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琢有后人（王尔琢本可当元帅）

1950年修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周恩来到筹备组看了一圈，在牺牲革命烈士名录中看到一个人只有名字没有照片，周恩来专门指示说：“一定要找到他的照片！”

筹备组赶紧四处寻找，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各地人民政府都忙于修复战争创伤，工作很杂很忙，顾不上找这些尘封的照片。但筹备组不敢大意，到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反复寻找，终于找到此人一张照片。拿去给周总理看，周总理一看没错，指着照片上那人说：“就是他。”

不光周总理如此关照，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多次提及，对他的牺牲十分惋惜。

得到主席和总理的看重，此人很不简单。我们这篇文章，在回顾井冈山时期斗争的同时，重点讲讲这位地位非常高的猛将。

一、井冈山的斗争

这位猛将名叫王尔琢，湖南石门人，生于1903年，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生。王尔琢十分聪明，各科学习都名列前茅，虽然没像陈赓一样打出了“黄埔三杰”的名声，但他的表现也十分突出，周恩来对这个优秀青年非常关注，多次找他谈话，对他加意培养。

得知王尔琢思想进步并且在湖南还参加过工人运动时，周恩来便在1924年发展他为共产党员。可见王之优秀。

新中国开国十大元帅、十大将军中，有过黄埔军校经历的人不多。叶帅和聂帅在黄埔当过教官，徐帅、陈赓大将和王尔琢同为一期生。101是黄埔四期生，许光达大将是黄埔五期，罗瑞卿大将是黄埔六期。可以说，王尔琢在我军将帅中起点是非常高的。

王尔琢极有才能，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王尔琢受命到李明扬的第3师担任团长。李明扬是个无党派人士，对王尔琢极为欣赏。李明扬作战负伤后，临时任命王尔琢代理师长之职。在王尔琢指挥下，3师连战连胜，打到了上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明扬师长不忍加害共产党人，在搜杀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之前，偷偷告诉王尔琢，要他赶紧另谋高就。王尔琢赶紧逃离了3师，到上海投奔周恩来。后来师生二人来到南昌，与朱德等人一同发动了南昌起义。

再后来，南昌起义部队向南转战，王尔琢与周恩来匆匆分别，只是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两人后来再也没见上面。

王尔琢随朱德、陈毅四处转战，经历了不少挫折，终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这就是彪炳史册的井冈山会师。

毛、朱会师后将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后即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面四个团，分别是28团、29团、31团、32团。为啥不从第一军开始，而是直接叫第四军呢？据说是取意于北伐时期叶挺率领的第四军，当时被称为“铁军”，是共产党员最多的一个军，以此名之。

红四军军长是朱德，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还兼任了下辖的28团团长。那时红军各项军事、政治制度还没有健全起来，参谋长的位置非常重要。部队的作战、训练、生活、后勤、扩军，都是王尔琢主持。王尔琢在黄埔军校学来的军事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得到朱德、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然而英杰之人，注定要遭受命运的考验。

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之后，很快便遭遇了经济上的困难。井冈山一带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支撑不了多少军队。

据杨开慧之堂弟杨开明回忆，井冈山区位于江西宁冈、遂川、永新三县交界区域，虽是“三不管”地带，但盘旋空间也不大，方圆550里，山区周围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宁冈县稍微富足一点，其他两县都很一般，生产的粮食只够老百姓自己吃。而且没有商业，纯粹的传统自然经济。朱德刚到井冈山时，部队没粮吃，不得不全军下山挑米，那篇著名的入选小学课本的文章《朱德的扁担》，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故事。

井冈山会师后，实力有所加强，井冈山根据地面积扩大了，红军先后控制了三个县的全境，和两个县的部分区域，面积达到7200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

朱毛之威名响震江西湖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部队坐卧不安，调集大批正规军向井冈山一带围攻，企图以数倍于我的兵力优势消灭红军。

本来若是按照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部署，利用湘赣两省军阀部队的内部矛盾，完全有可能顶住敌人进攻，甚至还能把根据地扩大。

但是随着一个人的到来，毛泽东的既定策略被严重干扰了。英勇的红军参谋长王尔琢，也随之不期然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二、“钦差大臣”杜修经

1928年6月，一个叫杜修经的省委巡视员来到井冈山。

杜修经，生于1907年，湖南慈利人，1925年入党，一直在湖南活动，当过县委书记。1928年4月，由于湖南省委一直联系不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组织秋收起义后，到底现在什么情况了，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到底怎么样了，都没有人知道。上海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都十分关心，反复派人去联络，但由于当时江西、湖南两省反动派和军阀部队封锁严密，始终没联系上。

1928年6月，杜修经再次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历经艰难，冲破敌人封锁，终于来到井冈山。

毛泽东、朱德对杜修经的到来都非常高兴，终于和湖南省委接上了线。

杜修经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红军一定要注意休养生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这和毛泽东的打算不谋而合，毛泽东十分高兴，陪着杜修经参观了红四军的四个团，被服厂，造币厂等等，杜修经感到红军很有生机和活力。

毛泽东还给杜修经展示了自己在井冈山搞的许多农村调查资料。杜修经回忆说，这些珍贵的调查是用账簿写的，共有十多本，一尺多高，有宁冈、永新、莲花的调查，介绍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土地、人口、社会风俗等情况。可惜的是由于战乱，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后，山上的营地被敌人彻底破坏，这些宝贵的资料永远丢失了。

毛泽东和杜修经相处甚欢，甚至提出让他留下来一起致力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让他当红军大学校长。

杜修经晚年

但杜修经并没有多留，草草观察了一下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了解到湘赣两省军队压迫红军的形势，便匆匆回到湖南省委，向省委报告了相关情况。

不得不说，这位阅历浅薄、眼光甚短的巡视员，严重误导了省委的判断。

但是当时湖南省委部分领导人觉得，井冈山虽然局面开辟得不错，但经济太薄弱，没有湖南南部条件好，不如去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朱毛会师后部队壮大了，完全有这个能力，那就向南打吧。

6月底，杜修经再次带着省委指示到了井冈山。

毛泽东仍然十分欢迎，召集干部们开会，聆听省委的最新指示。

结果杜修经当场宣布了两条指示，把毛泽东弄懵了。

大意如下：

第一，红四军派出主力进攻湘南，只留一点点部队守卫井冈山。

第二，取消毛泽东湘赣边区特委书记职务，由杨开明（杨开明后于193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接任，毛泽东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集中精力负责军事。

怎么突然就决定去湘南了呢？现在敌人大兵压境，只留少量部队守山，这不是拱手让敌吗。好不容易打下的根据地，怎么能这么乱搞呢？而且湖南南部的敌人势力非常强大，既湘军，也有粤军，还有桂系的军队，远比湘赣边界强大得多，到那里去岂非自寻死路？

毛泽东很生气。他当即写情况说明，请杜修经向上级报告，收回转战湘南的成命。

令毛泽东没想到的是，省委的指示一传达下来，红四军军中人心浮动。相当一部分人说，既然省委决定了，那就去打湘南呗。

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29团，这个团都是湘南暴动的部队。当时井冈山会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1千多人，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2千多人，而湘南暴动的部队连同跟过来的老百姓多达8千人。

人一多，他们的意愿就有分量了。消息一传开，29团和他们带来的乡亲们，都觉得这样挺好，那就赶紧走吧，打回老家去。

我们站在后来者的眼光看，放弃井冈山去打湘南肯定是错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指责谁。这件事，没有谁主观上是错的。我们逐一看一下事件各方。

湖南当时的省委指示红四军向湘南转移，本是出于好意，哪里更适宜红军发展就去哪里，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只不过杜修经提供的情况不够详细，没有分析透井冈山敌我斗争的形势，也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斗争策略的正确性，在传递消息时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误导了省委。

我们也不能苛责省委为何没有作出正确选择。毕竟，当时上至党的中央，下到井冈山一线闹革命的同志们，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当时革命战争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年轻的革命先驱们对军事、对战争根本没有感性认知。唯一可以借鉴参考的就是苏联十月革命，但苏联和中国的实际相差太大了，稍不注意就会借鉴错了。我们不能强求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生俱来就知道怎么闹革命。毕竟，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得来的。

红29团有错吗？也不至于。湘南暴动部队都是湘南本乡本土的子弟，打回老家去这种想法是真切而质朴的意愿，毕竟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战略眼光和政治素养，不会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后来我军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党的政治理念、信仰进行非常彻底地宣讲和普及，也是从中吸取了教训。

甚至杜修经这个关键人物，也并非主观上要破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最大的失误在于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对井冈山一带形势缺乏清醒判断，一听说敌人打来了就着急了。毛泽东一再挽留他在井冈山多留些时日，就是想请他多观察观察一线的情况。杜修经沉不住气，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吓坏了。大概这是他急于离开井冈山的主因。还是那句话，他太年轻了。

年轻人血气方刚，要他去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他可能一点都不带犹豫的。但若要叫他克服浮躁之气，遇事多冷静多沉思，这是大多数年轻人都无法轻易做到的。

三、红四军分兵

正在毛泽东极力向上级争取不要南下湘南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一部敌军突然攻打永新县城，永新县是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区域，粮食、弹药、军费基本上都靠这个县，这里万万不能丢掉。毛泽东、朱德和杜修经商议，先解燃眉之急，由毛泽东率31团（这是秋收起义的老部队），到永新去抗击敌军。

临走前，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意见，决不能轻易放弃井冈山根据地。朱德、陈毅等主要领导都很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率领剩下的三个团，攻打井冈山西面的茶陵、酃(líng)、宁冈等县。

打着打着，29军又开始有人提议向湘南打，打到郴州去。杜修经架不住29团将士们的呼声，便主张还是贯彻湖南省委的决定吧，到湘南去。

那时朱德、陈毅等人都不是高级领导，遇事需要听从上级省委的。杜修经在上面催着，29团的人在下面闹着，他们两个也没有办法，夹在中间被动地跟着部队走了。王尔琢在军事上是个明白人，与毛泽东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一来井冈山不可放弃，二来湖南南部是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实力强大的地方，到那里去是自寻死路，反对南下。

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杜修经还是拉着他们往南走了。毛主席在他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杜修经是“导扬其焰”，这话评价的再精准不过了。

走之前杜修经和杨开明商量，部队南下也没跟毛泽东通个气，是不是不太好。杨开明也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认为向南进兵也没错，毛泽东不会有太大意见。他就拍胸脯说，你们先走，老毛那里我去和他打个招呼。

就这样，红四军分成了两部分，一多半人马开往湘南去了。

开到湘南的郴州，准备攻打这座城，朱德打听到这里是范石生的部队，当年范石生有恩于朱德，让朱德的南昌起义余部在范部十六军中躲了三个月，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击。朱德告别范石生时，两人曾约定，日后战场相见，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朱德不想打，但杜修经说，既然来都来了，不打还能行吗？朱德不情愿地下了命令，进攻。

郴州城中好歹不是范石生的主力，只有一个补充师，物资多，给养多，兵却没有战斗力。红军一个冲锋就打进了城里。

这时，29团未经党充分教育的缺点暴露出来了。

29团中的军官，大多是旧军队中转过来的，他们思想中多多少少还有些旧式痕迹，还没有一切缴获要归公的观念（这要等到后来毛泽东指导红军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有），得到啥战利品都是自己的。进城后发现城中满是敌人丢弃的被装、枪、弹药、粮食，就赶忙去发洋财缴东西，而忽视了赶紧巩固城防的工作。

王尔琢一看形势不好，赶紧命令军部特务营在城中维持群众纪律，禁止士兵乱拿东西。

这才把形势稳了下来。

他们混然不知，危险已经来临了。

四、王尔琢牺牲

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就在郴州城外，补充师很打败后逃出城去，马上叫来两个师的人马来反攻郴州城。

这一事实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见。

29团根本没有预料到这种严峻形势，满心装着打回老家的欣喜，结果敌人两个师重兵打过来，击碎了29团的美好希望。一阵激战，红军损失较大，守不城池，只好退出城来。

退出来之后敌人一直追击，29团越打人越少，后来残部直接跑散了，分散到湘南各地。

这时杜修经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南进之前毛泽东的一再告诫言犹在耳，真恨不得时光倒流，重新来一遍的话，他肯定死心塌地听从毛泽东的意见。

烂摊子只能由朱德来收拾了。

此时兵力只剩28团和29团的一个连。29团这个连，是在萧克极力控制下才没有跑散。朱德下令将剩余兵力整编为一个团，朱德自兼团长，王尔琢降为参谋长，其余干部都降级使用，为的就是控制住部队，防止29团的悲剧重演。29团的番号就此也撤销了。

谁料28团中一些人也受到影响。其中一个叫袁崇全的营长，带着2营叛变了。

袁崇全也是黄埔一期生，与王尔琢是同学。

发生叛变后，朱德主张派部队把袁崇全“打”回来,王尔琢则主张“喊”回来,王尔琢自信说:“我是他们的团长,我和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他们会听我的。”朱德提醒王尔琢说:“你平时爱护、关心士兵,战士们拥戴你。但叛徒是丧心病狂、穷凶极恶的,还是打回来吧!”但王尔琢仍然坚持说:“我量他袁崇全不敢向我开枪!”

朱德和陈毅也考虑到袁崇全对王尔琢一直很尊敬,两人又有同学之情，就决定派王尔琢带领军部警卫排去追。

王尔琢骑着马走在前面，看到叛变士兵后大喊:“我是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

王尔琢极富个人魅力，他虽然年轻，却留着一脸大胡子，戏称革命不成功就不剃胡子，同志们戏称他为“美髯公”。

王尔琢影视形象

王尔琢刚上井冈山后，就带着28团在永新县打了个漂亮仗，率兵在一天内奔袭130里，击败国民党军一个师，极大振奋了红军的士气，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士兵都称他是“飞兵团长”，他在28团拥有极高的威信。

所以这句话一喊，被袁崇全带走的将士们马上就回来了。

王尔琢继续走向袁崇全的指挥部,不顾危险喊到:“袁崇全、杜松柏,你们快出来,我接你们回去!”

谁料这个可恶的叛徒袁崇全，他首先冲出来,手持双枪,二话没说,对准王尔琢一连打了几枪,

正打在胸部。王尔琢当场牺牲,年仅25岁。

袁崇全逃跑后投靠了国民党军，但这样一个叛徒，敌人也看不上他，并没有给他好脸。没过多久，红军在遂川县城生擒了袁崇全这个可耻的叛徒。红28团全体官兵召开公审大会,亲手处决了这个叛徒,为他们的团长王尔琢报了仇。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来,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1928年10月中旬的一天,红四军军部在宁冈砻市草洲上为王尔琢举行了追悼大会,战士们临时搭了座小台子,中间挂着大横匾,匾上用棉花精心缀成“赤潮澎湃”四个大字,两旁挂着毛泽东起草、陈毅书写的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追悼会由陈毅主持,朱德致悼词。毛泽东的一句“留却重任谁承受”高度肯定了王尔琢的历史功绩。

王尔琢是井冈山早期最骁勇的战将，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的艰苦革命经历，提起王尔琢总是忍不住为之痛惜。

以他的地位，若是活到1955年，肯定是元帅级的人物。我们开国十大元帅、十大将在1929年前后的地位。

十大元帅中，地位、资历高于王尔琢的有7人：

朱老总、陈帅的地位上文已有叙述。

彭总组建了红五军。

叶帅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在黄埔当过教官。

聂帅与叶帅的情况差不多，当过省一级的军委书记。

贺帅在南昌起义时就是军长，是湘西红军的创始人。

刘帅在南昌起义前当过军长，南昌起义时是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另外三帅比王尔琢就稍有逊色了。101和罗帅两位都是红四军中营、连级指挥员，王尔琢牺牲后101补了他的团长之缺。徐帅除了黄埔一期的资历，早年并没有特别高的军事职务。

至于十位大将就更不用说了，

1929年时，粟大将任连长，余下九位，只有张云逸大将的资历勉强能和王尔琢一比，当时在广西整编旧军阀武装，算得上独当一面的军事负责人。徐海东是湖北红军游击队的教导队长，陈赓南昌起义后是营长，黄克诚是红四军的团长，王树声是红军第七军的队一级党代表，许光达刚刚和党组织恢复联系，罗瑞卿是闽西红军的团参谋长，萧劲光在苏联学习，谭政是31团党委秘书。

王尔琢实在牺牲的太可惜了。毛泽东在其文章中曾五次点名批评杜修经，可见主席对此败仗、对王尔琢之过早牺牲，有多么痛彻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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