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和北宋灭亡的原因和时间（北宋与辽之间的关系变化）

自北宋建立一直到宋太祖末年以前的宋辽之间，是一种偶有边境局部冲突，又无官方交往，但允许民间进行边境贸易的特殊关系。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开宝元年(974)，辽向宋致书言：“两朝初无嫌隙，若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长为邻国，不亦修哉”，表达了修好意愿。从此，两朝之间互相遣使往来，建立起正式的往来关系。

然而和平通好的局面仅维持了数十年。景德元年（1004），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其母萧太后打着收复瓦桥关的旗号举兵南下，宋真宗被迫北上亲征。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为避免战败，辽方提出议和。最终宋辽协定以白沟河为界，且北宋每年给予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是为“澶渊之盟”。

对于宋辽关系的发展，澶渊之盟有着重要的意义，“太祖开万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难，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之间实现了长时期的和平，然而这种局面因为西夏的崛起被暂时打破了。

由于宋夏交战，为辽趁机从中渔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契丹以兵压境，欲复周世宗所取关南之地，腾书中国，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辽乘宋兵败之际对宋进行讹诈，扬言要收回周世宗当年收复的关南之地，并聚兵幽、蓟，对北宋进行军事恫吓。自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首次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对峙。

自真宗时期以来，宋、辽双方之间总体上保持着平稳的和平关系。伴随着西夏的强大，宋夏交恶，辽开始在两者之间斡旋，宋、辽双边关系转变为宋、辽、夏之间的三边关系。三方之间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对抗，既斗争又联合，成为北宋中期这一段时期与周边政权的主要特征。

富弼，原名富皋，字彦国，河南洛阳人。富氏的祖籍应在山东，“其先出于周大夫富辰之后”，五代时为躲避战乱，其高祖富璘自齐（今山东省济南市）徙居于汴（今河南省开封市），曾祖富处谦又迁至洛（今河南省洛阳市），遂落籍。

富弼从小学习就十分用功。富弼学习之勤苦程度，连苦行僧都不禁叹服，也正是这股刻苦的精神，为他之后步入政坛打下了基础。天圣五年（1027），富弼到京师应礼部试，未中。

两年后，仁宗再置制举考试，范仲淹劝告富弼：“子之才非常流，宜应是诏”。富弼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应试制举，并于天圣八年（1030）七月以茂才异等及第，任将作监丞、知河南府长水县，由此踏入仕途。九月，富弼签书河阳（今河南孟州）节度判官事。天圣九年（1031）九月，其父富言因病逝世，富弼护送其父骨灰于洛阳守丧。当时钱惟演、欧阳修等人接连到洛阳为官，以富弼、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为主的洛阳文人集团形成。

景祐元年（1034），富弼任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当时天下久安，边备废弛，富弼上书言四事，即阅将、募兵、救荒、弥寇，均未被仁宗采纳。景祐四年（1037），富弼自绛州回到京师，应试馆职。富弼不擅长作赋，朝廷特令让他以策论为试，由此成为定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五月，仁宗授富弼为太子中丞、直集贤院。同年王曾罢相位判郓州（今山东东平），富弼亦跟随王曾，担任郓州通判。

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政权，屡次侵扰北宋。次年九月，富弼向朝廷上《论西夏八事奏》，就解决西夏问题提出了用人、练兵等方面的主张，“书奏，中外服其切中实务”。“议者以为有宰相气”，是年仁宗召还富弼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

康定元年（1040），经过长期的准备与谋划，李元昊向北宋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宋夏陕西之战由此展开。由于边备废弛，宋军三战三败。庆历二年（1042）三月，辽趁宋军战败之际趁火打劫，谴归义节度使萧英、翰林学士刘六符以重兵压境威胁北宋以索求关南地。此后富弼两次使辽，坚拒割地、据理力争，凭借过人的胆识与外交智慧与辽再订合约。

庆历三年（1043），仁宗授富弼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富弼以“足膝疮肿，未任朝见”为由屡次推辞不受。后改迁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依旧辞官不受，见富弼意志坚定，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庆历三年（1043）八月，富弼任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与范仲淹各自呈上当世要务十余条，共同主持庆历新政。

地方为官庆历新政的推行由于触犯了封建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朝廷之中谗言四起，污蔑范、富欲谋权行废立之事。处于“朋党“之论的压力下，富弼十分恐惧，“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于是富弼因保州军乱出知河北宣抚，范仲淹亦到河东、陕西两路宣抚，二人避之于外，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庆历五年（1045），富弼为河北诸州宣抚使。右正言钱明逸污蔑富弼、范仲淹裹挟朋党扰乱朝纲，仁宗听信谗言，降诏罢免范仲淹与富弼。富弼出为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范仲淹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欧阳修、韩琦曾分别上书替富、范等求情，疏奏未报。因石介诈死一事，富弼遭夏竦污蔑内应契丹谋反，富弼罢安抚使之位。

庆历七年（1047）五月，富弼为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皇祐元年（1049）七月，加资政殿大学士。皇祐二年（1050）九月，任礼部侍郎；十一月，以其母久违故里，富弼徙知郑州，次年又徙蔡州（今河南汝阳县）。皇祐五年（1053）八月，富弼以二府旧臣的身份迁礼部侍郎，加观文殿学士、知河阳。至和二年（1055）二月，任宣徽南院使、判并州（今山西太原）、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