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生物学的秘密（给孩子一个入门绝佳理由）

01

诗书传家育良才

浙江位于我国东海之滨，那里有一处山水环绕的鱼米之乡——宁波。距离宁波不远的东乡有一个小山村，名叫童家岙（今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童村）。

1902年5月28日，童第周就出生在这里。童氏家族的先祖曾在朝中为官，虽然不甚显赫，但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只是到童第周的太祖这一辈，家道中落。

童第周的曾祖父童诗绪虽然是农民，但他天资聪颖，精于用钮扣做计算。到了童第周的祖父童书礼这一代，共有5个兄弟，童第周的祖父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

童书礼最先育有两个女儿，中年后才喜得爱子，就是童第周的父亲童兆甲。他一心想把童兆甲培养成才。为了凑足学费，童书礼变卖了家里的一些土地，将儿子送到100多里的县城去上学。

童兆甲读书用功，一举考中秀才。遗憾的是，他体弱多病，童书礼决定让他早些成家，以绵延子嗣。

再后来因童书礼年迈，童兆甲需要在家赡养父母，学业不得为中断。童兆甲品德端正 ，严慈相济，对学生要求严格；他思想开明，仁德持重。童兆甲身为私塾先生，相继为5个儿子开蒙。除童第周这个著名的生物学家外，其他4个兄弟也都个个争气：长子童第锦，继承父亲遗志，创办了冠山小学，后当选县参议员；次子童第德，后成为古典文学研究卖家，著有《韩集核销诠》；三子童第谷，毕业于复旦大堂政法系，曾任国民政府民家银行办公室主任；五子童第周，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是水利工程专家，曾担任新中国治理淮河的总工程师。

童兆甲在世时，长子童第锦就继承了业中产业，一边务农，一边在私塾教书。老二童第德体质羸弱，无法务农。但他天资过天，父亲决定让他读书，并希望他毕业后到邻近的书院教书，帮助大哥补贴家用。但童第德接受了现代教育后，未知欲更强烈，他想要报考北京大学。

父亲反复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家里负担重，且北京中途遥远，花费不菲；其次大儿子童第锦连中学也没念，一直在家务农，还要照看兄弟姐妹，如果让二儿子上大学，对他来说似乎不公平。父亲和童第锦商量，没想到童第锦却说：“弟弟读大学是好事，如果学有所成，将来社会地位也不一样，这对全家都有了好处。”于是父亲卖掉了家里的20亩水稻田，供童第德读大学。

童第周一直非常尊敬和佩服大哥，大哥严谨的处世之风常常影响着他；而二哥推崇王阳明的哲学思想 ，将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思想及“格物”“致知”的做事原则教给童第周。这也影响了童第周以后的科研生涯。

童第周6岁的时候，父亲先让他学习《性理字训》，待识字数达到一定数量后，便让他看朱熹的《小学》，再大一点，便教他读四书五经。童兆甲去私塾授课时经常带着童第周。幼年的童第周好奇心旺盛，总是爱问“为什么”。

一天，童第周在玩“玩房子”游戏，突然石板上整整齐齐排列的一行手指头大的小坑吸引了他。他问父亲这是怎么弄的，为什么大小一样，而且这样整齐，父亲一看，笑道：“这些坑不是人凿的，是檐头水滴出来的！”

小童第周惊奇极了，说：“檐头水那么轻，怎么可能会在这么硬的石板上滴出坑来呢？”父亲耐心解释道：“这不是一滴水滴出来的，是无数水滴常年累月滴出来的，它们不但能滴出坑来，时间再长一点还能把石板滴穿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滴水穿石’呀！”

懵懂的童第周为了证实父亲的话，后来每当下雨的时候，他便坐在门槛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雨水，看他们怎么一滴一滴在石板上滴出小坑，久而久之便明白父亲的话。

1916年，童兆甲因病去世。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长子童第锦的肩上，他实在没能力送四弟去上“洋学堂”。因此，童第周只能一边在大哥的指导下自学文化课，一边代替父亲做私塾教师，人称“小先生”。

斗转星移，在二哥童第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童第周终于等来了上学的机会。经老师推荐，童第德到宁波一所中学教书。他向大哥提出带童第周到宁波去上学的建议。童第周开心极了，他终于不用再在梦中上“洋学堂”了。

1918年8月底，童第周跟着二哥到古老与现代碰撞着的县城宁波，进入宁波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

根据当时的规定，童第周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能分配去做小学老师。但在宁波接受了一年教育后，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已经飞出师范学校。他脑子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报考效实中学。效实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在效实中学，除了中国历史、国文课程，其他科目都是用英文课本和英语讲授，并且中学课程的教堂要求比当时教育部规定的更高。因此，效实中学当时在浙江省的名气很大，当地有地位，有财力的人家都以送自己的孩子上效实中学为荣，学费自然也出奇的高。

童第周虽然有意转学，但困难重重。放假后，童第周向大哥吐露了自己的想法。童第锦听后十分惊讶。效实中学是全省著名的好学校，四北虽然成绩不错，但基础不扎实，而且听说效实中学多数课程是英文教学，四弟的英文底子那么薄，能跟上效实中学的教学吗？童第锦把内心的疑问和盘托出，但童第周毫不气馁，他坚定地说：“我一定能考上效实中学！”

就这样，童第周凭借拔尖的数学成绩，于1920年9月顺利进入效实中学，成了效实中学有史以来第一个没有上过初中和高中而直接考取高中三年级插班生的学生。但他因为偏科严重，所以当年的考试成绩毫无疑问停在倒数第一的位置。

童第周上效实中学时已经满18岁，年龄比同班同学大出一截；又因为家境贫困，经常穿着土布衣，与许多富贵人家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成绩是倒数第一，刚入党的童第周经常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时间，他成了学校里的“课题人物”，很多同学对他冷嘲热讽，笑他是“牛尾巴上的苍蝇”早晚是要被甩掉的。尽管童第周假装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但各种各样的议论还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你们看不起我，我偏要学出点成绩来，让你们瞧瞧！”

为了争一口气，童第周在效实中学出入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当然，要摆脱倒数第一，光靠死读书是不够的，童第周从小在父亲和大哥的私塾里读书，学的都是语文知识，并偏重于古文，最薄弱的就是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这些新兴学科，而效实中学对这几科的要求非常严格。在这样的情况下，想在效实中学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对当时的童第周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一学期，童第周日夜苦读，但还是没能摆脱倒数第一的位置。所有成绩，除了国文，都没有达到及格，这样的成绩按学校规定，不是留级就是退学。

童第周捏着自己的成绩单，伤心地抽泣起。他的脑海中闪现着各种片段，让他不同得一阵懊恼：“得得这么差，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人！我不信我就比他们笨，我一定要超过别人！”

他去恳求校长给自己一个机会，但陈校长说：“你的基础实在太差了，读三年级太困难，还是留一级吧。或者你怕被嘲笑，我也可以把你转到其他学校。”

童第周苦苦恳求道：“让我再努力一个学期吧，如果下学期还是不及格，我就主动离校。”

校长被他感动了，同意让他再读一个学期。

新的学期，童第周更加忘我地学习。一天晚上，老师办完事后回到学校已经很晚了。他走在路上，隐约看见前面的路灯下蹲着一个人。他开始以为是小偷，悄悄走近才发现那个人是童第周。童第周也被吓了一跳，不待老师询问，他便解释：“先生，请您原谅。我的成绩太差了，所以只能抓紧时间把功课赶上去，我不想再倒数第一了。”

老师叶了童第周的话非常内疚，这才明白童第周晚上“失踪”的原因。他暗自感动：这个学生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有志者，事竟成。童第周的进步越发明显，他逐渐能听懂老师的授课内容，还能在课堂上用英语回答老师的提问，课后作业也能保质保量地完成。

转眼到了期末，之前讥笑童第周的同学们都转变了看法，他们不忍看到童第周退学，都暗暗祝福他能考出好成绩。

这次期末考试的成绩一公布，童第周再次吸引了全校的目光，他的平均成绩在70分以上，同以前的倒数第一到现在名列前茅。

童第周读中学时，实行的是四年学制，因此到第四学年期末考试的时候，童第周两年来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的总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对此，陈校长感慨地说：“我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进步如此神速的学生！”

02

异国显锋芒

童第周在复旦大学就读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全国各界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投身民主革命事业。在这样的背景下，童第周经人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7年5月，童第周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时，三哥看四北在家赋闲，很着急，便想方设法给弟弟找工作。他托朋友向蒋介石的“领袖文胆”，浙江省政府秘书长陈布雷请求帮忙。

陈布雷一向不愿接受请托，但他听说是为童第周谋职时，居然破例答应了。原来，陈布雷的堂史陈训是效实中学的创建人之一，陈布雷也曾在效实中学教过书，听说过一些童第周在效实中学的事迹，对童第周印象颇佳。

1927年7月，童第周被授予中尉军衔，进入了北伐军政治部宣传处工作。假如童第周一直安分己地干下去，很可能在军界或政界谋得一官半职。然而，他的心思并不在升官发财上，他早已认定，眼下中国虽然落后贫穷，但国人爱国心切，在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指导下，国家总有一天会强大起来。

就是童第周观望摇摆之际，9月份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下决定辞职。那天，他所在的宣传处要起草一份宣传材料，毁谤其他政党。上组把这个任务交给童第周，但他拒绝写这个文章，结果惹恼了止级。在受到威胁后，他决定辞职。

对于童第周的辞职，二哥童第德起初很为他惋惜，但获悉经过后，想到童第周已经长大成人，有自己的判断力，便不再干涉。他又托人介绍他到桐庐县政府工作。

这年秋天，童第周又准备辞职。他不再像上次那样冲动，他写信给已调至中央大学生物系担任系主任的蔡堡教授，重申希望继续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愿望。不久，蔡堡回信说他刚到该校工作，没有合适的助手，童第周正好可以胜任。

童第周接到老师的信后十分雀跃，他正式递交了辞呈。1928年1月，童第周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到中央大学担任助教，从此开始了在生物学领域的科研之路。 童第周在中央大学担任助教后，给自己规划了未来的方向：一边做教学工作一边搞研究。然而，他很快就遇到一件令他愤慨的事。

当时学校的科研大楼刚竣工，但由于仪器等问题还不能正常投入使用，学校决定把一部分空置的房间划给青年教师当住房。童第周接到通知后，便搬到科研大楼去住。当他走进新竣工的科研大楼时，有人从后面喊住他：“你站住！”原来是一位留洋归国的教授。

“你来科研楼做什么？你凭什么搬进来？谁让你搬进来的？”

童第周从容应答：“校长说科研人员可以搬到这里来住。”

“唉，你们这些青年教师啊，没什么学问，腿脚倒是挺快。我们留洋的教授还没住上新房子呢，倒便宜了你们！”童第周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他气愤地掉头而去。

从科研楼里出来，童第周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气：“都是学问让人深沉，他怎能这样随意地侮辱人呢？喝了几天洋墨水就能在光天化日下教训人吗？为了争今天这口气，但凡有机会，我定要出国学习，将来让他们看看！”

童第周明白，出国留学比当年上效实中学遇到的困难更大，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钱。不久，童第周找到在银行工作的三哥童第谷商量留学之事。三哥决定支持他出国留学，向朋友借来1500块银元。不料，这钱还到到童第周手上，借钱的人就又要回去了500块。这样一来，童第周出国就只有1000块银元了。他先用这笔钱买了一张国际列车票，又做了两身衣服，一来二去钱就花了一半。

童第周的一些亲戚朋友虽然也支持他出国，但大多劝他攒够了钱再去。但童第周决心已下：“留学一事，宜早不宜迟。别人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而且在那里，我一定会学得比他们好！”

1930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童第周在检票口外，依依不舍地对蔡堡教授说：“蔡先生，感谢您来送我，船快开了，你快回去吧。”接着，在与妻子告别后，童第周踏上了留学的路。

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童第周终于抵达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

童第周花了好几天，给自己找到了一处住处。

一天，房东女主人和童第周闲聊时得知这位来自中国的租客专攻生物学，就问他：“你知道比比京大学的布拉舍教授吗？”

“不认识，除了您，我在这里没有认识的人。”

“布拉舍教授也是我们第二国际的成员，他在生物学领域名声很大，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胚胎学家。他很喜欢中国学生，你愿意去拜访他吗？”

“愿意，非常愿意！”童第周听了很兴奋，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啊！

第二天一早，童第周就带着推荐信出现在了比京大学的校门口。见到童第周，布拉舍热情地招呼他坐下，问道：“童先生不远千里找到我，是有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童第周开门见山地说：“布拉舍先生，我想拜您为师，向您学习生物学。”

布拉舍听了很高兴，热情地伸出手：“欢迎，热烈欢迎！中国人聪明能干，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的实验室。”

童第周为这突然而来的好运激动不已，第二天便早早来到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并认识了布拉舍的助教达克。

布拉舍的工作着重于胚胎发育早期，研究卵子的对称性、积极性及胚胎定位等影响将来个体发育的内在因素。在布拉舍影响下，童第周的科学思想和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处在科学的高起点上，而不是拘泥于某个具体的环节。

不久，布拉舍发现童第周异常节俭，就问他：“童，你来比利时留学有没有国家助学金？”

“留学是我自己的决定，没有经过官方批准，因此没有助学金。”

“为什么不早说？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这信可以领到助学金。”

很快，布拉舍把信寄给中国文化基金会，但是当时中国正深陷中原大战，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国民政府内根本没人理会这件事。因此，在比利时的第一年，童第周的生活基本是靠在国内发表文章得来的稿费及妻子变卖首饰的钱来维持。虽然生活窘迫，但童第周的学习热情丝毫未减，他反而更加努力，很快成为实验室里最优秀的学生。

1931年，因布拉舍身患重病，达克升为教授后接管了实验室，一年后，布拉舍不幸去世，童第周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异常悲伤。

当时研究人员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卵细胞膜的剥离手术。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实验，青蛙卵子的直径只有1毫米左右，外面包着三层像蛋白一样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要在显微镜下进行。而青蛙卵子又圆又滑，力气稍大就会被夹碎，力气小了又会从镊子里滑走，所以尽管达克教授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多年来做过几十次实验，但均未成功。

这天，达克教授突然心血来潮，对童第周说：“童，你的手很灵巧，你愿意试试这个让人头疼的剥离实验吗？”

童第周爽快地答应下来。他走到一架解剖显微镜旁坐下，用镊子把一枚青蛙卵夹到玻璃盘中，然后用锡针在青蛙卵膜上刺了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洞，此时的卵膜像泄了气一样，立刻瘪下来，变成扁圆形。这时，童第周用同样尖利的两把钢镊夹住卵膜的中央，小心地向两边一撕，卵膜便被干干净净地剥离下来，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看到童第周如行云流水般的动作，达克教授激动得叫道：“童先生，你太了不起了！你战胜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实验可以进行下去了！”

达克教授欣喜不已，让童第周再做一次给大家示范。第二次实验仍然很成功，引得实验室的同事又是一阵惊叹、鼓掌。达克教授兴奋地说：“你们中国人真行！你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

尽管对于童第周来说这项实验非常简单，但在当时的胚胎学界，恐怕对于其他人还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直到晚年，童第周仍旧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此后，实验室里每遇到较棘手复杂的工作，如染色、论文中的实验插图等都由童第周负责，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932年，童第周再次跟随达克教授来到法国海滨实验室，继续海鞘的实验工作。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浅色的海鞘卵子受精后各个区域的物质流动情况，童第周发明了活体染色法，以此追踪每个区域的物质在发育过程中的去向。童第周的这个实验方法受到生物学界的一致称赞，被选入当年举办的成果展览会。

在比利时的4年，童第周每次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时，总要向达克教授请教。这发表的多篇论文都是他自己提出研究题目并单独完成实验。这些成果在欧洲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当年童第周在法国海滨实验室发明了活体染色法，回到比利时后，达克教授问他：“童，我记得你从中国带来一篇论文，我们至今还没弄明白论文的意思，你能否向我解释一下其他的问题？”童第周爽快地答应了。

当天晚上，在达克教授家里，童第周把自己的论文观点阐述了一遍。达克教授听后大为震惊，连连称赞道：“非常好，这是你的博士论文吗？”

“不是，”童第周坦然道，“我还没有得到博士学位。”当年童第周带着论文来到比利时时，达克教授误认为他是博士，因为那时童第周还无法准确地使用法语，所以这些观点都没有被很好的理解。

达克教授认为，像童第周这样优秀的学生，拿不到博士学位实在太埋没人才了。因此，他对童第周说：“美国人搞的定位受精法，方法不是很好，你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受达克教授启发，童第周开始对棕蛙卵子受精面与对称面的关系展开研究。他用棕蛙卵子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使精子能从卵子的任何方位的定位处进入卵子，证明了卵子的对称面不完全决定于精面，而是决定于卵子内部的两侧对称结构状态。这项研究成果修正了当时胚胎学界公认的一个结论——卵子的受精面决定卵子的对称面。

与此同时，童第周还继续关注海鞘的研究。一方面，他证明了在未受精卵子中已经存在器官形成物质，而且有一定的分布，精子的进入对此没有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他观察到内胚层和外胚层似乎有相当的等能性，而且吸附乳头和感觉细胞的形成依赖外来因素，说明了卵质对个体发育的重要性。

写成这两项研究后，童第周分别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交给达克教授。达克教授阅后，称赞道：“童，你的方法比美国人的好！这两篇论文，无论哪一篇都能当作博士论文。”

童第周经过称量，决定选择有关定位受精的论文去申请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的第二天，达克教授就带来了好消息：“童，你的论文答辩已经被通过了，多数人认为应该评为甲等，还有部分人认为应该评为特等。”

在授予博士学位的仪式上，在场的教授、专家们纷纷向童第周表示祝贺。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校，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绝不比别人笨！”

1933年11月，“福建事迹”发生，震惊中外。1934年，达克教授向中国教育部发出童第周即将回国、请求照会的公函。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秘书沙孟海先生是童第周的同乡、校友兼世交，同时他也是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干事。得知童第周要回国后，他马上批准经费补助，使童第周从庚子赔款中得到一笔回国的费用。

1934年7月，童第周告别比利时的师友，来到英国伦敦。坐在归国的船上 ，报效国家的前路已经逐渐清晰，正等待着他意气风发地走上前去大展身手。

03

心怀报国梦

1934年1月，“福建事迹”宣告失败。童第周当时还在比利时，以于第十九路军的战败一无所知。8月，童第周听说陈铭枢也在香港，便先去拜访了他。

两个初次见面，童第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诚恳地表达了投身革命的志愿。陈铭枢难过地对他说：“童先生，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但很可惜，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劝你还是回去教书吧！教育救国也不失为一条路。”

童第周回国是准备参加反蒋运动的，因通信不便，也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一开始并没有告诉妻子回国的消息，但没想到国内的局势瞬息万变，早已不是几个月前的模样。

在家里休整几天后，童第周开始为自己的工作奔走。他拜访了恩师蔡堡教授，向老师汇报在国外多年的学习成果。蔡堡教授强烈反对童第周返回中央大学，他说：“中央大学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学校了，你若愿意，我可以推荐你到山东大学去任教。”

山东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教学机构，自创立至今，曾几度更名，经历过停办、搬迁、合校、重建等几个发展时期。经蔡堡教授出面推荐，童第周被顺利聘请为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

童第周就职两三个月后，校长赵太侔因对生物系主任不满意，便利用师生矛盾暗地里支持学生闹事。童第周对些十分反感，决定辞职以作抗议。当时，童第周在生物系开设了实验胚胎学、生物学史和进化学等课程，不仅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还有显著的教学效果，越太侔很赏识他的才华和能力。他第一时间来到童第周家里，劝他留下来，表示会给带头闹事的学生记大过处分。一场校园风波就这样平息下来，但生物系主任自知处境不佳，在半年后主动辞职了，这使得校长对童第周更加器重。

1937年，“七七”事迹爆发，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为了贡献自己的和份抗日力量，童第周夫妇是坚决的日货抵制者。

10月，童第周得到消息，山东大学将迁往安徽省安庆市，童第周准备带着全家动身前往安庆，考虑之后，童第周夫妻决定由妻子带着4个孩子回老家暂避，童第周一个人前往安庆与学校师生会合。

虽然路上磕磕绊绊，走了半个多月，但也遇到不少好人，在他们的帮助下，童第周终于进入安徽地界。童第周本想着休息一下再去学校，谁知又遇到了麻烦。在车站的出口处，几个警察拦住童第周，问道：“到安庆做什么？把身份证拿出来！”

童第周取出山东大学的聘书。看过聘书，警察依然不放行。就这样，童第周被警察局无故扣押。

第二天一早，山东大学就得到了消息，派人将童第周接走了。因国民党国家队在前线连连败退，安徽很快沦陷，童第周只好随着山东大学的师生再次搬迁到武汉。

到1938年春，学校稍稍安顿下来。汉过多久，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林济青趁蒋价石在重庆召集各大学校长开会之际，又提出解散山东大学的想法。迫于时局混乱，又自顾不暇，蒋介石批准了这一建议。山东大学的师生们知道后，无能为力，只好各奔前程。

山东大学解散后，童第周为了养家糊口，在重庆国立编译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并申请了每月200元的文化基金，继续进行生物学研究。不久，中央大学也南迁到重庆，时任校长罗家伦得知童第周也在重庆后，立马向他发出聘书，邀请他到理学院生物系任教。但理学院却擅自扣压了聘书，安排童第周到医学院工作。当时医学院设在成都，童第周得知大学时的恩师蔡翘教授也在那里任教，便欣然接下医学院的聘书。

因为中央大学的医学院远离重庆本部，单独设立在成都的华西大学，科研条件十分简陋。童第周常常把实验工作安排在晚上或凌晨进行。万籁俱寂时，总能看见童第周在显微镜旁安静地观察研究。

工作之外，童第周还是一个慈爱的长辈，经常和学生们闲话家常，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学生。

但事情并不总是顺利的，童第周开始到医学院就职后，因为不是学医出身，遭到了校长戚寿南的轻视。他还暗处扣押了童第周每月200元的文化基金，并告知童第周这笔费用已被收回，使童第周的科学研究被迫中断。童第周见院长为人不正，果断提出辞职。

1941年10月，童第周决定离开中央大学医学院，去中山大学任教。但他的二哥告诉他，虽然中山大学迁到了湖南，但没有固定处所，经常搬来搬去。正在童第周犹豫之际，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周均时得知这件事，向童第周发出邀请，请他到同济大学任教。童第周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

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的工作基本走上正轨后，便下妻子商量，想做一些研究。

打定主意后，妻子就开始到亲戚朋友家借钱。亲友们得知后纷纷支持，或多或少地出借给他们钱财。几天后，他们把借到的钱凑到一起，终于买了一台德国投靠的蔡司牌双筒显微镜。

从此，这架显微镜一直跟随童第周夫妇，记录下他们辛勤的工作，见证了一对夫妻同舟共济的坚贞不渝，也凝聚了老一辈知识分子无私的奉献精神。直到今天，这架显微镜还摆在童第周纪念馆里。

自从有了显微镜，夫妻俩便紧张地为实验忙活起来。当时电池是脱销品，价格高昂，但没有电源只能通过电池来给小灯光供电照明。为了保证实验的连续进行，又节省电池费用，童第周想了一个办法：雪天，利用积雪反光；晴天，就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做实验。那段时间，童第周一家生活极其清苦，但夫妻二人就靠着这台显微镜，不辞辛劳的探索生活的奥秘。

童第周认为科学技术要通过交流和学习才能进步，所以他尽可能关注国内外的科研动态和成果。比如卵子的发育能力、细胞核的移植等课题，都是受到前人科研成果的启发，通过逻辑分析后结合实际情况、具体条件而做出的创新。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童第周先后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童第周的科研成果在国外也造成了轰动。他在比利时的师友们对此做出高度评价：童第周说到做到，他用自己的知识，为苦难的中国服务。

李约瑟是英国胚胎生物化学的创始人，曾任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院士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梨状窝恶性肿瘤中首任主任，他和中国科学界的渊源很深。

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着急的转折时刻，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批由科学家与学者组成的考察团，前往中国援助受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为受困的医生、科研人员和工程师提供援助。

1943年2月，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来华。李约瑟与其他团员从印度起飞，顺利进入中国云南，由此展开长达4年的在华考察工作。在此期间，他与许多中国科学家及教育界人士 结下了浓厚的情谊，他深深敬佩那些在困苦中排除万难、坚持科研工作的中国科学家。

李约瑟到来的前几天，童第周正争分夺秒地做实验。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从重庆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就是李约瑟。他在电话里说，他正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计划来看童第周夫妇，童第周欣然允诺。

假如不是李约瑟亲眼所见，他根本无法相信童第周的那些斐然成果竟是出自眼前残破的环境中。他看了许久才缓过神来：“童先生，这真是一个奇迹，科学史上的奇迹！”

离开小镇的时候，李约瑟忍不住向童第周提出自己的困惑：“童先生，据我所知，布鲁塞尔的实验室条件很好，而且他们还能为你提供科研资助，你谡老难要到这样差的地方来做实验呢？”

“李约瑟先生，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的科学家当然要在他的祖国完成科学研究！”

“对！对！中国人，了不起！什么条件下都能工作！”

与童第周的会面，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李约瑟在返回英国前专门赠送给他一台显微镜，虽然是二手的，但对童第周的科研工作已经是极大的支持，此后他们也建立了浓厚的友谊。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复旦大堂开始西迁，最后落脚在重庆北碚。童第周在复旦大堂求学时的老师郭任远仍然担任心理生理研究所所长。由于研究所人手紧缺，郭任远想到了童第周，便向自己的学生发出邀请，而这时的童第周正陷于人事倾轧的风波中。

同济大堂生物系主任在西康考察时，就有别有用心之人向他写信挑拨离间，说童第周要抢占系主任的位子。此后李约瑟又到李庄探望童第周，这一系列的事引起了生物系主作一的忌妒。起初，童第周不明就里，后来分析后，他察觉到这里的工作氛围已不适合他。经过慎重考虑，他接受了郭任远的邀请，出任复旦大学心理生理研究所研究员，由妻子和学生协助他进行研究工作。

实际上，童第周对郭任远的为人并非一概不知，而且对他的某些做法也持保留看法。郭任远为人独断专行，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曾勾结军警镇压过学生爱国运动。但无论如何，郭任远曾经开设的“猫鼠实验”把童第周引到了生物科研的道路上，对此，童第周心存感激。他曾经说：“我的老师郭任远在政治上很落后，但业务方面很强。他在心理学上有突出贡献，那就是打破了曾经风行一时的‘动物本能说’。这个实验使我联想到，一切科学研究都要经过实验的考证，只有确凿的实验结论才能发展前人的学说。这是我从郭任远老师那里得到的教诲。”

尽管童第周对郭任远怀有师生情谊，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约瑟的提醒并非多余。当时，郭任远只是挂名在心理生理研究所，而实际工作的只有3个人——童第周夫妇和张致一。

在研究所的期间，童第周夫妇和张致一合作研究了金鱼卵子的发育能力。在以往的实验中，童第周经常用切割技术使卵子的两部分彻底分离。但这种做法也有一个致命缺点——由于切割的机械作用，有时会黏走或流失一部分细胞质，导致一些重要发育物质的损伤。为了防止细胞质外流，童第周决定试着采用头发分割精卵的办法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证明，在金鱼卵子中，卵球赤道线以下植物性半球的一边，的确含有一种有关个体形成的物质，它在发育早期由植物极性逐步流向动物极性，而且它的分布并不一定和卵子的第一次卵裂面一致，它是形成鱼类完整胚胎发育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鱼类受精卵早期分裂形成的细胞能发育成完整的胚胎，是依据各细胞含有个体形成物质及该物质的量决定的。当时大多数欧美学者认为，鱼类受精卵分裂早期的细胞都是等能的，每个细胞都有组织形成完整胚胎的能力。童第周的实验结果明确地向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的《鱼类卵子发育能力的研究》等论文成为鱼类实验胚胎学方面的重要文献。

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国民党政府对外软弱退缩，对内则实施高压统治，这一反差激起全国民众的强烈抗议。童第周夫妇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平时也坚决抵制一切日货。现在，学生们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他理应给予支持，于是他坚定地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倡议书上。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山东大堂的学生运动声势很大，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当局立刻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还逮捕了领头的学生。后来，在山东大学师生们、爱国市民的声援下，国民政府只得释放这些学生。但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山东大学召开校务会议，以“行动越轨，破坏校纪”为由，开除了王广义、陈延熙等6名学生。

校方的这个荒唐决定再次激起全校学生的反对，但遭到拒绝。于是，学生奔走呼吁，号召大家联合起来罢课，保护被开除的同学。

童第周得知此事后，在学校教授会议上提出强烈抗议，反对学校无理处分爱国学生，并请校方同青岛市警察局交涉，释放这些学生。童第周的抗议得到许多教授的支持。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警察局终于释放了全部被逮捕的学生。

内战期间，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不堪，全国人民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大堂教授的生活也日益艰难。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有段时间教师的工资迟迟拖延不发。

1947年6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山东大学的学生们在青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6月2日凌晨，学生们不顾校方劝阻，坚持游行示威。童第周见很多学生参与游行，担心他们发生意外 ，便跟在学生队伍后面。由于军警抓走许多参加游行的学生，童第周和总务长周钏岐等设法营救。经过童第周等人的据理力争，青岛当局最终妥协，陆续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04

甘当“拓荒牛”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 ，青岛市军管会派军代表罗竹风接管了山东大学。由于沾染了数十年旧时代官僚派系斗争的习气，教师队伍万分复杂，明争暗斗随处可见。

罗竹风面对山东大学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时难以把握，找不到恰当的工作方式。这时，童第周站出来发声，他给罗竹风的建议是首先听取多方面意见，理清头绪后再判断。经过童第周的协调，山东大学的局面渐渐稳定下来。

3个多月后，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工作热情异常高涨。童第周和其他教授一起，主要从事山东大学的恢复工作。他像一台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虽然很辛苦，但当他看到教堂楼和实验室内窗明几净、仪器整洁的时候，内心无比舒畅快活，油然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主人翁之感。

对文昌鱼卵子发育的研究，是童第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

文昌鱼在海洋生物进化史上有重要地位，是研究脊索动物演化和系统发育的优良科学实验材料，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它们生活在海底，白天将下半身埋在沙里，仅露出前半部，到晚上才在海中觅食。文昌鱼的寿命仅两年多，产卵季只有两个月，一生仅能繁殖三次。

国际上最早对文昌鱼进行研究的是18世纪的德国科学家帕拉斯，但他认为文昌鱼与软体动物相似。此后，德国科室家和法国科学家分别于1881年、1906年基本弄清了文昌鱼的发育过程，美国的科学家也于1893年、1933年对文昌鱼的发育进行研究。尽管实验进展缓慢，但通过他们的实验，国际生物学界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文昌鱼卵子的发育基本上呈镶嵌型，没有调整作用，也没有诱导现象。

对文昌鱼的研究是从童第周开始的。童第周认为，国际上的文昌鱼实验胚胎学研究之所以一直没有取得较大进展，主要是因为文昌鱼卵子的获取难度大。所以，他决定首先解决文昌鱼的卵子来源问题。

研究工作开始后，童第周尝试了许多方法，终于成功解决了人工饲养文昌鱼的难题——他专门安排两名有经验的捕捞工人每天出海去打捞文昌鱼。科研人员经过观察，发现文昌鱼一般在下午6点到晚上9点间产卵和受精。这时，研究人员就要一直守在鱼缸旁边，一旦发现水中出现受精卵，立刻用吸管把受精卵一个个吸出来，放到培养皿中，然后用消毒过的海水冲洗掉表面的杂质和沙粒，分别装到解剖杯中，交由童第周做下一步的研究实验。

人工饲养文昌鱼后，他们发现了文昌鱼喜爱温暖水质的生活习性。此后，为了让文昌鱼经常产卵，童第周设法控制温度，延长产卵期，1952年，童第周以人工受精的方法在实验室里获得文昌鱼的受精卵，经观察，这些受精卵的发育与正常受精的卵子并无二致。童第周还注意到，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文昌鱼卵子似乎必须等到适当成熟的阶段，也就是自性腺取出后能自由分散的卵子，才有可能人工受精成功。这一观察发现推翻了康克林等国外科学家认为文昌鱼不能人工受精的结论，使童第周等人的实验工作在世界生物学界的同类研究中取得领先地位。

由于文昌鱼的产卵期是在夏季，童第周和其他科研人员常常冒着酷暑从白天一直工作到凌晨。除了文昌鱼，实验室里还有其他鱼类研究课题，科研 人员经常不得不连续工作10个多小时，童第周有好几次都累倒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国对文昌鱼的研究便在国际上异军突起。

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文昌鱼在海洋生物进化史上的地位是介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的过渡类型。而它的发育模式，也为生物进化学说中的一种解释提供了依据，那就是文昌鱼在进化过程中是起源于无脊椎动物中的棘皮动物纲。

从1958年开始，童第周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昌鱼的研究成果，成为国际上最权威的文昌鱼研究卖家。他绘制的文昌鱼胚胎发育预定器官图谱，多年来被世界各国的胚胎学著作广泛引用。

在研究文昌鱼的同时，1950年，童第周还与其他科研人员合作开展了硬骨鱼胚胎发育的研究。他们发现硬骨鱼卵子受精后，植物极的一侧有一圈细胞质流入胚盘，如果少了它，胚胎就无法形成。他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在胚胎的不同发育阶段，甚至成体的已经分化了的细胞，如果将其细胞核移入去掉了细胞核的卵子，同样可以形成完整的胚胎。这说明这些细胞核是等能的，还说明细胞质在细胞分化中起重要作用。

童第周的研究推动了中国生物胚胎学的发展，使新中国的生物研究能力接近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掀起了一阵“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遗传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当时国际遗传学界的学派有两个，一个是摩尔根学派，一个是米丘林学派。摩尔根学派从理论基础出发，目的是弄清遗传与变异的规律。米丘林学派则从生产实践出发，目的是改良和驯化品种，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其奠基人是苏联著名园艺学家米丘林，他曾在栽培果树的实践中取得突出成绩。20世纪50年代初，时任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特将学术问题高度政治化，成为苏联科学界的政治权威。

早在20世纪40年代，李森特就获得了“全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之后他在苏联生物科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受苏联影响，米丘林学说在中国生物学界也成为唯一正确的遗传学理论。

在这股政治热潮中，童第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认为米丘林学说只能归入应用科学的范畴，它确实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米丘林学说不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范畴，与经典遗传学的研究内容不在一个层级上。

1956年8月10日至25日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遗传学座谈会。共116位专家、教授和有关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童第周已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同时又是青岛市科联主席，而中国科学院是这次座谈会的主办单位之一，青岛市科联则是具体的承办单位。所以，童第周顺理成章地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童第周在会议闭幕时总结说：“过去对遗传学问题的讨论有顾虑，尤其是关于基因学说。这次座谈会，各位畅所欲言，把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今后，我们的科学发展也将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对于这次会议，毛泽东主席给予上极大关注。会后不久，他接见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的竺可桢。他表示对会议的肯定，还鼓励竺可桢：“青岛合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

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了“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反击左派的斗争开始了。一大批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卷入这场政治旋涡中。而童第周也险些被划归“右派”。

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曾昭抡、钱伟长、华罗庚、童第周、千家驹5位教授署名的文章——《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即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被当作“五教授反动科学纲领”的文章。妻子看到报纸上的文章后立马告知童第周，要他赶紧声明纠正。华罗庚也在见报后给童第周打来电话，说文章没有经过他们同意，不能署名发表，于是两人联合发表声明，不同意署名。

此时，童第周正准备去莫斯科参加四国渔业会议。周恩来总理召见他时特意就眼事问他：“童教授，听说商议制订那个科学纲领的时候，你参加了一个小时，最后签字没有？”童第周回答说：“我当时路过进去，看他们在讨论就坐下来一起谈了谈，中途就出来了，没有签字。”有了童第周的解释，周总理立即叫来外交部部长助理给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刘晓打电话，说：“‘科学纲领’跟童第周没关系，不影响他出方苏联。”

1960年，原属青岛海洋研究所的实验胚胎研究室并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由童第周担任所长。但不幸的是，1959年到1961年，国家陷入“三年困难时期”，因全国都面临着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科学研究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研究室的工作被迫终止。

1964年实验室的几个研究人员先后下乡去搞“四清”运动，1966年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研究工作只能再度停止 。许多科研人员受到批斗，而童第周的办公室门上也被贴了一张张大字报，污蔑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968年9月，中国科学院选反派开始对童第周实施隔离审查。随后，动物研究所的每一位高级研究员，包括童第周的妻子在内，都陆续被揪出来进了专攻队。

在被隔离期间，童第周失去了搞科研的权利和人身自由，他对外面的情况一概不知。有时，童第周被拉出来批斗，妻子只能远远地看着，却无计可施。

1969年，军宣队进驻动物研究所，核查了许多所谓童第周的“黑材料”后，发现均与事实不符。经过辨别，童第周在这年3月被解除隔离，但仍要“置于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

1969年从“牛棚”放出来后，他想做实验，却被指责为“洋奴思想”。他再三提出要开展研究工作，但都没有得到许可。后事，童第周终于找到了“最高指示”，对造反派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生命和细胞的起源要研究一下。”造反派一看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敢违背，只得同意，但前提是不给他提供任何研究经费。

没有研究经费，该怎么做科研呢？在妻子的支持和安慰下，童第周重拾信心，开始考虑课题方向。他想起以前在一本科学杂志上看到的利用细胞融合技术进行肿瘤免疫的实验。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可以跟医院合作研究肿瘤疫苗，他们提供经费，我们提供技术。”他对妻子说。

说做就做，童第周整理好资料，开始频繁地往各大医院跑。最终，有一些医学单位也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同意与童第周合作。1972年，童第周夫妇的肿瘤免疫实验取得初步成效，并在杂志上发表论文。此后，他们不断完善实验工作，成为我国将细胞移植及融合技术应用到肿瘤防治的先行者。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之后，中美互设联络处，打开了两国外交的大门。紧跟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很多美籍华人提出回国探亲的请求。美籍华裔生物学家、坦普尔大学教授牛满江也申请回国探亲，并打算利用这段时间拜访童第周、访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得知牛满江要来，童第周心情振奋。1972年8月，牛满江抵京，在中国医学院科学院礼堂、中国感觉院动物研究所先后举办学术报告会，报告的题目为“核糖核酸的生物学功能”。

通过这次访问和交谈，牛满江了解到童第周的不同鱼类细胞移植与自己用信息核糖核酸研究分化的成果，有共同合作的基础。这一年12月底，核酸国际合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牛满江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了这个会议。随后，他给童第周写信，正式提出合作请求，并且表示，因中国国内的实验条件太简陋，希望童第周能来美国合作。

当时中国还没有与美国进行科研合作的先例，此事关系重大，童第周将牛满江的信和自己的申请报告递交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由院部报中央审批。很快，周总理同意了报告，由分管的副总理做了批复。不久，中国科学院批准拨款15万美元添置实验设备，在当时，15万美元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在中国科学界简直是一个“奇迹”。

这一年，利用牛满江带来的先进设备，即超高速离心机，童第周在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

1973年10月，《中国科学》刊物刊载了童第周与牛满江合作撰写的《核酸诱导金鱼性状的变异》论文。

1974年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在这种形势下，童第周和牛满江的合作研究首当其冲，遭到猝死批判。

此时动物研究所已归北京市科技局主管，科技局听到反映后，马上派联合调查组来调查，向童第周提出“质疑”。童第周对此非常气愤，他反驳道：“难道学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爬行主义’吗？科学研究本来是没有国界的，可是，当前是你们自己看不起中国人的创造能力，这不是真正的‘洋奴哲学’又是什么？！”

不久，以童第周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将要访问日本。1973年11月25日，日本《每日新闻》公布了两位科学家的对话内容和两人的照片。这时，国内有人诬告童第周“与资本主义遥相呼应”。他们甚至捏造了很多不实之词，不久，上级单位下发通知，暂停了童第周与牛满江的合作。

1975年，牛满江申请继续合作。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内的反对派仍然持反对意见。时任中国科学院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周荣鑫一向主张和鼓励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于是和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联合向中央报告，希望中央能同意给予他们3-5年的工作时间。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并下文要求各地热情接待牛满江等科学家参观考察。

童第周和牛满江的实验，第一次在高等动物中证明，除了细胞核内的脱氧核糖核酸外，细胞质内的信使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发育和遗传都有明显作用。这一发现无疑将推动人类对生物进化的研究，使细胞遗传与变异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使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处于世界前列，并为我国从分子水平研究发育生物学奠定了一定基础，也为以后发育生物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05

奋斗不容间

童第周晚年把研究重心放在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上。他确信在个体发育过程中，不仅细胞核可以决定细胞质发育的方向，细胞质也能决定细胞核的命运，核与质不是完全孤立的，它们在结构上互通，在功能上则可互相激发和抵制。20世纪60年代，童第周首创并领导了鱼类细胞移植的“克隆”技术。

童第周在20世纪50年代曾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尤芳湖教授介绍过“克隆”技术，但他一开始的核移植实验并不是为了克隆，而是想进一步证明核质关系。

童第周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核移植实验的。1963年，童第周等人进行鱼类的核移植获得成功，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实验是在不同种的鱼类之间成功完成核移植的，比美国科学家前进了一大步。

在生物遗传学上，一般认为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是细胞核 内染色体上的基因，细胞质在遗传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而童第周认为，细胞是一个整体，细胞内的细胞核和细胞质各有功能，互相影响，细胞质对遗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为了证实这个理论，在中美第一次科研合作中，童第周与牛满江成功从鲫鱼成熟的卵子细胞质中提取信使核糖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从而诱导金鱼尾鳍性状改变，从双尾变为单尾，并遗传给子代。而这些变异了性状的鱼类也被人们称为“童鱼”。

1974年夏，有的“童鱼”已经长成成鱼，并且开始产卵。童第周和助手们开始用“童鱼”做配种实验。结果显示，由“童鱼”自交生出的680条小鱼中，双尾有396条，占58.2%；单尾有113条，占16.6%；还有156条呈变异单尾状态，即不是很明确的单尾，占23%。这个比例说明，这种由细胞质中的信使核糖核酸诱变所产生的单尾鳍性状能遗传给它们的子代。

1977年，童第周等科学家率先向国内外报道了脊索动物的核移植成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对“克隆”技术一直使用“核移植”这个名词，以至于同一个含义的“克隆”一词最初在国人眼里十分新奇。而英国的“多利”羊，由于国外媒体参与了商业炒作，一时被评为惊世骇俗的创举。

1978年3月，童第周因“童鱼的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了实现晚年的远大理想，他当时就提出了开展克隆哺乳动物的设想。相比英国“多利”羊直到30多年后才出世，晚年的童第周进一步提出了动植物之间核移植的大胆计划。

在科学实验中，童第周一直避免让自己被过多的社会事务和行政事务牵绊而变成 “科学政客”，他坚持身体力行地站在显微镜前，紧跟实验课题的进展。

多年来，童第周从不轻信别人的结论，一切实验都必须亲自做过才行，甚至饲养实验用的动物，他也坚持自己动手。在写文昌鱼的研究论文时，需要用插图说明实验过程，这些插图由很多密集的小点组成，需要用很细的笔针蘸着墨水一点一点地画，有时还要根据显微镜的观察反复修改。当时这些图都是童第周自己画的。 童第周对于子女的家教历来严格。他特别强调，世界上没有天才，所谓天才都是努力的结果。此外，要有长远的眼光，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

童第周作为20世纪世界著名的生物科学家，在中国生物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让他注定被后来者铭记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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