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原因（浅谈贞观之治与唐太宗）

在封建社会里，每个王朝的君主，尤其开国君主，都希望自己的天下长治久安，继子荫孙，传之万世。秦始皇、汉高帝是如此，魏武帝、隋文帝也是如此，唐太宗亦不例外。在他们创业开国之初，都有段为人称道的政绩，唐初“贞观之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吏治较好，刑罚得当，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堪称太平盛世也。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奠定了唐王朝的立国规模，为后来的武则天，乃至唐玄宗时期的“开元天宝盛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继而将大唐王朝推向了高度的繁荣。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肯定唐太宗的个人作用之外，还必需分析一下“贞观之治”产生的历史背景，即客观历史条件。

“贞观之治”产生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看，中国社会从春秋与战国之交开始，便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个时期，铁器生产工具已广泛用于农业生产。

两汉时期，治铁技术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被开发的土地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多半是“刀耕火种”。

西晋发生的“八王之乱”，继之的是五胡十六国大乱，黄河流域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汉族人民纷纷避乱南迁，把先进生产技术带到南方，使江南地区得到开发。

南北朝时，我国已有了两大经济区：黄河流域，江淮地区。但是，由于长期战乱，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农民对大地主之人身依附关系还很强。

隋唐时期，冶铁技术进一步提高，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生产效率也提高了。铁犁、铁锄，铁锹、铁镰等较先进生产工具的出现，使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个体生产的独立性加强了，农民对大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渐渐松驰了。

隋末唐初，正处于这个转变的历史时期。隋末农民大起义，农民从大地主手中夺回一些田地，使门阀士族的腐朽生产关系得到调整，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贞观之治”正是处在这个激变的历史潮流中，这个时期给“贞观之治”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是根本条件。

“贞观之治”形成的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隋唐处于同一时代。隋文帝开国之初，

“统一环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及至隋炀帝时，“则恃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聚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士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

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把人民推向死亡的边缘，隋建国仅仅三十七年就在人民的反抗浪潮中“一朝而败”了。而唐太宗却在隋亡后，经济凋敝的烂摊子中，“励精图治”，为时不久，就出现了“古昔未有”的“贞观之治”。

这两个人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比较开明，一个穷极无道；一个顺应历史发展，一个倒行逆施，历史的辩证法决定了唐太宗和隋炀帝的不同结局。

唐太宗

为什么说唐太宗比较开明呢？其原因在于唐太宗有三个突出之点：

一曰他明前代治乱之迹，善于总结前代盛衰的历史经验；

二曰他能从隋的灭亡中吸取积极的经验教训；

三曰他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

唐太宗论周秦说:“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不顺故也。”隋的灭亡和秦的灭亡如出一辙，鉴于亡隋之戒，他深有感触地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之也。”

目击隋“一朝而败”，使他认识到人君和民众的关系，“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贞观之治”所以出现，其直接原因归纳起来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隋末农民起义，使“即富且强”的隋王朝很快土崩瓦解，使亲眼看到的唐太宗“不觉惕焉震惧”，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另一方面是唐太宗具有较开明的思想，他能从积极方面吸取教训，放宽对人民的剥削，确立比较合于实际的安邦治国之策。农民反抗的阶级斗争和唐太宗君臣吸取教训，施行开明统治相结合，因而形成了“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内容

所谓“贞观之治”，就是唐太宗统治的二十三年的时间（公元627—649年），以亡隋为戒，为缓和阶级矛盾而求“治”的方针、政策、路线、措施。唐太宗的年号为“贞观”，所以称这一时期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初年，面临的境况是很不妙的。

从经济上看，经过隋末唐初大交战，国家百孔千疮，经济凋敝。隋盛时，政府控制户口九百万，就是说，有九百万户是被剥削的对象。至唐初，政府直接控制的户口不到三百万。又加上连年闹灾，山东河北当时是“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陕西河南一带是“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道路之间，馁浮相籍”，人民刚刚脱离战乱之苦，极需安养生息。

从政治上看，唐太宗为夺取皇位，发动“玄武门兵变”，他的长兄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均被杀死，而二李集团人物暗地里时时在威胁他的统洽。全国各地割据势力还不同程度存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势力还有余燃，这一切都说明政局不稳，李世民的统治地位不牢。

面对这样的现实，唐太宗是怎样进行“治”的呢？

01. “守成以文”的治国之道

封建统治者，吸取农民反抗的教训上有两种情况，一是积极的，一是消极的。这在唐初统治集团中也有反映。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开展了一场如何统治人民的讨论，即究竟确立什么样的治国方针。以封德彝为首的，站在消极落后、保守的立场上认为：“三代之后，浇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力劝唐太宗效法秦汉，用暴力统治人民，主张“人主必须威权独运”，“耀兵振武，慑服四夷。”

魏征

而以魏征为代表的，则站在积极立场上严加驳斥说:“若为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他还打生动的比方说：“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魏征的论辩，切中情势，很有说服力。

唐太宗从中受到启发，认为:“戡乱以武，守成以文”，决定采纳魏征提出的“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折服”的安邦治国方针。之后，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对人民专行“教化”，改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开始了有名的“贞观之治”。

02.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

唐太宗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又制定一些具体方针、政策、措施。首先表现在用人方面，唐太宗在用人方面很突出。他吸取隋“官吏贪求，上下相蒙，政体腐败，以致误国”的教训，向群臣申明用人政策，“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

唐太宗即位初，面临三种官员，一是李渊当政时的中央官员；二是李建成的太子东宫属官员和李元吉齐王府属官员；三是自己原秦王府的官员。对这三种官员，因为尊崇“任人唯贤”的指导思想，他处理得很妥当。因此，他采取的办法，不是一概排斥或一概录用，也不是顺者昌逆者亡，而是不计较个人恩怨，以国家大局着眼，“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李建成和李元吉集团中人物因为夺皇位而同唐太宗结下怨仇。但唐太宗对这些人是贤能者用之，庸劣者去之，“量材授官”。如原为李建成集团的魏征、王珪等都委以枢要之职，乃至宰相，而对自己秦王府旧人则不滥授官。

他重视中央官员人选，也重视地方官员人选。为了“选用廉吏”，他说：“联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还把督都、刺史的姓名政绩善恶写在屏风上，“坐卧恒看”，以备赏罚擢黜。

由于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任人为贤，人尽其能，结果缓和了紧张局势，巩固了他自己的统治地位。史书赞美唐太宗“拔人物不私于党，负志业咸尽其才”是有道理的。

03.虚心纳谏的为君之道

唐太宗的虚心纳谏，在封建帝王中是少见的。他知道自己并非什么都懂，故能倾听不同意见，分辩是非，择善而从。

根据隋亡之鉴，他深知“君暗臣谀，危亡不远”的道理。他不但鼓励臣下直谏，甚至鼓励群臣犯颜极谏，让臣下敢讲话，讲真话。他常引用隋事做例证，告诫群臣遇事要动脑筋，不要随声附合，或模棱两可，否则会把事弄坏，结果势必如隋那样亡国、亡家、亡身。

有两个例子，足可证明唐太宗的纳谏风度了。唐太宗初即位时，有一次因事判元律师死罪，大理少卿孙伏伽进谏，认为按法律规定不应判死罪，最后唐太宗采纳了孙伏伽的意见，并赏孙伏伽“兰稜公主园，直百万”。有人说赏的太厚了，他说：“联即位，未有谏者，所以赏之”，以“导人使谏”。

唐太宗

又，贞观四年，他下令征发人民修洛阳宫乾元殿，以供自己“游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止说：“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毕，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指责他做这件事，连贪暴的隋炀帝都不如了。唐太宗看了后，批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以桀纣！”张玄素毫不示弱，坚持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于是唐太宗叹息一番，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并表扬张玄素能“以卑干尊”，“赏绢二百匹”，事后搁置了一年多才重新修建。

他曾问魏征，人君怎样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非常赞赏这个见解。唐太宗兼听博采，群臣能面折廷争，在贞观时期确实创造了封建社会里少有的政治风气。

04.以人为本的为民之道

秦始皇、隋炀帝“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唐太宗则戒秦隋之弊，懂得“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为此，则必须“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姿其稼耕。”因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而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他的这个比喻，很形象地说明苛薄民众，就是自取灭亡。

鉴于隋“赋繁役重”，“饥寒切身”，人民被逼反的教训，为巩固既得统治地位，唐太宗君臣采取了一系列诸如“立国安民”、“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极积推行“均田”等减轻剥削，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百姓安乐，便是联之甲仗”，即人民安居乐业，就不会造反了，“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人君统治地位的巩固与否，决定于民众意志的取舍，可谓戒之深矣！

贞观之初，面对经济凋敝，一片残破景况，唐太宗首先精简官员，释放宫女，节约开支。“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并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服准品秩不合用者，宜一切禁断。”皇帝还带头俭约，一时俭约成风，“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这些都反映出唐太宗的勤俭节约、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同是贞观之初，无奈连年脑灾，关中人民很多都没得吃只能吃树皮充饥，唐太宗命令开仓赈济。无仓之地，准许就食他州。还下大赦诏说：“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据说他还在御苑里吞食数枚蝗虫并恶狠狠地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虽不知真假，但确实对安定民心，渡过灾荒起到了积极作用。

“贞观之治”后期不如前期

封建统治者，即使是较开明的统治者无不具有两重性，唐太宗也不例外。

当他吸取前代衰亡的教训时，则对人民采取缓和阶级矛盾、让步的一面，当他取得成就时，则开始产生奴役剥削劳动人民的一面。

“谏臣”魏征就说:“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侈放逸，莫能善其终。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迹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唐太宗也是按“莫能善其终”这条路走的。

所以，负有盛名的“贞观之治”，后期则大大不如前期。他励精图治取得了成效，国家日趋富强，边患解除，还被“远夷”尊为“天可汗”，这就有了资本而逐渐骄傲起来。他曾自夸说：

联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

其具体表现有：

第一，纳谏不如前。贞观之初，是“导人使谏”，三年以后，“悦而从之”，后来则“不悦人谏”，就是勉强接受，而“意终不平”。

第二，用人不如前。正如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中指出的那样，贞观初是“亲君子，疏小人”，后来则“疏君子，而昵近小人”。

第三、待民不如前。贞观之初是“理天下，为百姓”“爱民如子”，后来开始放纵骄奢，大兴营造宫室，并大发谬论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闹得人民“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春秋冬夏略无休日”。尤其是唐太宗晚年大动干戈，侵略高丽，几乎走隋炀帝的老路。使人民“士马疲于甲胃，舟车倦于转输”。

综前所述，我们应当了解，“贞观之治”之所以成就巨大，一是时代的要求，二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推动，三是唐太宗能积极吸取教训，同时发挥个人的杰出才能，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我们称赞“贞观之治”的成就，肯定唐太宗的历史作用，其原因也在这里。

当然唐太宗毕竟是个封建帝王，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必然会有消极的一面，这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苛求于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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