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生死之交莫逆之交(君子之交和而不同)

君子之交生死之交莫逆之交(君子之交和而不同)(1)

文丨《那些年》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意思是,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而“小人”往往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没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北宋一朝,富弼范仲淹就是典型的“君子之交”。他们亦师亦友亦同僚,在错综复杂的朝堂之上,数度同进同退;但是在具体议题上,又时有争执。有人给他们扣上“朋党”的帽子,但他们却用近三十载的情谊诠释了什么叫做“朋而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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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惺惺相惜,一见如故

富弼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富言在真宗咸平年间登丙科, 赐同进士出身,后来官至都官员外郎、知万州(治今重庆万县)。富弼受家庭熏陶, 自幼勤奋刻苦,读起书来经常顾不上吃饭睡觉。为了保持清醒,他还会在冬夜里拿冰雪敷面。

而比富弼年长15岁的范仲淹,也有着类似经历。他曾在应天府书院苦读五年, 睡觉不脱衣服,困了用冷水洗脸,还留下了“断齑画粥”的励志故事。

或许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气场,两人一见如故。富弼后来回忆道:“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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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范仲淹给予他的,可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赞誉,还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帮助。

富弼二十六岁那年参加科举,不幸落榜,于是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他从开封往西行,到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一带时,范仲淹从后面追了上来。当时朝廷刚恢复制举,范仲淹鼓励富弼回京继续应试制举,还给富弼备好了书房和书籍,让他集中精力写作备考。在范仲淹的支持下,富弼一举登科,名扬天下。

范仲淹不仅是富弼的恩人,还是富弼的媒人。得知宰相晏殊尚有一女待字闺中,范仲淹便将自己的小老弟介绍给了他。果然,晏殊也很欣赏这个年轻人,于是在范仲淹的撮合下,富弼成了晏殊的东床快婿。

在这些偶然和必然的交集下,富弼和范仲淹的命运算是真正交织到了一起。从公元1030年富弼登科入仕,到1052年范仲淹逝世,两人共同在仁宗朝为官22年。而在这22年里,二人是师友,是同僚,既有同进同退,又有针锋相对。

02 同退与共,齐心协力

公元1033年,仁宗借故废除郭皇后,当时身为右司谏的范仲淹激烈反对,结果遭到贬谪。当时,富弼为父守丧刚刚期满,他一回到京师,尚未觐见仁宗,便奋不顾身地上书道:

郭后自居中宫,不闻有过,陛下忽然废斥,物议腾踊。自太祖、太宗、真宗抚国凡七十年,未尝有此。陛下为人子孙,不能遵祖考之训,而遂有废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奈天下何!”

他还说,即使不能恢复皇后之位,也应该将职位归还给范仲淹,否则就是一举二失。然而,尽管言辞恳切,仁宗却并没有理会。

公元1036年,时任开封府尹的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吕夷简大怒,给范仲淹扣上了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等罪名。范仲淹被贬。而此事过后,仁宗下令,禁止百官越职言事。当时富弼仍在绛州通判任上,无法上书辩驳。直到三年后,他擢知谏院,终于扳回一局。话说1040年正月初一发生了日食,当时人心惶惶,而富弼借题发挥,大胆议论。并认为应付天象变化,不如使下情畅通。仁宗被说服,“越职之禁”也由此废止。

而富弼和范仲淹二人最大的默契,还是表现在“庆历新政”期间。当时仁宗决心改革,多次下诏督责富弼与范仲淹等人,让他们上疏改革章要,并且任命范仲淹主管西部边境之事,富弼主管北部边境之事。范仲淹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富弼则上《河北安边十三策》,两人的观点和主张竟然出乎意料的一致。此外,在选拔人才、精简官吏等方面,二人也都提出了相似的主张。默契如此,实在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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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针锋相对,和而不同

当然,富弼和范仲淹,也不总是步调一致。两人也有针锋相对,互不服气的时候。

富弼在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时,有些州县长官面对土匪,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出工作组下来严查,刚好是范仲淹坐镇处理。

富弼对他说:

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

范仲淹则说:

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

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其争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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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责富弼忘恩负义。可是,富弼回答:

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

和而不同,又心照不宣,这样的友情或许才是最坚韧的吧。

04 君子之交,友而不同

可惜范仲淹、富弼主导的“庆历新政”激怒了大批既得利益者。于是各种毁谤言论甚嚣尘上,吕夷简、夏竦等指责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为“朋党”。最终,范仲淹和富弼都被贬官,新政也逐渐废止。贬官后,富弼曾有诗寄赠范仲淹,可惜现已遗失,幸而范仲淹的答诗仍存于《范文正公文集》中——

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

亲逢英主开前席,力与皇家正旧章。

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欲助清光。

龚黄政事追千载,齐鲁风谣及万箱。

伟望能令中国重,奇谋曾压北方强。

故人待看调元后,乞取优游老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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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深情地回忆了二人同在朝堂,受到仁宗的信任,一起推动改革的往事,他也指出,他们当时并非追求个人的富贵,只是一心帮助皇帝成就一番事业。

可以说, 范仲淹与富弼二人终其一生, 都在以天下为己任,抵御外侮,革新内政,同心僇力,鞠躬尽瘁。他们数度同进同退,是因为有着共同的信仰;他们不时发生分歧,是因为他们依然在做自己。

何为“君子之交”?富范二人便是。和而不同,朋而不党。更通俗点讲,就是彼此信赖,却互不绑架。你有你的思考,我有我的主张,如此才能在世俗的打磨中,一同收获更珍贵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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