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七品县令（正七品的知县如果干得好）

清代正七品的知县如果政绩突出，能不能越级升为从四品的知府？相信绝大多数的读者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这并不符合清代文官按部就班的晋升机制。

事实上，越级提拔的情况很少出现，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御史近来在翻阅清代地方官考核相关史料的时候，还是发现有几个特例，在此与各位分享。

清初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地方官考核沿袭明代的做法，采取“考满”的办法。考即考其政绩，满即俸满（任职年限）。当时，官员如果要晋升或调转，政绩必须要列优等，且要符合任满三年的这个标准。

康熙初年，地方官取消了考满，采取“大计”的办法，即三年一次吏部统一进行考核，不将俸满作为硬性条件。按例：大计以寅、已、申、亥岁，先期藩、臬、道、府递察其属贤否，申之督、抚，督、抚核其事状，注考缮册，送部复核。

大计的考核更为细致，以“四格”为等第，以“六法”论处分。“四格”即一曰守（有清、有谨、有平），二曰才（有长、有平），三曰政（有勤、有平），四曰年（有青、有壮、有健）。

“六法”的前身是“八法”，即贪、酷、不谨、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乾隆时期，将贪、酷两项去除，规定凡是有此两项的官员，随时可以揭参，不必等到大计之年。

大计分为一、二、三等，一等者即我们熟知的“卓异”，凡列一、二等者，按例升转，三等者继续留任，不列等次者则要降级、勒休或革职。

地方官要想获得卓异十分困难，因为卓异名额极少，全国每个省平均下来大致也就四五个人左右。所以在评定卓异时，就制定了很高的门槛。首先是要任满，其次是要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欠、无亏空仓库粮米、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最后是任内没有受到过罚俸、降级等处分。只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才能举为卓异。

尽管雍正时期，曾放宽卓异的条件，规定任内有因公罪处分，但居官清廉者，也可以举为卓异，不过这种情况不多见。

之所以要花篇幅来讲地方官考核制度，是想让读者对清代的考核办法有个基本的认识，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具体来讲举为卓异的官员，下一步的仕途前程了。

第一种是内升京官。自乾隆以后，官场上逐渐形成了重外轻内的现象。大部分中低级官员，更愿意到地方任职。但从制度方面而言，同样的级别，京官的地位是要高于地方官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同为从五品，散州知州就不及各部的员外郎。通常情况下，散州知州如果内升京官，一般也是调任各部员外郎，理论上来说，这种同品级的地方官、京官的平调，也属于升官。

被举为卓异的官员，如果是从地方调至京城，一般在品级上也会有所体现。最多的就是知县升主事，知州升郎中。总体来看，举为卓异的地方官如果内升，不会出现越级提升的情况。

第二种是外升地方官。被举为卓异的官员，如果还是在外任职，也不一定都会升官，具体又分为异地平调、异地逐级升调、异地越级提升这三种情况。

异地平调的情况不是常态，比如江苏某知县调任安徽某知县，虽然是平调，但一般都是从简缺、中缺，调至要缺、最要缺。品级还是正七品，岗位职责却不一样。

异地逐级升调的情况最多见，即官升一级。比如县丞升知县，知县升通判、通判升同知，同知升知府等。不过朝廷是有规定的，地方官如遇晋升，都不会是在同一个省区内任职，多为跨省升调，这也是为了避免形成地方势力而采取的一种人事制度。

异地越级提升在康熙、雍正两朝比较常见。这里需要重点介绍知县升知州的情况。本来从品级上来说，外县知县为正七品，散州知州为从五品，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正常逻辑下，越级提升是指品级至少在二级以上，这么来看的话，知县如果升任散州知州也属于越级提升。

不过知县升散州知州的情况又较为特殊。这是因为清代地方官中，从六品、正六品的岗位比较少，因此规定知县晋升，例升正六品的京县知县，或是从五品的散州知州，以及各府通判等官。

所以知县升任散州知州，既可以理解是正常升迁，也可以理解为越级提升。

外县知县真正意义上的越级提升，是指越过散州知州这一级，直接升任知府。这就要来讲开文提到的知县能否升任知府的问题了。

这种情况还是有的，下面举几个具体的事例：

雍正四年，补行大计，两广总督孔毓珣、广东巡抚杨文乾举荐新宁知县姜朝俊为卓异，六月初十日，吏部带领引见。奉旨：准其卓异，以知府题用。

同为雍正四年，广西巡抚宜思恭举荐崇善知县周梦锦为卓异，六月十九日，吏部带领引见，奉旨准其卓异，补授湖广安陆府知府。

又雍正十一年四月，山西巡抚石麟保题平遥知县叶士宽，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补授浙江绍兴府知府。

雍正以后，知县举为卓异而被越级提升为知府的案例，至少御史没有查到。因为自乾隆继位后，许多新的制度不断出台，在官员晋升方面也有新的规定，除特旨外，所有官员都得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