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金文经学产生的背景（邹芙都马超西周金文所见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讨论）

“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和兼并战争，终归一秦。两周之世究竟有多少古国，如今已无法确知，不少古国在传世文献中仅是一鳞半爪，相关记载更不乏龃龉之处。随着两周金文材料的不断面世，一批文献失记的古国也随之“重见天日”，具体有两种情况：一是传世文献中从未出现，仅通过金文资料为人所知的古国；二是在传世文献中以城邑名、郡县名等非国名形式出现，在金文中以国名形式出现的古国。我们将上述文献失记的古国统称为“佚记古国”。佚记古国的发现及相关研究，不仅具有“补史”作用，还可以通过考辨其地望、族姓、婚姻、礼俗等，为探究周代分封制度、邦国关系、社会经济、民族融合等问题提供线索。

从目前来看，西周佚记古国的相关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共识。然而，由于在国名考释、史料解读、线索系联等方面的分歧和差异，对部分佚记古国的判定及其族姓、地望等问题的认识仍存有较多争议和误解，使佚记古国在“补史”方面的重要价值未能充分发挥，相关研究亟待深化和理清。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西周金文资料，通过综合考虑人物称谓、铭文史实、墓葬信息等各项内容，鉴别典籍与金文国名用字间的通假、代称等现象，对西周金文所见“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与辨析，以期引起学界的进一步关注与深入讨论。

一、讨论相对充分的佚记古国

通过对先行研究及相关史料的爬梳，有关鄳、緐、霸、

、相、散、

、

的讨论相对较为充分，但因国名用字缺乏字义、字音上的线索，铭文内容的理解又往往因人而异，而不同史料中的古国信息又难以直接对应，因而学界在其国名释读、是否为古国、与文献国名对应关系及其族姓、地望等问题上仍有较多争议。随着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的日益增加以及古文字考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为解决这些佚记古国的史实分歧提供了契机。

（一）鄳

鄳国之名见中觯（《铭图》10658）：“王大省公族于庚（唐），振旅，王赐中马自侯。”据“侯”之称，知为国名。太保玉戈（《铭图》19764）载：“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率）汉，造（肇）殷南，令侯辟用鼄走百人。”学界一致认为“”与“”为同字，所指为一国。陈梦家释其为“厉”，徐锡台、李自智、陈鹏宇等释为“濮”。

中觯仅有摹本传世，字形存有讹变，不可信据。陈鹏宇公布的太保玉戈铭文照片和拓本，可供核对字形。由戈铭来看，字形左侧为阜、右侧为攴，中间部分为上甾下。徐锡台、李自智将旁与上部甾旁看作一字，遂误释为“菐”。而主张释“厉”的学者则是将看作“萬”。“萬”本为蝎之象形，甲骨金文习见，字形下部应有长尾之形，戈铭旁未见，故释“萬”之说实难成立。古文字中有象青蛙之形的“黾”字，在甲骨文中作

（《合集》20853）、

（《合集》17953）、

（《合集》5947），金文作

、

等形（

字所从，见乔君钲铖《铭图》15987）。戈铭与之写法一致，当释作“黾”。应是以黾为声，作地名可径释为鄳。至于中觯字所从的

，当是金文

（父辛黾卣《铭图》12806）、

（黾祖乙觚《铭图》9539）一类“黾”字写法的误摹，其身躯与前者相近，而四肢则与后一写法近似，只是觯铭明显将黾头部与身躯比例摹写失真。

中觯属于“安州六器”之一，鄳国的地望需要结合“安州六器”所载昭王南巡路线来考虑。李学勤指出，中觯铭文中的“庚”即是唐国，在今湖北省随州市随县西北。近年来曾、鄂两国西周早期遗址的发现，证明曾即是随，曾、鄂二国西周早期均在随州，昭王南巡应是自成周出发经南阳盆地各国到达汉东的曾、鄂。

中觯载周昭王在唐地省视公族，整顿军队，赐给中四匹来自鄳国的马。鄳国的位置应距唐国不远且与南阳盆地以及曾、鄂诸国接近。结合字音来考虑，鄳地应即战国时期楚之冥阨。《说文解字·邑部》：“鄳，江夏县，从邑黾声。”段玉裁注：“今河南信阳州、湖北德安府应山县之间。县盖以黾阨得名也……《吕氏春秋》、《淮南鸿烈》皆云：‘天下九塞，冥阨其一。’《战国策》、《史记》二书或云黾阨，或云黾塞，或云黾阨之塞，或云鄳隘，或云冥阨之塞，其实黾、冥、鄳一字，阨、隘一字。”《新蔡葛陵楚墓》甲三193号简有人名“鄳尹羕”，乙四141号简有人名“黾尹丹”，何琳仪指出《汉书·地理志》江夏郡有鄳地，在今河南罗山县附近，简文中的鄳应即此地，晏昌贵亦有相近之说。

黾、冥、鄳音近相通，阨、隘、塞均为形容此地险要之词，“天下九塞，冥阨其一”，道出鄳之重要地位。据方勇研究，“冥阨”还见于云梦睡虎地秦简。金文、玉戈、楚简、秦简之鄳均在冥阨（黾塞）附近，其地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市与湖北广水市交界处，为豫鄂交通要道，距曾、鄂、唐均不远，符合上文对太保玉戈、中觯铭文的分析。鄳国族姓未详。

（二）緐

班簋（《铭图》5401）载周王令班“作四方极，秉緐（繁）、蜀、巢”。“緐”与蜀、巢二国并列，应同为国名。已有学者指出“緐”地有三：一见于《史记·赵世家》“廉颇将，攻繁阳”，在今河南安阳市内黄县；二见于《三国志·魏志》“文帝为坛于繁阳，受汉帝之禅”，在今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三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楚师为陈叛故，犹在繁阳”，在今河南驻马店市新蔡县。

甗（《铭图》3363）称：

唯十又一年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王在宗周，王□□使于緐，赐贝五［朋］……

铭文所载的伐虎方之事可与“安州六器”对应，其中又出现了緐国之名。孙庆伟指出甗铭所载与昭王南征有关，周王命晋侯出使緐国是为南征作前期准备。可推知緐国在南土，緐对于南伐当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昭王才会在南征之前专命晋侯前往打点。郭沫若曾认为班簋之“緐”与晋姜鼎（《铭图》2491）“征緐汤（阳）□，取厥吉金”，以及曾伯

簠（《铭图》5979）“克狄淮夷，印燮緐汤（阳），金道锡行”之“緐阳”为同一地名，大率在南国，允为卓识。后来郭先生另出新解，认为“緐”即澶渊，在今河北境内，不如前说。

繁阳亦见于鄂君启车节（《铭图》19178）：“自鄂市，就阳丘，就方城，就象禾，就梄焚，就緐（繁）阳，就高丘，就下蔡，就居鄵（巢），就郢。”其中“繁阳”是鄂君启货运通行的重要地点，与西周、春秋金文中事关“金道锡行”的緐（繁）、緐（繁）阳当为一地。经过诸多学者研究，车节路线中的部分地名目前已基本明确，其中“方城”是楚之方城关，在今平顶山市叶县保安镇附近；“象禾”是象河关，在今河南沁阳县北象河乡。近来李家浩申论旧说，认为“象禾”当释为“兔禾”，即陕西商县（今商洛市商州区）之菟和山。菟和山与车节地名鄂、方城、下蔡等距离过远，难以排入其行驶路线当中。“梄焚”应即《左传》宣公九年“郑伯败楚师于柳棼”的“柳棼”，惜历来注解无说，姚汉源曾认为“柳棼”当读为“汝坟”，可供参考；“下蔡”即蔡昭侯所迁之都城——州来，在今安徽省凤台县。

车节记载的行驶路线为推测繁阳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自方城关向东南方向沿山谷行进，即可到达象河关；出象河关则可以直达今驻马店等地。如此，鄂君启车队从方城到达象禾之后，接下来的目的地——梄焚、繁阳不会在河南平顶山、许昌、漯河一带，而应在今驻马店附近。梄焚、繁阳若在前列诸地，鄂君车队直接自方城关北上即可到达，不应再绕道象河关。据易德生拟定的周代南方铜料向北运输线路图，铜料运输线路在临颍附近交叉较多（4条），而在新蔡附近较少（2条），所以易先生更倾向于繁汤（阳）在临颍，但同时也提及新蔡附近也是铜料运输的重要交汇点，繁汤也有可能在新蔡北。事实上，铜料运输线路仅能反映出铜料北运的经由地点，却无法解决每条线路运输铜料的运量问题，也就难以用来衡量诸条线路孰轻孰重。仅依据线路的疏密情况来推测繁阳的所在，尚显不足。综合前述各方面线索来看，繁阳在新蔡北仍应是最合理的推测。

出土于安徽宿州的緐伯武君鬲（《铭图》2944）铭文载：“

（緐）伯武君媵告以（姒）宝鬲。”李国梁采用李学勤观点，释“”为“緐”，据此说，由鬲铭知该器乃是緐伯武君为其女“告以（姒）”出嫁所作，告即郜国，为姬姓，那么“姒”应即緐国之姓。

《路史·国名纪·商氏后》有緐国，云：“緐，澶之清丰有繁渊、繁阳故城，而临河有繁泉，汉强占为繁侯者。亦音皤。一在汝阴。”西周至春秋早期，汝阴（新蔡）存在一个姒姓緐国是可以确定的，至于清丰之地是否另有一商氏后的緐国，尚不得而知。

（三）霸

2007年山西翼城大河口发现了西周霸氏墓地，年代自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初年。部分学者认为霸不是国名，仅是族氏名，或主张是晋国的怀姓九宗之一，或晋国卿大夫的采邑等，依据主要有：其一，大河口墓地与横水朋氏墓地葬俗、文化内涵相近，故族属也应一致，已知朋为“媿”姓，霸氏也当为“媿”姓，“媿”“怀”音近相通，正与怀姓九宗相合；其二，大河口墓地与怀姓九宗存在的时代相符；其三，大河口墓地距晋国都城较近。

针对上述观点，谢尧亭、李建生均曾著文反驳，认为霸当为诸侯国，理由有六：其一，据大河口墓地铭文知霸氏有独立的对外关系和军队，可以和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直接交往，未见有晋国参与；其二，晋国的非姬姓采邑出现时代较晚，在晋武公、献公之时，此时霸已不存；其三，霸伯豆铭文显示霸氏有太庙；其四，霸氏墓地M1、M1017随葬大量的青铜礼器、玉器、兵器，其数量、质量均超过同时期的晋侯墓地；其五，文献记载中的怀姓九宗居住在晋国翼都，不会在远离晋都的霸地；其六，晋国始封面积不大，《史记·晋世家》载仅为“方百里”，周围完全可以存在不少小国。

我们注意到，在大河口M1、M1017的陪葬品中均有成组的编钟，西周时期编钟的使用有着较为规范的礼制等级，常怀颖指出西周中期非姬姓使用编钟镈的人群身份地位非常高。王世民在研究芮国、虢国墓地的随葬品制度后指出，享有“金石之乐”是国君与其他低等级墓葬的区别之一。冯时、朱继平以为“霸”即传世文献中的柏国。黄锦前、张新俊、谢尧亭则将“霸”与朋生簋、晋侯铜人中的“格”联系起来，黄锦前、张新俊还进一步认为“霸”即文献中的“潞国”。

将霸等同于文献记载中的柏国，其理由除了霸、柏音近以外，尚没有其他可靠证据，韩巍、黄锦前均已辨明。大河口墓地霸国铭文中的国名用字除作“霸”外，尚有格、

、

、

等写法，多以“各”为声符，因此将“霸”与“格”联系起来，确实有着可靠的字形依据。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晋侯铜人（《铭图》19343）云：“唯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师，侯扬王于兹。”“格”是淮夷侵伐的对象，李学勤将铜人与敔簋（《铭图》5380）相系联，指出两器所载的淮夷入侵乃是同一次事件，铜人“格”即战国韩国的格氏地，在今河南荥阳，敔簋中的叁泉、幂、上洛等地，经考证也是在今河南荥阳、伊洛一带。冯时亦赞同铜人之“格”在河南荥阳。大河口墓地在成周西北，距荥阳、伊洛尚远，淮夷不太可能逾过黄河，绕至成周北部侵伐霸国，铜人中的格应与霸无关。

朋生簋（《铭图》5307）铭文末尾有族氏铭文“

”。据董珊研究，此族氏即妘姓之琱（周）族，商代居于周原，后被商王朝伐灭，古公亶父迁居岐山之后，妘姓琱（周）人作为当地的土著居民可能仍留居其地。格伯与朋生买卖土地，格地当与朋生之地接近。朋生为琱（周）族之人，而西周琱（周）族的分布情况，现在还不明了，极有可能仍在周原，故无法将朋生簋中的“格”与霸国联系起来。由上可见，霸国之名虽然有时会写作“格”以及其他从“各”得声之字，但并不是所有的“格”氏铜器均属于霸国。

“霸”与“潞”为一国的观点，同样难以成立。首先，潞国的族姓有隗、妘、姜、姬多种说法，尚不能与媿姓霸国建立起必然联系。其次，春秋时期的潞地在今山西潞城，距大河口尚有一定距离，黄锦前、张新俊认为“潞”乃是霸国自翼城迁徙而来，但是《水经·浊漳水注》云：“（潞）县，故赤翟潞子国也……有潞水，为冀州浸，即漳水也。”潞地应由潞水得名，此字从水即可为证。若依潞是霸迁徙而来之说，则“潞”之得名就应源于“霸”（二字音近）。

经以上考辨，笔者认为，大河口墓地的霸氏既不是传世文献中的柏国、潞国，也不等同于金文中的格氏，而应是一个佚记古国，地处翼城。不少学者据霸之墓地文化与朋国墓地文化内涵接近，认为二者应属同一族群，当为媿姓。

（四）

金文两见侯之名，一为士山盘（《铭图》14536）：

王乎作册尹册令山，曰：于入（纳）侯，诞征鄀、荆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蛮服。侯、鄀方宾（傧）贝、金。

另一为侯簋（《铭图》4346）：

侯作登宝簋。

两件铜器中的“

”写法一致，均从茻从中。古文字中，茻与艹作意符时本可通用，因此应即“”。君自称“侯”，可知为国名。西周国铜器尚有同人所作的中伯壶（《铭图》12361）与两件中伯簋（《铭图》4775、4903）。

1980年湖北省随县均川公社刘家崖发掘一座春秋古墓，所出铜器器主自称“盅”（盅鼎《铭图》1842）、“泈叔”（泈叔鼎《铭图》1841）、“叔”（叔壶《铭图》12287）。传世东周金文中另有以盅、沖、中为氏名者，张亚初认为盅、、沖诸字音近，故将其全部归入国（原文称“中国”）。事实上，国在春秋早期已为楚所灭，春秋中后期的“中”应是楚之县邑。春秋早期的中子化盘（《铭图》14476）云：“中子化用保楚王，用正（征）梠（莒）”。“中子”自称“保楚王”，身份应为楚国之臣，东周时期盅、泈、、沖诸器未有自称“侯”者，应有深层原因。

的地望有三条线索：其一，士山盘铭文谓：“入（纳）侯，诞征鄀、荆方服”，说明的地望距鄀、荆（楚）两地不远，士山在奉王命纳中侯以后，才能顺接着去鄀、楚两国征职贡。西周时期的鄀国就是上鄀，其地在湖北省宜城市附近。其二，中甗（《铭图》3364）载：“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艺（设）在曾……在噩（鄂）师次，伯买父廼以厥人戍汉、中、州”。“汉”即汉水，“中”即国，“州”暂不详。其三，从上文提到过的均川所出盅、泈、诸器可知，楚地确实有一个“中”地，西周国应为其前身。综合这些线索来看，认为西周国在随州市均川镇附近，应是有道理的。

楚简文字中有一个“”地，见于清华简《系年》“秦晋焉始会好，穆（勠）力同心。二邦伐鄀，徙之城，围商密”；又见曾侯乙墓竹简“城子之骝为左服”。“伐鄀”之“鄀”即下鄀，地在秦、楚交界之商密附近，“城”也应在此附近，这与我们所论述的西周国为两地。郭涛曾据中、析、内意近相通，考证“（中）城”可能在春秋楚之析邑，也即秦之中阳县、隋之内乡县，其地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值得重视。此外，《仰天湖楚简》简2另记有“中君之一

衣”，此“中君”或言在湖南境内，或言不详，与国关系不明。

张亚初曾据辛中姬皇母鼎（《铭图》2173）铭文“辛中姬皇母作尊鼎”，指出“辛中姬皇母”即国之女“皇母”嫁于辛氏者，为姬姓，为“汉阳诸姬”之一。中伯壶云 “中伯作亲（辛）姬

人朕（媵）壶”，这是中伯为其女所作的媵器，“辛姬人”之“姬”，只能是国的族姓，足证张先生之说。

（五）相

传世的及簋（《铭图》5112）、作册析诸器（《铭图》11800、13542、13665）中均有“相侯”之名。簋铭云：“相侯休于厥臣及，赐帛、金，及扬侯休。”作册析诸器载：“令作册析兄（贶）圣土于相侯，赐金、赐臣，扬王休”。“相侯”即相地之君，相是国名。

有关相国的资料还见于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鼎（《铭图》2461）：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眔静省南国相，艺（设）

，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卑汝司在曾、噩（鄂）师。”

静鼎铭文残泐较为严重，“南国相”的“相”或有学者缺释，徐天进曾目验原器，从其原文所公布的铭文照片和拓片来看，释为“相”应可信。或有学者将铭文断读为“省南国，相埶居”，笔者认为不妥。金文中“”辞例出现多次，其释读虽存争议，但意为王之行宫则是学界共识，金文或言“艺（设）”（中甗），或言“艺（设）王”（中鼎《铭图》2383），却从未见“艺（设）”前还有其他动词者。此外

钟（《铭图》15633）有“南国服蛮”一语，鼎铭断读为“南国相”正与之辞例相同。

静鼎铭文一经刊布，张懋镕即指出周王“令师中眔静省南国相”，明显与中甗、中鼎“王令中先省南国”相关，均为昭王时器。马承源认为相有数地：一在河南内黄，即《史记·殷本纪》“河亶甲居相”之“相”；二是春秋宋邑，见《水经注·睢水》：“又东经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故城在今安徽宿县西北。马先生认为作册析觥与昭王十九年伐楚相关，铭文中的“相”或是春秋宋邑之“相”。李学勤则认为南国相的距离颇为遥远，不是南巡首站，而是终点，相应是鄂国以南的湘，也就是今湖南湘水流域。除上述“相”地外，春秋时期楚国境内（今河南省鹿邑县东十五里），也有一个相地。

静鼎称相为南国，而朱凤瀚认为，西周时期的南国与南土有别，南土是周王国南方的国土，南国则大致在今淮水流域、南阳盆地南部与汉淮间平原一带。准此，上述几处“相”地均不符合“南国”的地理范围，相国地望需要另作考证。李学勤据静鼎历日认为，相地应路途较远，在鄂国之南。而鄂在湖北随州，“南国”所指也大致在随州之南和汉水之北，因此我们认为相国最可能是在随州南至汉水一带，具体位置暂不详。

西周晚期的相姬鬲（《铭续》241、242）载：“相姬作齍鬲。”“相”应指相国，“相姬”作为女名，有可能是嫁入相国的姬姓女子，也有可能是姬姓相国的外嫁之女，因此尚不能确定相国是否为姬姓。

（六）散

散国之名见散氏盘（《铭图》14542），盘铭记载了散与胡（虞）国之间的一次土地转让，胡（虞）旧释为“夨”，陈剑指出当改释为“胡”。张筱衡早已说明旧称“夨人”、“夨王”的“夨”应读为“吴”，李学勤又指出其即文献中的西吴、西虞，刘启益则认为其国乃太伯、仲雍之后所立。新刊布的胡叔铜匜载：“

（胡）叔□父媵孟姬元女匜盘”。胡叔之女名为“孟姬”，证实了（胡）为姬姓。散氏盘开头言“用胡（虞）

（践）散邑”。“邑”本指城市和居民，由于古代国家一般规模较小，国家往往同时即是城市，因此“邑”又引申出“国家”的意思，如卜辞与典籍所见的“大邑商”、“天邑商”之类。《说文解字·邑部》：“邑，国也。”段玉裁注云：“古国、邑通称…… 《尚书》曰西邑夏，曰天邑商，曰作新大邑于东国雒，皆是。”另外在散、胡（虞）双方勘察田界时提到散氏一方参与的人员有：“司徒屰寅、司马单、人司工君、宰德父，散人小子履田，戎微父、效欋父、襄之有司橐、周就、焂选瓒，凡散有司十夫”。这些人并非周王朝之臣，而是属于散氏的官吏，从铭文提到的官名来看，散氏的职官有着较为完整的体系。因此，散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国。

有关散之地望，王国维认为与大散关、大散岭有关。散、胡（虞）两国进行土地转让，必然相邻，散氏盘在讲述勘察田界时提到了多个地名：

履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湖，一封，以涉二封，至于边柳，复涉瀗……封于敝城……以西至于莫，履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

卢连成、尹盛平据考古发现的胡（虞，原文称“夨”）国遗址和墓地指出，胡（虞）比较确切的地望应在今陇县、千阳、宝鸡县贾村一带，汧水是其境内的一条重要河流。散氏盘铭文中多次提到的“瀗”即是汧水。可据此推测，散或在胡（虞）国之东，即今宝鸡县、凤翔县汧、渭二水相会之地。

散国曾和姬、姜、姞三姓联姻。散国与姬姓通婚可证之于散伯匜（《铭图》14875）：“散伯作胡（虞）姬宝彝”。前文已述胡（虞）为姬姓，“胡（虞）姬”就应是“父国 父姓”。散与姜姓通婚可证之于散车父壶（《铭图》12359）：“散车父作姜尊壶，用逆姞氏”，以及散季簋（《铭图》5120）“散季肇作朕王（皇）母叔姜宝簋”。“

姜”、“叔姜”均为嫁入散国的姜姓之女。此外，金文中还有散与姞姓通婚的证据，如散伯车父鼎（《铭图》2297）、散伯车父簋（《铭图》4838）中的

姞、

姞二人，也是嫁入散国的姞姓之女。依据同姓不婚的原则，散当非姬、姜、姞三姓，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散属姬姓，当非。

（七）

金文有人名“侯”（侯鼎《铭图》142）与“侯”（善鼎《铭图》2487）。从从五从酉，从从泉。此外，金文中尚有从从史的，以及从从五从酉从泉的

字（《铭图》8793）。金文钟镈类铭文中常见 “

”一语，在士父钟（《铭图》15496）里又作“

”，有人名井季（《铭图》13102），同人之器又作季（《铭图》4924）。郭沫若据此指出、、应读音接近，均从“”声，而、则分别为、

的繁体。侯鼎之“侯”与善鼎之“侯”应出自同国，下文径称其为国。此外西周晚期的遣小子簋（《铭图》4728）载：“遣小子以（与）其友作男、王姬肆彝”。男也应是一位国之君。国之名文献佚记。

的地望可以依据师酉诸器、询簋以及卜辞中的地来推求。师酉簋（《铭图》5346）和询簋（《铭图》5378）铭文记载，王命师酉、询管理西门夷、夷、秦夷、京夷、弁瓜夷等，“夷”是地之夷，铭文将其与西门、秦、京、弁瓜诸地并列，位置当近。据《春秋》庄公三十一年：“秋，筑台于秦”，此处“秦”应为鲁地。秦地亦见小邾国墓地所出“秦妊”诸器和

羌钟（《铭图》15425），地在山东范县一带。京地已见于卜辞和山东地区的出土金文，孙亚冰、林欢认为在河南东部或山东西部；胡嘉麟、赵庆淼认为大致在今山东境内。至于弁瓜之地，陈絜以为与《春秋》经传中的“鲁卞”有关。

作地名也见于黄组卜旬卜辞(《英国所藏甲骨集》2532):

癸卯卜，［在］，［贞］：王旬［无忧］。

癸丑卜，在上，贞：王旬无忧。

癸酉卜，在，贞：王旬无忧。

癸未卜，在

，贞：王旬无忧。

癸巳卜，在缶，贞：王旬无忧。

在这组卜辞中，距离

、缶两地分别有一旬、两旬的路程，而缶地在山东定陶，既然秦、京、弁瓜、缶都在山东，那么与之相关的地也应在此附近，或距定陶不远。钟柏生与陈絜曾据“”从五得声立论，认为其地应即见于《春秋经》的山东地名“郚”。前文已述国国名的诸多异体应是以“”为声，而字上古音应有宵部与铎部两读，所以“五”（鱼部）、“酉”（幽部，与宵部旁转）是否为叠加音符，暂不可知，钟、陈两先生的意见仅可备一说。

遣小子簋中的“男”为国之君，“王姬”当是周王室之女嫁于国者，二人为夫妻关系，则非姬姓之国。伯鼎（《铭图》2356、2357）又载“伯作楚叔妊、乐姬媵盂鼎”。已知楚为芈姓，非姬姓，那么楚叔妊只能是伯之女嫁于楚者，乐姬为其陪媵，则知妊为国之姓。朱凤瀚曾推测遣小子簋中的男、王姬是之父母。若此，则应出自遣氏。韩巍据遣叔吉父盨（《铭图》5602—5604）“遣叔吉父作虢王姞旅盨”，指出遣氏属姞姓。新见的衍簋（《铭续》455）记载，身为郑井氏之人的器主衍与遣姞共同作器，井氏属姬姓，衍与遣姞为夫妻，亦可证遣氏为姞姓。笔者前论为妊姓，则当非出自遣氏，男、王姬与的关系，或仍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八）

1974—1981年发掘的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西周墓地，所出铜器器主自称“伯”（伯簋《铭图》4293）、“季”（季卣《铭图》13101）或简称“”（鼎《铭图》1536）、“季”（季盘《铭图》14352）、“伯”（伯簋《铭图》4177）。仅从称谓上来说尚不足以断定为国名。田仁孝指出，氏部族的所有墓葬均没有超过五鼎四簋制，按照周代礼仪，墓主最高等级应为大夫级，因此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墓地不是国君墓地，伯亦不是国君，氏部族只是散国范围内的一支部族，尚没有成为一个方国。

笔者认为，西周、春秋时期，五鼎四簋的诸侯国君墓葬不乏其例。陕西韩城梁带村M28，带有一条墓道，随葬五鼎四簋，同时还有编钟八件与编磬十件，其身份为一代芮公；天马—曲村晋侯墓地中，晋侯墓的随葬礼器也是以五鼎四簋为常，并且常伴有整套编钟等乐器。氏墓葬虽最多不过五鼎四簋，但是带有墓道（茹家庄M1），且随葬有编钟（竹园沟M7、茹家庄M1），仍不能排除其为方国的可能。

据考古发现可知，国中心区域应在渭水以南、清姜河两岸台地。其兴盛阶段，势力越过渭水北岸，扩及到吴山以南，金陵河以西（今宝鸡市区陵塬一带），北与夨国界临，南界可越过秦岭，至陕西凤县、甘肃两当一带。

茹家庄M1与M2为夫妻异穴合葬墓，M2出土有多件伯为井姬所作之器。“井姬”为伯之妻，是井伯或井叔之女。井伯、井叔为周公后裔。此外，从国墓地所体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上说，也透露出了其与氐羌文化的关联， 从“同姓不婚”以及文化类型的角度，均可说明非姬姓。

此外，尹盛平认为，国即吴太伯所奔之“句吴”，此说立论的基础乃是将“”拆解为“弓鱼”，而“弓鱼”与“句吴”乃一声之转。至于“”增加“自”旁的异体“

”（伯簋《铭图》4293），则与吴太伯“自号句吴”相关，“自”为“自号”之意。国之名有多种写法，弓旁实可省略（

卣《铭图》13179），唯独鱼旁不省，当为声符。金文所见国名已多达二百余，从未有将字形拆开才能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先例。而且可以确定非姬姓，这也说明其非吴太伯之“句吴”。

二、讨论相对不足的佚记古国

西周金文中还有部分资料非常匮乏的佚记古国或疑似古国的字例，仅凭目前资料，难以对其是否为古国及地望、族姓等信息作出相对准确的推测。为便于进一步讨论，现对相关研究进行如下整理和辨析。

（一）

西周早期的王尊（《铭图》11684）言：“王作胡（虞）姬宝尊彝。”吴镇烽将此器与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所出伯诸器联系起来，指出二者应属于同一国族，甚是。“”原作“

”形，左从阜，右侧暂不可识，姑且隶定为。白草坡墓地铜器器主自称为“伯”（《铭图》1592）或简称“伯”（《铭图》7674），发掘者已指出“伯”应是一邦之长。而李学勤则认为是密国的卿大夫。王尊的发现表明氏还可称王，证实了发掘者的意见。

伯诸器出土于甘肃灵台，指明了其地望。伯墓有腰坑且殉狗，葬俗与商人相类似，且王尊载其曾与胡（虞）国通婚，胡（虞）现已确知为姬姓，依据同姓不婚的原则，故可推测应为非姬姓之国。

（二）

山东龙口市韩栾村村民在平整土地时掘得一件西周早期铜鼎（《铭图》1617），铭文为：“监作宝尊彝。”朱凤瀚认为，监的身份与周初之三监同，是周王朝派到下属侯国或其他地区代表朝廷进行监管的官吏。韩栾村出土鼎所铭监，当是地之监，而有可能属于本地服属于周的一个小方国，未见史载。虽称“监”，但西周时期诸监与诸侯地位相近。因此，可能是一个佚记古国。

“”不见于后世字书。监鼎虽出土自山东龙口，但是并非科学发掘得来。田率言其为偶得，可能非本地所有，是比较审慎的意见。还有学者从字音的角度推测地在菏泽北面的“句渎”一带，刘雨：《西周的监察制度》，《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1页。或认为此鼎反映了周王朝对东夷的征伐与掌控，恐失于武断。之地望应以存疑为是。

（三）

伯晨鼎（《铭图》2480）载：

王命

侯伯晨曰：“嗣乃祖考侯于，赐女秬鬯一卣……用夙夜事，勿废朕令。” 晨稽首，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考濒公宫尊鼎，子孙其万年永宝用。

器主自称“侯伯晨”，“”或释为“垣”，可为一说。为国名，侯为官爵，伯为排行，晨为私名。后文载周王之命辞“嗣乃祖考侯于”，即“继承你祖先的职位在地为侯”，伯晨接受册命继位为侯，为国名可以坐实。伯晨鼎非发掘器，铭文暂无地望、族姓信息。铭文“”或是从“亙”为声，亙即古文恒（恆）字。古有恒山，见《尔雅·释山》“恒山为北岳”，秦又置有恒山郡，未详是否与此侯有关。

（四）僰

西周中期的史密簋（《铭图》5327）载：“史密右，率族人、釐（莱）伯、僰殿，周（敦）伐长必”。“僰”还见于西周晚期的师

簋（《铭图》5366）：“今余肇令汝率齐师、（纪）、釐（莱）、僰殿左右虎臣，征淮夷”。两处铭文中的“殿”字旧不识，从而导致了文意理解上的困难，后由刘钊释出，遂知僰是与釐（莱）、齐、（纪）并列的一个古国，在两次军事行动中均作为殿军。

上述铭文中僰与釐（莱）、齐、（纪）共同参与军事行动，地望应相近。釐（莱）、齐、（纪）皆在今山东，僰应距此不远。《金文形义通解》认为此“僰”为西南部族，不符合这一前提。陈秉新、李立芳错释“僰”为“

”，遂误认其为古鬲国。而李学勤则认为，“僰”应读为偪阳之“偪”。此外，还有学者从僰、棘音近相通的角度出发，认为僰当即见于《春秋》经传的齐、鲁之棘邑。偪阳和棘邑两说符合“僰”在山东的讨论前提，有其合理性。朱继平认为，西周时期的偪阳尚在关中；僰、棘二字声纽差距较大，不应音近；从金文资料来看，作为人名“晋侯僰马”的“僰”，对应典籍之“辐（福）”，作为赏赐物品“牙僰”之“僰”，又知读为“幅”，可证“僰”之读音当与“畐”相近。又据史密簋所载相关地名，此次战斗应发生在鲁北淄潍流域及相邻地区，这一地区内恰有一重要城邑即齐国博邑，博、畐二字音近，僰即当在此。博邑，秦称博阳，汉为博县，在今泰安市邱家店镇旧县村西。僰在博邑之说符合相关铭文反映的僰国地望信息，较为合理，但目前仍缺乏将僰国与博地联系起来的直接证据，此说有待进一步证明。僰之族姓，尚无线索。

（五）量

量侯簋（《铭图》4837）曰：“量侯

柞（作）宝尊簋，子子孙万年永宝，断勿丧。”量国之君既称“侯”，则量为古国。“量”作国名又见于西周中期的量伯丞父爵（《铭图》8555），两器均非发掘所得，铭文内容也未涉及量之族姓、地望方面的问题。

西周重器大克鼎（《铭图》2513）记载周王赏赐克：

锡汝田于埜，赐汝田于渒，赐汝井

繁田于峻，以厥臣妾，赐汝田于

，赐汝田于匽，赐汝田于陠原，赐汝田于寒山……赐汝井徵繁（？）人，兼赐汝井人奔于量。

马承源指出此处“井人奔于量”的量即量侯之国，克鼎中王所赐诸地均在甘肃东部至泾水流域一带，则量国地望也应在这附近。然而裘锡圭认为“井人奔于量”之“量”当读为“糧”，是粮田的简称，而非地名，所谓“井人奔于量”，即周王将“井人”赐给克来服“奔于量”的劳役。裘锡圭：《古文字释读三则》，《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3页；裘锡圭：《西周糧田考》，《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因此将大克鼎与量国联系起来，进而推测量之地望，尚有可疑。

（六）欲

黄锡全曾公布一件西周早期的欲侯戈，戈铭仅“欲侯用戈”四字。黄先生指出“欲侯”不见文献记载，又认为欲、郤音近，欲侯即郤侯，并推测其地在山西河津附近。欲（喻纽屋部）从谷声，而郤（溪纽铎部）则以训为“口上阿也”的“

”为声，二字古音并不相近。而且文献中也无其直接相通之证，将欲侯释为郤侯并不可信。“欲侯”仅此一见，在没有更多证据之前，其地望当存疑为是。

（七）买

买国之名见于西周早期的买王眔卣（《铭图》13090）：“买王眔作尊彝。”此外还有两件买王眔觚（《铭图》9810、9811）。买为国名，王为称号，眔乃私名。西周中期的任鼎（《铭图》2442）云：

唯王正月，王在氐。任蔑，事（使）献为于王，则

（毕）买。王事（使）孟联父蔑

，赐脡牲大牢……

刘雨将铭文释读为“鼎

，买王使孟联父蔑

”，将“买王”看作买国之王，从而认为该鼎又是一件买国之器，此说不可取。首先，从任鼎铭文照片看，所谓“鼎”字，右侧从刀，实应为“则”，故“买”字属上读是很合适的。其次，铭文“则（毕）买”之前铭文已三次出现“王”，分别是：“唯王正月”、“王在氐”、“献为于王”。“唯王正月”明显是周王的纪年，该处的“王事（使）孟联父”也正与前文呼应。若断读为“买王”，就会造成前后称谓不一，故任鼎中既没有诸侯称王，也不属于买国。已著录的买国铜器均非发掘品，铭文简略，目前仅知西周早期有一位私名为“眔”的买王。

（八）鼬

鼬国之名见于鼬侯鼎（《铭图》1951）：“鼬侯隻（获）巢，孚厥金胄，用作旅鼎。”鼬字原作

，陈秉新曾认为此字当释为“貂”，作为国名即皋繇之后偃姓繇国。而有学者则指出此类字形应为鼬之象形，更为可信。器主称“侯”，鼬当为国名。

由鼎铭知铸作该器所用的青铜是鼬侯从巢国得到的战利品，周人对巢国的征伐亦见于周原甲骨。李学勤认为鼬侯鼎与卜辞中的“征巢”应同属周朝初年，鼬侯的青铜当即此次战斗所得。张家坡墓地所出鼬侯铜器仅此一件，且尚不清楚是否为舶来品，鼬与繇除语音相近以外，也难以建立更多联系，仅以通假立论不能令人信服。目前仅能推知鼬侯曾参与周王征伐巢国的战争，其余史实均未详。

除上述诸国以外，西周金文还存有个别虽资料较少，但铭文叙述内容基本清楚，又有墓葬资料可为参证，史实较为明了的佚记古国，比如乖、軧：

乖见于乖伯簋（《铭图》5385）：“王若曰：乖伯，朕丕显祖玟、珷膺受大命，乃祖克弼先王，异（翼）自它邦，有功于大命……乖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望（忘）小裔邦……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簋。”器主自称“小裔邦”，又称其父为“武乖幾王”，知“乖”属古国。乖伯祖先曾“有功于大命”，辅弼文王、武王，此处的“大命”即是前文的“玟、珷膺受大命”的“大命”，实指周人代商。何浩、罗运环曾据“乖叔作”铜鼎出自甘肃省灵台县西周墓葬方面的信息，指出乖国当在灵台或其附近。乖伯簋言其先祖在文王、武王之世“异（翼）自它邦”，即从别国来辅弼周王，而周文王曾“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因此，乖当是一个降周的殷商旧国，乃异姓诸侯。

軧见叔

父卣（《铭图》13341、13342）和臣谏簋（《铭图》5288）。卣铭载：“余贶为汝兹小鬱彝，汝其用飨乃辟軝侯、逆造出入使人”；簋铭载：“唯戎大出于軝，井（邢）侯搏戎，诞令臣谏□□亚旅处于軝”。“軝侯”之“軝”与“戎大出于軝”之“軝”，所指应为同一国。三件青铜器均出土于河北省元氏县西张村。发掘者认为，“軝侯不见于文献，在金文里也是初次发现。軝国的位置很可能就在元氏一带”。李学勤和唐云明认为，元氏县西张村的位置，正好在槐河即古泜水之滨，“軧”应读为“泜”，軧国实因地处泜水流域而得名。此后，李家浩据战国赵布币地名“邸”，申论过这一意见。有明确的墓葬和文字通假为证，軧国地望及得名缘由问题便得到了解决，但尚无讨论其姓氏的线索。

三、相关古史问题讨论

佚记古国的发现及相关研究，不仅具有“补史”作用，还可以通过考辨其地望、族姓、婚姻、礼俗等，为探究周代分封制度、邦国关系、社会经济、民族融合等问题提供线索。以下则仅就“古诸侯称王”、“汉阳诸姬”名实两个问题略作讨论。

（一）古诸侯称王问题

王国维认为：“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即徐楚吴越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习，不得尽以僭窃目之。”蒙文通则指出：“夷狄称王，自为恒见……金文僭有王号而莫可考者甚众，自皆为夷狄。”蒙先生之说将称王之国限为夷狄以及地处蛮夷之国（吴）。王世民认为，在尚未形成“大一统”局面的西周时期，“他邦”异族首领，在其国内称王的同时与周邦保持臣属关系，合乎历史发展规律，春秋时代金文资料中的称王诸侯，仍限于同周王关系并不密切的所谓蛮夷之君。张政烺也指出，周时称王者皆异姓之国，处边远之地，其与周之关系若即若离，时亲时叛，周之同姓而称王者只一吴王。此说得到刘雨赞同。

综览上述观点，可知各家已对王国维之说进行了修正，指明诸侯称王应受一定条件限制，主要包括：周之异姓他族、地处偏远之地、与周关系疏离等。在前文所考证的佚记古国中，买、乖、三国均有称王现象，散国的考证还牵出了一个称王的胡（虞）国。买国称王仅一位“买王眔”，其地望、族姓均不详，此处不再讨论。梳理乖、、胡（虞）称王的金文资料可以发现，诸侯称王并非完全受限于上述几个条件。

乖伯簋铭文中乖伯自称“伯”，而称其已去世的父亲为“武乖幾王”，这与其他诸侯自称为王不同。“武”为美称，“乖”为国名，“幾”似是谥。西周五等爵之说，已不可据信。“乖伯”之“伯”可能是表明宗子身份的排行。据乖伯簋铭文来看，乖与周的关系尚较密切，其先祖曾辅佐文王、武王。乖伯亲至宗周朝见，并受到赏赐，不能算是与周“若即若离”。不过乖自称“小裔邦”，且上文已指出“乖”之地望可能在甘肃灵台附近，其地望倒是符合称王之诸侯在蛮夷和边远之地这一条件。

国称王同样仅一见（王尊），其族姓虽不详，但可以肯定非姬姓，其地位于甘肃灵台附近。可见国称王符合周之异姓、地处边远两个条件，至于其与周室关系如何，暂不可知。

前文在对散国进行考证时已说明，旧称的“夨国”应是胡（虞）国，属姬姓。刘启益认为其乃仲雍之后，地在陇县、千阳、宝鸡贾村一带。胡（虞）称王见胡王鼎（《铭图》1550）、胡王觯（《铭图》10587）、同卣（《铭图》13307）、胡王簋（《铭图》4823）及散氏盘，纵贯了整个西周时期，这在所有诸侯称王的金文资料中是独一无二的。胡（虞）虽然地处周之边远西陲，然其既为周之同姓，则“周之异姓他族”就不是诸侯称王的限制条件了。胡（虞）为仲雍之后所封，仲雍为王季之兄，则胡（虞）、周本是同宗，双方关系恐也不算疏远。金文姬姓胡（虞）国称王史实的发现与揭示，使得姬姓诸侯称王并非孤证。

由此可见，西周时期的诸侯国称王现象可能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目前很难进行规律性的把握和总结，此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汉阳诸姬”名实问题

“汉阳诸姬”初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

杜预注“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云：“水北曰阳，姬姓之国在汉北者，楚尽灭之。”传文、杜注均言简意赅，“汉阳”的具体范围、“诸姬”包括哪些国家，后世多有歧说。于薇在考证“汉阳”的具体位置后指出，该区域确定为姬姓者仅随、唐二国，但由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随、唐两国均未被灭，因此怀疑“汉阳诸姬”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伪命题。

实际上，在“汉阳”之地，除随、唐外，尚有其他姬姓之国。本文所论佚记古国中鄳、、相均大致处于汉阳之地，鄳、相族姓不知，而则确为姬姓。前文指出中子化盘铭文表明，春秋早期，“”地应已被楚占有，这样至少确定了一个在僖公二十八年以前就被楚灭掉的汉阳一“姬”。因此，尚不能排除在汉阳尚有其他姬姓古国存在的可能。刘绪已经指出，汉水之阳一带集中存在着多处具有周文化因素的遗址，其中带有墓道的黄陂鲁台山墓地即有可能是某一封于汉阳的姬姓诸侯。此外，“楚实尽之”的“尽”并不一定表示“尽灭”，春秋早期楚武王“克州、蓼，服随、唐”，使随、唐臣服听命于楚。如此一来被灭，随、唐对楚俯首听命，成为附庸，三者均已划入楚国的势力范围，那么栾贞子出于请战的目的，极言楚国对外扩张的形势，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也并非言过其实。

以上，我们在梳理现有西周金文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目前学界发现的部分佚记古国及相关研究进行了考辨与评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年深日久、资料匮乏，加之目前的古代语言学、文字学提供的史料解读尚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们对佚记古国的认知和讨论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也只能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但是从学术史上看，古国是研究两周历史的重要视角或方法之一，近年来，其方法论意义日渐突出。特别是诸多佚记古国的“重见天日”，对史料相对较少的西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有鉴于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有必要对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专题性研究。

〔作者邹芙都，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马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重庆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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