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商鞅变法崛起的历史条件（从人力资源的角度）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科技落后、生产力不发达，民作为社会的最底层，不但要负担养活自己的性命和家人的性命，还要时刻受到诸侯王国的剥削和掠夺。本来，民作为社会生产中最重要的一种生产资料，一种资源，理应受到诸王国的重视。

就好像明朝周玺《论罢兴作疏》所说“盖民者，国之本也，虽畏威易役，实至愚如神然。”，因该是王国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都清楚，乱世人命如草芥，随便一场战争就杀死数十万平民，甚至还有诸侯王下令屠城。各诸侯国内对于民的态度就像一种刀俎和鱼肉的关系，颇为漠视，所以他们也只懂得民最初级的用法，耕作和兵丁，白白浪费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但是商鞅不同，作为顶尖的法家管理者，他，更残暴、更敢想、更能够压榨每一滴民力。

秦国作为分封体系下的“继子”，一直处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局面，特殊的关西地理位置也就决定了他难以通过自然属性优势，和六国进行争霸；所以，其余六国一直对于秦国都是一种蔑视的态度。终于，秦孝公即位，展现了求贤若渴的迫切愿望“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商君登场，商鞅在对秦朝的改革中其实就是改革原有的对象，民。但是，作为法家代表的商鞅善于使用手段，充分压榨了民的所有利用资源，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改革理念和改革手段，走进商鞅改革的深处，看他如何把握、激发秦国的人力资源，让秦国腾飞。

如何让一个边陲小国能够迅速实现富强？这是摆在商鞅面前的巨大问题，贫瘠的土地资源都是先代们决定的，没有办法，那么只能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商鞅注意到秦国的人力资源并不多，只有大约两百万，那么如何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去做到争霸天下的事情呢？首先就是要增强国家对民众的统治力、凝聚力。

《商君书》中记载“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意思就是要通过严苛的法律来削弱百姓的自主意识，丧失自我判断的能力，国家什么政策，百姓听从就行。第二，“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赞而富治，日重贫，重贫者弱。”这就是藏富于国的思维模式，国家富裕就行，百姓就艰难困苦，因此秦国的苛税是别国的数倍。第三个思想“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提出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如何使民众变得贫、弱。

这些思想的提出，就是要将国家作为铁血无情的“榨汁机”，把人民摆在了国家的对立面，国家通过压榨人力资源，来使百姓无力，达到国家强盛的最终目的，秦国崛起的基石，就是压榨人民的最后一丝价值。秦朝的建立，注定要以牺牲全体民众的幸福为代价。

归根结底，商鞅变法的主要思想就是愚民，弱民，利用民，把人民当做一种资源，体现在农战的改革上。

在商鞅这种极端的人力资源管控理念下，秦国展开了维持十九年的变法。

1.农业政策

秦国登记在册的民众不过两百万，但是秦国西征之后的土地一度超过数千里，地广而人稀是秦国农业不兴的根本问题。因此，商鞅提出，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去开垦几乎无限的耕地。

首先就是要集中人力资源。不但要求普通的百姓要从事国家规定的农业开垦，还规定了秦国朝中一大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贵族也要进行农业劳动，不能再因为“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也。”，而占据大量的人力资源。并且根据贵族家中的人口加征人头税，迫使贵族接受农业劳动。除此之外，商鞅还禁止国内大兴土木，所有的工人都不得被占用，都要去从事农业生产为根本。这种全国性的农业总动员，其实质就是愚民政策的实施。贵族和民众，不停地垦荒，那么自然就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人就会越来越呆滞，成为垦荒的机器，将他们从人向资源进行了转化。

第二就是禁止百姓读书，商鞅的秦国构建是建设一个一心一意追求争霸的国家，民众读书，自然就会开智。首先就与愚民政策相违背，其次，他认为，书中关于仁、义、礼、智、信的内容无疑是在挖秦国的根基，因为想要争霸，必须就有上行下效、说一不二的效率，如果民众看多了这些思想，那么他们就会对比自己的处境，底下人就会反对国家的政策，那么人力资源就会不受控制，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商鞅认为“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只要不看书学习，自然就会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去劳作种地。

第三，抑制商业。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诸侯国割地而立的局面，市面上就产生了很多地域性特产，那么，如果本国没有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期，商人是活跃的集体。商鞅主张“治国者能抟民力而壹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强。”，意思是要百姓们专注农业这个“本”，舍弃商业这个“末”，才能达到国家的富强。

因为，商业运送的过程中会占据大量的劳动力，挤占农业劳动人口。其次，商人多属于流民，如果国内商业发达，那么肯定会导致国内固定人口的下降，那么就会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下降，最终目的还是回到了农业人力资源的原点。它为了禁止商业，第一禁止商人囤积粮食，第二加重商业税收，第三废除国内的旅馆业。自此之后，秦国商旅不兴。

第四，禁止国内居民的自由迁徙。春秋战国时期，对于人的束缚并不多，人民喜欢追逐舒适的地方而生活，孔子就喜欢从鲁国出发周游列。但是，这在秦国严厉禁止，商鞅认为“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民众如果自由迁徙，迁徙到了国外，就会给本国的人力资源带来大量的流失，如果在国内迁徙，也会因为见识的增加而有异心，最好的状态就是民众足不出户，出户只到自己的田野中，这样既方便管理，又有利于农业生产。

但是，商鞅是个极其双标的人，他不允许本国的百姓随意迁徙，可是他通过推行“徕民”政策，吸引外国百姓来到秦国。于是秦国下令，免除三晋迁徙之民三年的租税和兵役，如果愿意开垦恶劣的土地，甚至免除十年的赋税，这项政策一出，三晋之民无不奔走相告，来到秦国。正如商鞅所说“今复之三世，而三晋之民可尽矣”。确实，商鞅的政策是获取人力资源极好的方法，以不值钱的土地，换取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资源，值！

第五，承认土地私有。古代中国的价值取向中“士、农、工、商”，农排在了第二位，那么作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资源，土地，自然更加重要。但是，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土地还是国有制，农民种地不是为了自己而种，而是租借国家或是地主的田地进行耕种，因此才会出现有些农民受不了剥削背井离乡的现象的出现。商鞅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将定期轮耕的土地分给农民长期使用，确立了私田制的萌芽，农民们得到地以后，自然对自己的庄稼极为上心，每天乐于种地不需要国家操心。而且，土地束缚住了人民的脚步，开垦的荒地越多，农民的工作量越大，也就不会有闲情逸致去到处走走，变成了固定的劳动力资源。

商鞅在农业上对人力资源的控制体现在束缚思想、利益诱惑、强制措施，三大措施齐管而下，保障了秦国人力资源的增加，和发挥了人力资源的极限作用，秦国迅速变成了农业强国，而百姓也真正逐渐的变成统治者随意拨弄的“物化”资源，除了农业改革的成功，还有在军事上也进行了改革。

2.军队建设

如果说农业政策上的改革体现的是商鞅对人力资源完美的掌控和固化的话，在军事上的改革就可以说是对人力资源充分的利用。

前文提到弱民，贫民，就是使人民困苦，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培养虎狼之师做的准备。商鞅在军事上的改革第一是军功授爵，他认为“圣王之致于兵也，故举国而责之于兵。入其国，兵用者强，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者，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排斥战争的天性是百姓固有的，那么要怎么样才能使百姓爱上战争？最简单的就是赏赐，商鞅在农业改革中已经把民变成了弱民、贫民，这个时候告诉他们，只要你们愿意上战场，杀一个人，就给你们记战功，如“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隶”，此令一出还不举国疯狂？这可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只要建立战功就能摆脱身份地位的农民，商鞅这一政策的推行，立马将国内的农业人力资源悉数转变成了军事人力资源，秦国军队自此成为“虎狼之师”。

第二，重罚制度。高回报代表着高风险，人民没上战场之前自然想着自己封王拜相的美好景象，但是，一上战场看到血淋淋的修罗场时难免会丧失斗志，这样的话，人力资源再多也没有用，转化不成顶尖的战斗力。

商鞅提出“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必王”，体现了商鞅对于怯民的治理理念，并且规定作战时将五个人编为一伍，一人逃跑其余四人都要受到处罚，但是其余四人要是能够奋勇杀敌，不但免责还能立功。还规定军队的长官，要是没有杀死敌人，就要被处以死刑，逼着全军队的人杀人。

不但如此，甚至规定保护军官的“短兵”也要负担作战任务，如果军官死了，“短兵”就要遭受死刑，但是如果他能够杀死敌军就能免责，这样的规定首先保障了秦国军队没有后退的士兵，战斗力人数利用率就是百分百，还能够保障军队在失去统帅时候仍然能够持续作战，可谓是“用心良苦”。

商鞅提出的作战时期人力资源的利用可见一斑，不放过、不漏掉任何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人员，百姓们也在爵位和严刑峻法的控制下，蜂拥而上，一时之间，秦国真的是全民皆兵，军队的作战能力、作战规模、得到空前的提升，这都是对军事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带来的好处啊。

也正是因为商鞅对于农战时期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才让秦国刚改革不旧就能够战胜变法已久的魏国，斩杀魏国军队七千人，占领魏国“河西之地”成为秦国入主中原的桥头堡。商鞅也因为改革卓有成效而被赏赐十五郡，拜为大良造。

要说比起人力资源，七国之中秦国并不算是最多的，那么为什么最后秦国反而还依靠不出众的人力资源获胜了呢？

全都得归功于商鞅能够把有限的人力资源压榨的干干净净，人民又要事农桑又要参军作战，充分体现了把一个人掰成两个人来用的真理，在农战中完完全全发挥出了人力资源该有的效率和力量，这才是商鞅变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