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之糊涂县令（邬国平畸人郑板桥）

“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蒋士铨《题郑板桥画兰送陈望亭太守》）清代诗人蒋士铨写的这一诗句反映了人们心目中的郑板桥颠狂怪诞的形象，其中一个“笑”字又透露出大家对他或褒或贬、或喜或惋的不同态度。

一

郑板桥（1693—1766），名燮，字克柔，自号板桥，江苏兴化县人。他生活的时代，正值“康乾盛世”。当时，与域内的某种升平景象相映照的，是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惊恐状况，从而形成一种不协的氛围。归庄《随笔》说：“康熙初……文网渐密。”清统治者屡屡兴起的文字狱，表面上好像是为了消除“悖碍”字句，实际上含带有奴役思想的用意。与此同时，他们又兼施怀柔政策，向知识分子示以高位贵爵，诱以功名利禄。威逼加利诱，果然造就了大批驯服的合作者。这是一场个性和名利的“交易”，它进一步加深了知识分子性格的异化。

文人既失去了晚明的狂放精神，也没有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抱负，谨饬畏惧是朝野人士一种普遍心态。当时有一副对联写道：“世道不同，话到口边留半句；人心难测，事当行处再三思。”这正好说明，社会对个人极度的压抑，致使人们的性格失常地内向。

这对于平庸之辈固然无所谓遭受压抑的痛苦；识时务的聪明才士也善于调协自己的情性志趣，从境随俗，他们回避现实，讳言个性，淹进故纸，自取其乐。唯有那些品格坚强、个性异突的人对此最难忍受，最难适应，他们随俗不甘，拔俗不易，因而时时引起心灵缠磨、冲撞，陷入无穷痛苦。

郑板桥就深切体尝着这种痛苦。他曾感喟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在困惑中包含着对现实和人生的严肃思考。他有时候也消沉、颓唐，想到明哲保身，相信“吃亏是福”。

但是他一生的主导性格是疏狂洒脱，不拘礼俗，在这方面他发扬了晚明张扬个性的传统，他自称是晚明“畸人”徐渭门下的“牛马走”，正反映了个中关系；同时他终生又以“忧国忧民”为怀，揭露弊政，陈诉民瘼，对文学创作中逃离现实的倾向展开有力批评，这又使他与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先贤保持了较多一致。这两重性的思想、性格特征，使他成为当时一位焕发着奇异光彩的人物，也使他的文学艺术创作获得了超众拔俗的内质。

板桥书：难得糊涂

板桥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当过儒官，父亲是一位品学皆优、安分规矩的教书先生。板桥幼时跟随父亲攻读，不另拜老师。据《板桥自叙》一文说：他母亲“端严聪慧特绝”，外祖父“奇才博学，隐居不仕”。郑板桥的赋性，既有父系的勤勉正直，又有母系的聪慧孤奇，两股血液同时在他的血管里奔涌。就他艺术家的气质而言，则以接受母系血统的遗传和影响更为明显，他自己也承认：“板桥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

板桥降生的时候，家境已呈清贫，过着“时缺一升半升米”、“布衾单薄如空橐”（《七歌》）的生活，这使他从小就领略到了寒苦的滋味。他居住在兴化城内，离他家不远的东门是当时的穷人区，那里的人长年累月处于“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的贫穷境况之中。板桥自幼在这一带游玩，这使他有机会更多地见到世上苦相。家庭和周围这种生活环境影响着郑板桥的心智，一方面他滋生了改变家境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培植了他的人道精神；前者成为他追求功名的动力之一，后者又成为感发他用世之志的一个思想因子。

儿童时期的家庭变故，对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板桥四岁丧母，十四岁时，继母又去世。童年时期这种灾难性的经历给他留下了精神创伤，他的情绪容易发生波动，对人世往往产生一种隔膜和孤独感，环境顺应能力明显地不如别的孩子。这逐渐地形成他后来“不苟同俗”（《板桥自叙》）的孤直个性。

一个眉目清秀或者口齿伶俐的少年往往容易获得大人们喜爱，他们自然也能较多地沐浴到人间温暖。板桥则不然。他在后来常常提到，由于自己长相寝陋，为别人所不喜；又好大言，自负过高，长辈们都侧目相视，不愿与他来往。他渴望别人理解自己，遭到的却是无情的冷漠。委屈和痛苦使他在心里凝聚起与人竞胜的意念，而这具体又化为刻苦读书的行为。

他“每读一书，必千百遍”。为了记住书上的内容，甚至到了神思恍惚的地步，“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板桥自叙》）。尽管别人对他有种种不满，但对他这种好学精神又都相当钦佩。

板桥自叙

结婚以后，生活负担加重。为了养家，他曾经设塾授徒，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傍人门户过春秋”（《自嘲》），地位卑微，令他感到羞惭。三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家境更加凄清，“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七歌》）。为了改变窘困局面，板桥不得不加快生活节奏，努力劳作。

他四出飘游，广结朋友，扬州是他往来最频的地方。“春风十里扬州路”（杜牧《赠别》），自唐至清扬州虽迭经战乱，却一次次从灾变中苏生，越来越繁华，至康乾之世，商品经济的发达更使它形成了一个较高水平的文化消费圈子，求书买画蔚然成风。郑板桥从小在书法、绘画方面受过良好训练，具有扎实的功底，加上他天资聪慧，因此长进甚快。迫于生活的需要，也出于对艺术的爱好，他走上了以字画为生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他的作品受到人们广泛喜爱。

从《板桥偶记》一文可见，当时在一些乡村民家和普通茶肆，都能见到他的墨迹，可知其流传之广。随着名声逐渐流播，他手头拮据之感也稍有缓解。有时他望着一张张求稿柬帖想，为谋生而写字作画，与婢仆又有什么两样？每当这种时刻，他就变得烦躁不宁，希求摆脱。而有些巧黠之士，待到板桥饮酒作乐、情绪轻快时，各人手持枒笺纨扇，请他挥写一石一竹，题上数字，板桥往往欣然应诺，即使墨渍污上襟袖也在所不惜（见金农《冬心先生画竹题记》）。因为在这种情境下，他方才感到自由的艺术劳动的幸福。

板桥在艺术上虽已初尝成功喜悦，然而他的仕途，却依然前景灰暗。康熙时期他是一名秀才，后来多次投考，均名落孙山，直待四十岁才中举，四年后中进士。他在一首诗里，借咏秋荷，感叹自己发达迟晚：“秋荷独后时，摇落见风姿。无力争先发，非因后出奇。”（《秋荷》）五十岁开始，他先后在山东范县、潍县做了十二年县令，这与他早年对功名的寄望是有很大距离的。

尽管如此，他仍然在任上做了许多好事，显示出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独特的办事风格。潍县出了一桩风化案，一个和尚和一位尼姑，寺庵相对，经常见面，不免勾动了凡心。不料为人发觉，双双被缚押官府。郑板桥一见二人年齿相配，就让他们还俗，结为夫妻，并写了一首《判潍县僧尼还俗完婚》诗来歌咏此事。诗写道：“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诗语里不无得意之感。又有一次潍县发生自然灾害，他不怕得罪上司，毅然为民请赈。他这种品行和办事作风为贵权阶层所厌嫌，以此他悒悒不欢，加上不堪衙务烦琐，终于在六十一岁时托病还乡，结束了宦途生涯。

“板桥道人老更狂，弃官落拓游淮阳。”（王文治《为吴香亭题郑板桥画竹》）罢官以后，板桥主要往返于扬州、兴化二地，重操售书卖画的生涯。不过，今非昔比，此时郑板桥已令誉卓著，到他家来求书问画的人络绎不绝，以至“户外屦恒满”。由于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实践，加以罢官后轻松自如的心境和充分的闲暇，板桥的书画艺术在后期达到了顶巅。同时，这又是“扬州八怪”成员聚首扬州较集中的时期，从而为这一新异的艺术流派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条件，板桥以其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成了他们中的弁冕人物。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郑板桥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二

郑板桥在一生中，对自己归宿的看法发生过很大变化，由开始热望功名逐渐向后来的虚幻感转变；随着这一转变，他的生活态度也出现了明显不同。

他的禀赋无疑以艺术家气质为胜，感觉敏锐，想象丰富，感情奔放，个性意识强烈，这使他非常适合于从事艺术创造活动。相比之下，他却缺少那种出入官场所需要的特殊性格和才能，他性喜无拘无束的生活，厌恶琐碎而又严格的礼仪，缺乏与同僚和上司应酬周旋的耐心，总之，不算是一块合适的当官“料子”，很难讨得掌握他升迁命运的人的关心。问题在于，他起先并不是把当艺术家，而是把猎取功名作为自己生活的第一目标，处于一种“时时盼霄汉”（《寄许生雪江三首》之二）的热切期待之中。追求功名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加上清统治者大力提倡读书，鼓励参加科举，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这些原因外，郑板桥早期如此热衷于功名还同他家的特殊情况有关。郑家子嗣不旺，板桥父辈仅兄弟二人，到了板桥这一代，他是家里独子，他叔叔也只是一枝单苗，即板桥堂弟郑墨（《十六通家书》就是写与此人），而郑墨又是在他二十五岁时才出生的，因此，板桥早年实际上是郑氏以两房合一子的丁男。所以，家族对功名的期望几乎完全寄托在板桥一人身上。加之他父亲只是一个廪生，地位低下，更把自己的仕途抱负通过苦心教授输移给了儿子。这样就使板桥过早地载负起了沉重的担子，使他从小就处于一种攀附功名的高情绪状态之中。他后来在一首词中写道：“掷帽悲歌起，叹当年父母生我，悬弧射矢。半世销沉儿女态，羁绊难逾乡里。”（《贺新郎·送顾万峰之山东常使君幕》）在这种功名焦虑感中包含着一种对家族的寄望所怀的负疚之情。

板桥法书

他自视很高，用功甚勤，对成功充满信心，但是在实际进行中很不顺利。“明年又值抡才会，愿向秋风借羽翰。”（《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可是秋风并没有使他青云直上，而是给他吹来一片片陨落的枯叶。板桥就在这种期待和失望中消磨岁月。他郁闷极了，感到自己窒息得已快透不过气来，于是产生了一种难以自抑的宣泄欲。三十三岁时，他客居北京，与禅宗尊宿及京官诸子弟交游，“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以是得狂名”（《清史列传·郑燮传》）。他这时已经顾不得别人会如何议论自己，觉得唯有像这样恣肆地吐泻郁情方能获得些许快意。从京师失志南归后，他写了一首《沁园春·恨》，最能反映他当时愤世嫉俗、近乎于变态的心理：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这首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科举制度下失意的文人痛苦挣扎的灵魂。中进士，也位不过县令，这当然仍使他感到委屈。

随着社会阅历、人生感受的加深，他对从小笃信的史书内容的可信性发生了怀疑：“历览前朝史笔殊，英才多少受冤诬。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辛勤一日涂。”（《历览三首》之三）板桥像许多文人一样，向往垂名汗青，然而史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权势和金钱支配，“黄金先买史书名”（同上之二），“俗子几登青史，英雄半在红尘”（《西江月·警世》）。既然如此，即使被写进史书，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一想，他不免对功名有点心灰意懒。

他又感到，在纷繁多变、难以捉摸的人世，个人的努力有时往往徒劳无益，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主动选择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他的《浪淘沙·种花》暗示了人生的这种难以把握：“晴雨总无凭，诳杀愁人，种花聊慰客中情。结实成荫都未卜，眼下青青。”受命运摆布和对前途的迷惘是这首词的基调。阴晴无凭的气候，寄寓他乡的愁人，好似构成了命运与人的关系，“诳杀”二字写出了个人受作弄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状；“种花”表示追求、寄托和希望，但是种花人对幼苗将来能否结出果实，长成绿荫却无能为力，因而也并不在意，只求能看到眼前一簇青翠的生命之色——如此而已。

上述经历和认识，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流传甚广的《道情十首》颇能说明问题。板桥三十七岁时写出这组歌词的初稿，后几经修改，在他五十一岁任范县令已两年时才正式印行，因此可以认为它们不是诗人一时之感。唱词感慨历史兴亡，叹恨人生奄忽，处处以功名难就而易失来反衬平凡生活的亲切、可爱。有人说，这组词带有感伤和消极的思想成分。不错，不过还应当进一步说明，板桥的感伤和消极主要是为了竞奔仕途而发，并非是对整个人生的悲观和厌倦；对前者的消极正好导向对普通人生活的热爱。

这组歌内在的意蕴是：只有当你从一个热衷科举的势利人还原为自由人的时候，才能够轻松自如地呼吸空气，充分地观赏自然，真正地感受生活的美。这或许就是它获得人们长期喜爱的主要原因。

生活态度的改变使板桥的心情也变得轻脱起来，他虽居官任，却非常羡慕自由自在的“野人”生活。也正是这个缘故，罢官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心理震动，《罢官作》第一首曰：“老困乌纱十二年，游鱼此日纵深渊。春风荡荡春城阔，闲逐儿童放纸鸢。”整首诗洋溢着一种回到普通人中过平凡生活的欢乐和喜悦。

如果说他的《道情十首》在赞美布衣生活的同时仍寓有“中年感慨”的话，那么在他晚年写的《瑞鹤仙》组词中，呈露的心境则完全是淡泊的。他描述渔家、酒家、山家、田家、僧家平淡无奇、乐趣无穷的生活，如渔家，“人与沙鸥同醉。卧苇花一片茫茫，夕阳千里”。又如农家，“匏尊瓦缶，村酿熟，拉邻叟。每长吁稚女童孙长大，婚嫁也须成就。到冬来新妇家家，情亲姑舅”。这是何等美丽的画面，何等亲切的情趣。相比之下，官宦家“任凭他铁铸铜镌，终成画饼”，帝王家“待他年一片宫墙瓦砾，荷叶乱翻秋水”，又是何等凄惨，何等荒凉。郑板桥在晚年，有时仍会对功名浮现几丝幻想，但是有一点是无疑的，他更热爱艺术家的生活，这是他对自己赋性的认同。

三

用世之志和功名之心虽有联系，可又不是一回事。郑板桥早先用世和功名心几乎同样强烈，随着阅世深入，他功名心渐趋淡薄，然而对世事的关心虽至晚年未有稍变。他在六十五岁时写的《再和卢雅雨四首》之三说：“关心民瘼尤堪慰”，又在作于六十八岁时的《板桥后序》一文中说：“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这些都说明，郑板桥在晚年仍把古往今来、天下世事装在自己胸怀。

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里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同时也肯定“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对那些“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银，造大房屋，置多田产”的士大夫中的坏人极为鄙薄。然而“天地间第一等人”和有用之民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利禄之辈却能到处享受特权，这使郑板桥感到大惑不解。

他固然无力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但是他总想在自己待人处世方面给穷苦人以更多的敬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多做一些好事。他年轻时，偶尔从家里的旧书簿中发现了前代的家奴契券，随即把它付之一炬，免得人家的子孙知悉后增生惭愧之心。他自己招佃农，必待之以礼，以主客相称，对他们怜悯、周全、宽让。即使是盗贼来到家中，他也认为要“开门延入，商量分惠”，以救其急，因为“盗贼亦穷民耳”（《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

他教育自己幼子要善待贫家之子、寡妇之儿，并亲自抄写数首诉说耕农织妇辛苦生活的诗歌，让他儿子诵读，使他从小懂得尊重穷人。他还认为终日“安享之人”对自然、艺术美的感受比较麻木，而“劳苦贫病之人”反倒有较佳的审美心智，他谈到自己的艺术服务对象时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郑板桥尊敬、热爱、同情、关心人民，当他一旦有“得志加泽于民”的机会，就把自己的人道精神具体化为利民的惠政。

板桥画：竹石图

康、乾时期国力强盛，财丰物富，但这是靠通过严重盘剥和榨取得来的，“世方以武健严酷为能”（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这话把其中的奥秘说得甚透。板桥反对去合这种“时宜”，他写道：“政绩优游便出奇，不须峭削合时宜。良苗也怕惊雷电，扇得和风好好吹。”（《绝句二十三首·沈凤》）

据记载，板桥为知县，讼事右穷人而左富商，囹圄数空，遇灾荒，不待申报，也不顾众僚反对，开仓赈贷，救活万余灾民，因此在当时有“循吏之目”（《清史稿·郑燮传》）。当他罢官离开潍县时，“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叶衍兰等《清代学者像传》）。

郑板桥关心世事、忧国忧民的情怀又赋予他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以浓厚的现实意识，他以社会价值为标准把文学分为三类：经世之文、吟咏个人情性之文和无聊应酬之作。第一类文最受推崇，是他衷心向往的；第二类文尚可，但比第一类文价值已经大降；他认为自己大多数作品归属这一类，因此颇感遗憾；第三类文受到他鄙视（见《后刻诗序》、《偶然作》七言）。

他认为批评弊政、反映民生疾苦是文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对杜甫注重现实的创作倾向评价很高。尽管他对文学功能的认识有嫌偏颇，笼统地称“曹刘沈谢才，徐庾江鲍俦”的作品是“乞儿谋”（五言《偶然作》）也失于公允，但他呼吁文人从故纸堆里抬起头来，走出风月花酒的个人生活圈子，注目于现实，为改善人民的痛苦境遇而尽力，这是对同样偏颇的讳言世事的文学风气有胆识的批评，在当时具有特殊意义。

板桥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自己的主张。他抨击“播谈忠孝，声凄泪痛”的虚伪世风，揭露和批判贪勒刁奸的悍吏、惨掠苛虐的私刑，对人民的痛苦则在笔墨间寄予无限同情，如《逃荒行》《还家行》描绘灾民苦难，催人泪下；尤其是他写的以儿童（其中多数是孤儿）为题材的诗歌，更是感人肺腑，如《抚孤行》歌颂一位母亲对孤子的恩育，《孤儿行》和《后孤儿行》斥责欺虐孤儿的不道德行为，《姑恶》倾诉童养媳不堪折磨的悲愤等等。

我国文学史上，像板桥这样集中而又充溢着至情来反映儿童生活和命运的作家还不多。在这些诗篇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本人童年时代的影子，领略他的感受和意绪。

四

尊重个性，追求个性，反对阻扼个性的发展，这是郑板桥又一可贵的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个性长期遭受儒家意识和世俗偏见的抑制，个性异突、行为超俗被看作是危险物。对此，文人警句和民间俗谚都有过十分生动的总结，诸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枪打出头鸟”等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和光同尘”、克己从人被奉为远祸避害的座右铭。魏晋和晚明时期，正统儒家思想对人们的维系力有所削弱，个性意识得到不同程度张扬。清初，“异端”思想受到正统势力强烈冲击，与晚明相比，个性精神明显消减，表现出迎合封建伦理规范的历史回旋。

郑板桥虽然生活于个性消退的时代，却为追回个性作出了可贵努力。无疑，“与天下同乐”是他坚信的格言，但他反对漠视个性的价值。他深深受到道家“齐和万物”思想的影响，主张让每个人依其天然本色和各自意愿自由地发展心性，塑造自己形象。

板桥画：墨竹图

他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里曾谈到两种不同的养鸟和爱鸟之道，表现了他这种思想。他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笼中养鸟”者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鸟的痛苦之上，这是十足的自私和残忍。

板桥提倡：“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植树养鸟”既为鸟的自由生息创造了理想环境，同时也为自己提供了无穷乐趣。说明人生的真正快乐来源于创造自由的环境，绝不在于制造自由的枷锁。正如板桥该文所说：“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比之盆鱼笼鸟，其巨细仁忍何如也？”

他在一首题画诗里还说：“我愿居深山巨壑之间，有芝不采，有兰不掇，各全其天，各安其命。乃为诗曰：高崖峻壁见芝兰，竹影遮斜几片寒。便以乾坤为巨室，与君高枕卧其间。”可见板桥谈爱鸟，爱芝兰，实际是谈尊重和爱护个人，要求社会适合于个人自由生活、个性自由发展。这种思想在当时文人中实属罕见。

问题的关键似乎还不在于一般地肯定个性，郑板桥提出的要求其尖锐性表现在：社会应当容纳被它认为是恶和丑的东西，不应当因为自己看不顺眼和它们不利于自己就反对、排斥，甚至翦灭它们。他认为丑石在“陋劣之中有至好”（《板桥题画·石》），值得人们赏爱。以上就形成了他保护“丑类”、容纳“怪异”的思想，这是他的个性意识中最核心的内容。

他说执政者应当“体天之心以为心”，而天有时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有时则狂风淫雨，飞沙走石；大地既生“骐麟凤凰”、五谷花果，也生蛇虎蜂虿，蒺藜萧艾，二者都能够俱生并茂，共处同存，这正体现出天地的博大和宽容。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对尧和舜这两位历史人物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评价意见。历来人们爱把二人并提，对他们治理的国家推崇备至，板桥则认为“尧、舜不是一样，尧为最，舜次之”。理由是，尧能容纳不同意见和犯有错误的人，“共工、驩兜尚列于朝，又有九载绩用弗成之鮌”，而“舜则不然，流共工，放驩兜，杀三苗，殛鮌”。

所以他说：“彰善瘅恶者，人道也；善恶无所不容纳者，天道也。尧乎，尧乎，此其所以为天也乎？”（《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以武健严酷为能”的现实的批评。

如果联系他同情和讴赞怪诞人物的诗篇，便可体会到，他更在于向社会呼吁要尊重和爱护个性异突的人物。他为徐渭鸣不平：“半生未挂朝衫领，狠秋风青衿剥去，秃头光颈。”对他自尽抗俗的勇气表示理解和钦佩：“拔取金刀眉目割，破头颅、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间病。”（《贺新郎·徐青藤草书一卷》）他为“扬州八怪”的其他朋友而感到骄傲，如金农“乱发团成字，深山凿出诗。不须论骨髓，谁得学其皮？”（《赠金农》）然而他们“才雄颇为世所忌，口虽赞叹心不然”（《饮李复堂宅赋赠》）。郑板桥对这种社会恶俗深表愤慨。

在《音布》这首诗里，板桥通过叙述一位性格兀傲、不受世网萦系的艺术家难容于亲戚、乡里和社会的不幸遭遇，发出了下面这样沉痛的呼声：

世上才华亦不尽，慎勿咤叱为幺魔。此等自非公辅器，山林点缀云霞窝。泰岱嵩华自五岳，岂无别岭高嵯峨。大书卷帙告诸世，书罢茫茫发浩歌。

郑板桥反对把个性强烈的才华之士当作“幺魔”来对待，提出要给他们充分表现和发展的权利。作为一代奇灵怪杰，板桥经常感到环境对自己的压抑，心情常常郁闷不舒。他对徐渭等人的深切同情，正是基于自己对生活的这种感受和认识。他对摧残个性的不合理社会的有力反抗，虽然在当时未能产生多少影响，但是，在我国思想史的演进轨迹上，它以与近代精神某种相似而格外引人注目。

五

郑板桥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极富创新精神的文学艺术家，阅读、观赏他的作品，人们很容易受其品格、个性的吸引和感动。

他创造了一种“板桥体”书法，也称“六分半书”。它以隶书为基本骨架，兼备真、行、草、篆某些长处，更把竹、兰叶瓣的画法参杂其间。经过作者大胆的巧思异构，上述特点自然、有机地融为一体，别具风致。

绘画方面，板桥主要画兰竹石菊，尤其是兰和竹更为他所擅长。当时人们的绘画题材比较集中于山水，因袭传统、墨守成规者尤多。郑板桥不随众流，突破时尚的题材范围，改变传统的构图习惯，创以新的技法，这使他的画充溢着一种新鲜活泼、秀劲爽健的墨气精光。他把兰竹等自然物高度艺术化，以寄寓自己的清操亮节，以表现孤直突兀的性格，这又赋予他的画面以感人不尽的意境。

板桥书：坡公小品册

板桥的书画艺术，颇得人们好评，如谢诚均《聩聩斋书画记》评他的书法“无古无今，自成一格”，肯定它的创造性和艺术成就。而他的绘画（尤其是兰竹）更是大家所喜爱的艺术珍品。但是历史上有些人对郑板桥艺术上的创造性缺乏理解，有的讲他的书法是野狐禅，有的抓住其个别不协谐处，讲它是不伦不类的儿戏字体，这些都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绘画方面，有人指责他画的兰花“乱头粗服”，失去了兰花的“风调”；也有人批评他的画“横涂竖抹，发越太尽，无含蓄之致”。殊不知板桥画的艺术魅力正在于从“横涂竖抹”和“乱头粗服”之中呈露出倔强不驯的个性精神。

板桥的诗文也很有自己特色。他不追求古色古香，不崇尚艳丽词藻；不拘体格，兴至则成，述事言情，恻恻动人；在通俗平易中，充满诙谐和机智，读后让人感到妙趣横溢，忍俊不禁。他的词作或清新俊俏，或悲壮苍凉，与诗文相比较，似具有更多的艺术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题画诗文真率可爱，与画面相映成趣，二者互相参看，蕴义会变得更加丰富，也更易使我们洞达艺术家的心灵。“宦海归来两鬓星，故人怜我未凋零。春风写与平安竹，依旧江南一片青。”青翠的竹子真切表达出他离开混浊的官场所体验到的轻松心情。

“春雨春风洗妙颜，一辞琼岛到人间。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破盆兰花》）“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在这两首诗中，“乌盆”和“青山”分别是枷锁和自由的象征，“打破乌盆”“咬定青山”正表示他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坚强决心。

“兰在深山，已无尘嚣之扰，而鼠将食之……熊、虎、豺、麛、兔、狐之属将啮之，又有樵人将拔之割之。若得棘刺为之护撼，其害斯远矣。”这是他题《丛兰棘刺图》的一段文字。兰花虽然清劲，毕竟缺乏自卫能力，板桥希望有棘刺保护它们，使不受他物伤害。这提醒我们，板桥的性格除了有竹兰石的高洁、孤介、怪诞之外，还有其“刺”的一面。

六

郑板桥也有迁就世俗的一面，使行事和精神不免于陷入矛盾之中。他疏狂放任，有时又醇谨拘检；他诙谐玩俗，调侃人生，有时也会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年年为恨读书累，处处逢人劝读书”（《绝句二十三首·潘西凤》），这正表现了他矛盾的心境。尤其在他四十岁中举至做县令的前期，正统观念增多，他劝导堂弟努力科举，谨慎处世，以他自己“不受绳尺”为戒，晚年又流露出对人生的悲观感。尽管如此，他为自己绘就的拔俗不群的精神姿态则是经久而常新。

本文转自邬国平《明清文学论薮续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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