，在中央财政也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宋理宗两次拨发度牒供泉州地方变卖，充当宗子俸费。

还有一些宗室凭借特殊利益关系疯狂敛财，生活优裕，与泉州的宗室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的事迹大多被记载在一些宋人笔记之中，为我们了解晚宋宗室的生活状况提供了一些资料。

一是宋度宗赵禥的生父荣王赵与芮。景定年间，临安行在大饥荒，荣王赵与芮囤粮居奇，想借此牟取暴利。当时的提领户部财用兼知临安府马光祖求见赵与芮，请求出粮300万石，但赵与芮一直避而不见。马光祖据理力争，赵与芮被迫放粮，当年“饥不为害”，通过这件小事足见赵与芮囤粮之多。

二是当时的一个皇族赵孟曦，未见史乘，但在宋人笔记中却有一些记载。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中有一个故事叫“黑漆船”，里面讲了一个生活极为享受的宗室成员赵孟曦。他为人奢侈，阴险狡诈，在担任都大坑冶时，曾经打造了一艘黑漆大坐船，船板用香楠木制成，雕刻镂花，同时，在船板之下焚烧沉香樟脑，香气不绝，极尽奢华。当时的重臣吕师夔在看到这艘黑漆大坐船后也颇为惊叹，于是给赵孟曦起了一个外号，叫“黑漆船”。元灭南宋后，把南宋的大部分宗室迁往大都安置，赵孟曦因失去经济来源，饿死于大都。

南宋的宗室凭借手中特权大肆搜刮，极尽奢侈，但这样富有的宗室成员毕竟不占多数，更多的是生活困顿的贫贱之人。宗室属于不从事生产的庞大寄生群体，只因其高贵的血统受到人民的供奉，一旦脱离这种可持续的剥削方式，大多数宗室成员便会陷入生活困顿的境地，上面所说的赵孟曦便可以体现出这一特点。

而当时的统治者也在“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的原则指导下，对裁撤宗室开支并不十分热心。于是，晚宋宗室成员内部一方面生活状况天差地别，另一方面又因数量庞大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加剧了晚宋财政状况的恶化。

南宋具有十分特殊的政治格局，即权相政治、权相专权现象十分严重。前有秦桧、韩侂胄，后有史弥远、贾似道，他们专擅国政，结党营私，甚至参与储贰的废立过程，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宋理宗以旁支入继大统，承继帝位，主要是依靠权相史弥远的力量。宋理宗羽翼未丰，为维护自己的法统地位，不得不受制于史弥远，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这也就是宋理宗在位早期的“渊默”时期。史弥远“阳进妾妇之小忠，阴窃君人之大柄”，用声色犬马之术诱惑宋理宗耽于享乐，以达到专权的目的。

史弥远死后，宋理宗亲政，实行“更化”政策，但南宋朝廷财政危机日益加深，针对当时楮币严重贬值、物价严重上涨，而朝廷的收支愈发失衡的状况，王迈、杜范、李宗勉等大臣纷纷上疏劝谏皇帝“清心寡欲”、“节浮费”、“节俭之中更加节俭”，而且，“敬天爱民，克己节俭，不罪言者”作为赵宋皇帝一贯遵守的祖宗家训，也对宋理宗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此时的宋理宗尚能采纳群臣谏言，压制自己的欲望。但不久之后，宋理宗便暴露出了奢侈无节、穷奢极欲的昏君面目，“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宗宠信奸臣、宦官，浪费渐多，南宋财政状况更加恶化。

宋朝宫廷

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之女周汉公主出降杨镇，婚礼“礼文颇盛”，仪式盛大，花费颇多。光是公主的嫁妆就有真珠九翚四凤冠、真珠玉珮、金革带、北珠冠花篦环等物，当时几乎所有的王公大臣亲至送行，规模隆重。而地方节帅与权贵也不失时宜地献礼祝贺，平江发运使马天骥献上百只罗钿细柳箱笼，百具镀金银锁，百条装满芝楮（注：南宋发行的第十八界楮币名“芝楮”，第十七界名“瓶楮”）的锦袱，深得理宗欢心。婚礼结束后，宰执、亲王、侍从等人都可以按品级领到金、银、铜钱、会子等赏赐之物，至于其他的彩礼，更是不计其数。

宋度宗智力有天生的缺陷，位居东宫时便沉溺酒色，即位后更是委政于权相贾似道，专心贪图享乐。他在国家财政状况困窘、民生凋敝的状况下仍然铺张浪费，南宋的“冗费”状况更加严重。

贾似道

咸淳四年（1268年）四月初九，度宗过生日，也像养父理宗嫁女儿那样铺张浪费，不顾当时衰颓的国力，大搞排场。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度宗生日的大致流程与内容如下：仪鸾司事先安排张设山棚和帷幕，排设座位。宴席上的酒盏像大碗一样，以纯金、纯银打造，吃饭的碗都是金棱漆碗碟。而御厨做饭的标准效仿常例，所有的看食、看菜、环饼、油饼、枣塔等“百官食味”甚至安排宴设库督办。这种做法受到了黄震的批评，黄震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南宋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那些“燕饮非时之犒赐，佛老无益之祷祠，军员占借之贴支，吏禄寄名之预请”，只要在这些问题上严加节约，就能极大地缓解当时困窘的财政状况。度宗当然没有听，反而大怒，贬黄震添差通判广德军。

“冗费”状况是宋朝无可避免的一个死局，伴随两宋三百年始终。但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冗费”状况似乎不仅仅存在于有宋一代，这是古代社会的通病，为何我们要特别强调“冗费”在宋朝的巨大危害呢？宋朝“冗费”是如何形成的？

事实上，“冗费”与“冗兵”、“冗官”密切相关，出于维持帝国体系正常运转的正常财政开支在国家预算范围之内，不会对财政整体的平衡运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赵宋王朝也确实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技术进步，这是不容忽视的。

但南宋仅剩半壁河山，虽然与金朝签订了一系列和议，但总体上战时财政的特点较北宋而言更为明显。南宋统治者自孝宗后，虽有意追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理想君主道德风范，但在个人因素及南宋整体的政治环境等条件制约下，不想也无力解决“冗费”这一难题。晚宋时期，随着宋蒙战争的持续推进，南宋面临的军事压力更加巨大，理宗和度宗也有开源的意向，但与铺张浪费的巨大消耗相比，开源所辟之财源根本无法弥补财政缺口，南宋也在这种矛盾关系中走向灭亡。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不著人撰，汪圣铎校：《宋史全文》，中华书局，2020年。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全宋笔记》第八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

米玲、崔勇、丁建军：《宋代赋税征收弊端成因探析》，《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作者：浩然文史·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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