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证的临床特点（我的科学观郁喆隽）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在课堂上。

对“科学”的理解虽然众多，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它似乎是一个只有光明面的词汇。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其演讲《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中讲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Berechnen），我们可以支配（beherrschen）万物。但这一切所指惟一：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8页。）

德语中Wissenschaft（通常译为“科学”或“学术”）一词的指称要比英语的science更为宽泛，不仅仅指自然科学，还包含哲学、逻辑和社会科学等学术门类。这段话的关键词“祛魅”（又被译为“除魅”、“除魔”等）早已成为了韦伯签名式的术语，也被视为现代性的关键特征。后来的理论家们在谈及合理化时，往往会回溯到韦伯的这段讲话——它似乎带着一种现代性的无畏与自信，理性的计算将扫除一切不可知、神秘、鬼魅之物，就好像阳光普照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那样。韦伯自己紧接着说：“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巫术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与计算。”（同上。译文有修改）似乎在这里，（前现代的）巫术与（现代的）科学之间存在截然的区隔。后者对世界是可知、可算和可控的。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韦伯在排比的主句中三次并用了“知道”和“相信”。在合理性的绝对光照之下，究竟是知道还是相信呢？这本应该是一个不容含糊的问题——只有确切地“知道”（wissen）才能驱散巫魅，进入科学的疆域；而如果是“相信”（glauben），那就是一种信念与期许，甚至成为一套“虚假意识”——试图用一种魔法战胜另一种魔法而已。在这里，韦伯这样一个喜欢斟酌词句的学者故意保留了含混性，留下了巨大的解读空间。光照必然带来阴影。

然而，只要将目光上移几行，读者就会发现韦伯——一个惯常“两线作战”的思想家——的另一重思量。对社会之整体，现代性似乎意味着一首高歌猛进、摧枯拉朽的合理化进行曲，然而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呢？他“话锋一转”说道：“理知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的一般性的了解。”现代性的乐观主义者经常忽视，其实祛魅还存在一个B面：

……今天在座每一个人，对于自身的生存状况，都比一个美洲印第安人或一个霍屯督人（Hottentot）知道得更为清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搭乘电车，对车子为什么会前进一无所知，除非你是专业机械师；而且我们没有必要知道。我们只要知道电车行驶有一定规则可循，据以调整我们的行为，那就够了。至于这样一个会走的机器是怎样制造的，我们并不知道。相形之下，未开化的野人对他的工具的了解，是我们比不上的。（同上，第167页。）韦伯的这段话当时是面对慕尼黑大学的学生讲的，那些听众也可谓“高知”了。他何出此言？按照笔者对韦伯的解读，理智化程度在现代社会的分布其实是不均匀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度不均匀的。第一段中使用的“我们”本是一个高度可疑的词汇。一方面，各个领域专家在其细分而有限的专业领域之中，呈现出高度的理性化；另一方面，一旦越出了其专业领域，作为普通消费者，大众对世界其实是不求甚解的。在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主导之下，他们将认知特权转交给专家。换言之，“专家”（Fachmann）与大众中间存在着一堵非常高的认知之墙。这堵墙越高，专家们的“寻租空间”也就越大。专家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所不齿的“智者”——他们以“出售”自己的认识为己业，自认是权力的委托人。他们自觉地为权力提供服务，而权力则理所应当地“购买”这些服务。大众游离于这个循环之外，沦为绝对的“局外人”。换言之，谁能够假借科学之名控制专家，就能够控制社会。弥漫在大众面前的迷雾越来越浓厚。现代性的巫魅只不过从自然遁入了社会。当自然被逐渐解除巫魅的时候，社会自身却被新的巫魅所笼罩。

这不禁让人想起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尾处的感慨——专家没有灵魂，享乐人没有良心。其实，韦伯感慨的并非单纯的专业分工问题。因为，此时之专家就是彼时之享乐人，两者本居于一个肉身之上。简而言之，专家凭借技能赚钱，享乐人负责花钱。在现代社会中，谁都逃不脱这样一种“二象性”——一人分饰两角，或者说拥有双重人格，在不自知状态中反复横跳、乐此不疲。于是人彻底失去了绝对静观世界的能力，只剩下急功近利的立场。理性化被降解为费效比。祛魅与另一种复魅携手同行。

相反，对作为“对照组”的所谓“野人”而言，其自然的整体认知是狭窄而有限的，但个人对其生活的手边事物却是“了然于胸”的。一个印第安人对其手斧的了解，远超过一个现代人对其手机的认知。前者亲自制作、使用和修理这样一个工具，并因对工具的熟练掌握程度而决定其生死存亡。是否以及如何使用这把手斧，他拥有绝对主导和决定权。反观现代人，没有了手机他将寸步难行，但其实那是一个捏在每个人手掌中、不可知、不可控的“黑盒子”，那是他的“外脑”，是系统控制的终端、“社会蜂群”的信息素释放器。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扫码-验码过程中，重复着“交感巫术”般的仪式。对大众而言，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专家行使着近乎巫觋的职责——不按照规定的方式参与仪式就会导致意外甚至灾祸。“无知”（或者说“认知落差”）正是这种关系的燃料。每一代人都被教化接受这样一条规则，社会中也有“第四堵墙”，观看就是服从。心中有雾，眼里有翳，才不会“僭越”这堵墙。从培根以降，知识就是权力，反对祛魅甚至进行某种复魅，恰能巩固这种权力的隐秘根基。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中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可能令很多人难以接受的观点：巫术与科学具有高度的同源性乃至同构性，两者都旨在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控制自然界中的事物。巫术可以被视为工具理性的原型。按照今日惯常的定义，马林诺夫斯基更多指向的应该是技术。

巫术就这样与科学相近，因为它永远有一定的目的，与人类本能、需求与事业相联结得很密切。巫术是被用来达到实用目的的，它与任何旁的艺术和技艺一样，也被理论所支配，也被许多原则底系统所支配，以便行动的方法可以有效。（《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6页。）

按此观点，人类历史上的巫术本身并非看上去那样愚蠢、蒙昧的。相反，现代社会中一些假借崇高之名的作为——其目的不清、理论不明、效果可疑，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厌弃的那种巫术。倘若那些神秘的、不可尽知、不可控的力量藏匿于科学与技术背后，那是否意味着，对现代人而言，更加需要祛魅的，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呢？

（作者郁喆隽，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