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感悟600字作文（阅读的力量）

“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故宫大展已经开始啦！

紫禁城宫殿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宫殿营造思想的集中体现，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共有24位皇帝在此生活居住，在600年的传承中，汇集了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智慧。

这里是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实物例证，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大成之城”。

600年的悠长历史，要怎么讲述呢？

我们先来看看祝勇怎么说。

紫禁城的空间与时间

文/祝勇

01

紫禁城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空间意识形态的载体，它以巨大体量，表明皇权对于天下的绝对占有。一个人，无论有着怎样的传奇履历，一旦进入紫禁城，就像一粒尘埃飘进沙漠，变得无足轻重，必须听从于宫殿在空间上的调遣——他的行走坐卧，必须遵守空间的法则；只有皇帝相反，因为只有他才是宫殿的主人，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现在任何场合，太和殿上的那把龙椅，使他成为所有视线的焦点，而不至于被巨大的空间所湮没。当人们在巨大的宫殿中迷失自我，皇帝却在至高点上保持着清醒——中国皇帝曾经有在迷宫中央的台亭上观看宫女在迷宫中奔走往复的雅兴，这恰到好处地隐喻了帝王与臣民通过建筑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帝王通过宫殿，占有并操纵着所有人的身体。这正是宫殿的主题，是帝国专制的政治要求，中国皇帝以超乎寻常的建筑理念表明他对帝国统治的坚固信心。

广袤的紫禁城与圆明园曲折的迷宫具有某种一致性，即：它们用石头般坚硬的语言确定了权力对人的绝对占有。早在古典时代，权力就已经把身体当作自己的对象和目标。于是，它以各种方式，完成对身体的管束和征用。帝国的仪式，便是其中一种方式。而宫殿，则是安放仪式的器皿。没有宫殿，所有的礼仪都将丧失它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福柯将它称为“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它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紫禁城通过对他人身体的征用与控制，建立了一种权力的模板，并在帝国的范围内，通过级别不同的建筑得以贯彻和执行。

这也是中国自秦汉帝国时代以后，纪念碑式建筑层出不穷的原因。对此，我在《旧宫殿》里不止一次进行过表述。早在“郁郁乎文哉”的周代，以建筑为标志的大地重塑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齐景公修筑了宏伟的柏寝台，站在上面，他看到了自己国土的辽阔，这使他在想象和现实中获得了双重满足，他由衷地感叹：“美哉，室！其谁有此乎？”赵武灵王修筑了野台，更使他的目光超越了王国的边界而抵达比邻的齐国；楚庄王以他不可一世的“五仞之台”向诸侯显示权威，宾客们战栗的手几乎握不住酒杯，他们众口一词地说：“将将之台，窅窅其谋。我言之不当，诸侯伐我。”诗人屈原在投江前写下他著名的楚辞——《哀郢》，使我们在两千多年后，仍可目睹楚国郢都玉碎宫倾的宏大场面，坍颓的宫殿，轻而易举地压碎了诗人的脊梁。这些巨型宫殿如今都不存在了，但它们存在过，在时间中奔跑和接力，仿佛花朵在风中传递着种子，并在不同的季节里，次第开放。每一座死去的宫殿，都会在另一片耸起的梁木和巨石间复活。所以，公元1406年，那个名叫朱棣的狂妄之徒，继承了他的父亲朱元璋对于庞大宫殿的嗜好，在命令太监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的第二年，放弃了凤阳和南京的宫殿，下令在北京另行营建新宫殿。后来被称作紫禁城的宫殿绝不是凭空而起的，它是在无数个宫殿的链接中完成的，是帝国想象不断传递和放大的结果。欲望是一切巨型建筑的催生剂，仅14年后，1420年，一座超乎想象的巨大宫殿，就伴随着对权力的炫耀，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天际线下。

宫殿是帝王权力和野心的纪念碑。早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在他著名的慕尼黑啤酒馆演说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建筑是一个国家权力和实力的重要象征，伟大的德国必须要有伟大的建筑与之相应。”“我们拥有新的意识形态和对政治权力的不懈追求，我们必将创造我们自己的建筑史书。”希特勒上台后，他的建筑野心在第三帝国的疆域内得以充分的施展，成为他疯狂事业的一部分，他和他宠爱的建筑师们，准备在柏林原市中心的西边，重新建设一个新的中心，一个以“日耳曼尼亚”命名的世界首都，一个由希特勒的元首府、戈林的元帅府、一系列纪念碑、政府部门和商业中心组成的超大都城，其中的圆顶大会堂主体高达1000英尺，能一次容纳18万人，而那一系列“胜利纪念碑”，在“胜利”还遥不可及的时候，就已经迫不及待设计完成，强化着纳粹的权威和不可战胜的光环。他们的新柏林计划如此庞大、如此威势逼人，在评论家的眼中，俨然“一个邪恶狂热的白日梦”。与它相比，伦敦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官邸，实在是不值一提，它只是一处平易的乔治式连幢屋，居住其中的英国首相，与一位普通的公职人员没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没有安全感的独裁者才会建造像贝希特斯加登一样庸俗的东西，或者是需要威尼斯宫巨大的文艺复兴厅来壮胆——这个文艺复兴厅一度是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办公室。

帕金森发现，存在着一个“办公大楼法则”，那些依托于壮丽、豪华的办公大楼的机构或组织，存活时间都十分有限，包括：凡尔赛宫、布伦海姆宫、白金汉宫、英国殖民部办公大楼、国际联盟大厦等，其中有些组织，在他们纪念碑性的大厦落成之后没有多久，就无疾而终。相反，那些在简陋房屋里办公的组织，却更能得到时间的认可。其原因并不复杂，形象工程不仅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而且很容易转移一个组织的目标。他们企图通过纪念碑式的建筑物表达他们对永恒、不朽的期许，以抵抗流逝的时间，却适得其反，他们得到的，恰恰是时间的否决。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秦代，秦始皇以营造长城、阿房宫、秦皇陵等超大型建筑的方式，耗尽了自身的生命能量。自秦以后，除了清代继承了前朝的宫殿以外，各个朝代几乎都会另起炉灶，重新营建自己的宫殿，作为自己王朝强盛的象征，这使那些宫殿无论多么宏伟都如昙花般一闪即逝，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可一世的宫殿内部已经暗藏了对这个王朝的咒语。

无可否认，“修造建筑物有着情感上和心理上的目的，同样也有意识形态的和实用的原因。”“科学和技术一般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而建筑则不然。它本身可以承载大量的特殊信息，既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又是一种有表现力的语言。”如前所述，紫禁城的意识形态，就是在矮化人民身体的同时，把帝王推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在这一点上，世界上没有一座宫殿比紫禁城更称职。紫禁城的面积，是法国卢浮宫的4倍，俄国圣彼得堡冬宫的9倍，英国白金汉宫的10倍，欧洲最大宫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面积也不足紫禁城的一半。可以说，无论是忽必烈的故宫还是明成祖朱棣的紫禁城，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世界意义，不仅中国朝廷的文武百官，自大明门经过漫长的千步廊，经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进入太和门广场时，面对蓝天下那座有着飞翔动感的超级殿宇顶礼膜拜，连最早进入中国宫殿的西方人，当他们面对那些宏大的殿宇和漫长的朝拜之路，他们的意志也会彻底崩溃，他们留下这样的记录：“他穿过一堵又一堵空墙，走过一重又一重殿门，发现其后不过是又一条平淡无奇的路，通向另一堵墙、另一重门。现实虚化成梦境，目标就是在这个线性迷宫的遥远尽头。他如此专注于这个目标、如此期待着高潮的到来，但这高潮似乎永远也不来临。”五百多年后，德国设计师施佩尔为希特勒设计的新总理府使用了相同的建筑语言——那座已经完成的、占地16.3万平方英尺的旧总理府已经不能满足希特勒的胃口，一座计划占地2500万平方英尺的新总理府应运而生，从新总理府正门抵达希特勒办公室门前的路程长达半公里，这条森然的长路会对所有的觐见者进行心理施压，使所有与德国元首平等对话的非分之想都土崩瓦解。

中国皇帝将无形的权力化作有形的宫殿，又将有形的宫殿化为无形的权力。紫禁城不仅为帝国的等级建筑建立了一种模板，也为帝国的社会形态建立了一种模板——它的建筑与它的社会，完全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朱元璋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将“天下”与“大厦”的同构关系表露无遗。朱元璋生于乱世，亦成于乱世，没有人比他更知道乱对于他的王朝社稷意味着什么，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非他的最终目的，散沙在风吹日晒之下，也会自由流动，形成沙丘，构成新的不均匀不稳定状态，他必须用“草格子固沙法”，为流沙建立一种强大的规范。“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的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帝国的律令、制度，形成了一座无形的宫殿，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层层有序的环形结构，只有皇帝，居于那些同心圆的中心，通过一层层的国家机器，对他们进行监视。

大明王朝延续了元代的职业世袭制，把帝国人口分工农兵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成若干小类，组成一个牢固的金字塔结构，每个人的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一个裁缝的儿子，只能以缝纫为生，不论他是否六指还是残疾。同时，帝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如同钉子，把每个人钉牢在原地，即使发生灾荒，也不能逃难，而只能死在原籍。在用一个严密而均匀的大网网罗了他的人民的同时，朱元璋还写了《授职到任须知》、《皇明祖训》等文件，为官员乃至皇族子孙确定行为规范。他像一个教练，对所有人进行规训，把人民变成木偶，“每个动作都规定了方向、力度和时间。动作的连接也预先规定好了。时间渗透到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h宫殿的投影，蔓延在巨大的国土上。

紫禁城的巨大，使我们至今难于从整体上把握紫禁城，它以支离破碎的形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表述中。我们得到的，充其量是被表述的紫禁城，是作为碎片的紫禁城，而永远不可能是紫禁城本身。紫禁城拒绝，并嘲笑一切表述。所以对我们来说，紫禁城更像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只有它的碎片是真实的，就像帝国里的臣民，在各自的位置上，感受到帝国给予他们的压力。

02

紫禁城不仅表明了空间的哲学，也暗藏着时间的秘密。今天走进紫禁城的人对于紫禁城的阅读是历时性的——他必须从一个宫殿走到另一个宫殿；同时也是共时性的，因为每一座宫殿，都是时间叠加的结果，曾经的历史云烟、风云际会，都会同时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紫禁城就是一个巨大的计时器，记录着日升月落、王朝灭兴，每一个皇帝，都会出现在上一个皇帝曾经出现过的位置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宫殿里都可能重演，当人们走进一间宫室，面对一件器物，附着在上面的已逝时间就会不分先后地浮现。宫殿如同一个循环往复的时钟，历史围绕着它，周而复始地运转。

接踵而至的帝王年号、历法，像钟摆一样，执行着计时、报时的功能，为宫殿提供着时间的刻度，整个世界，必须依据宫殿的时间表核准自己的时间，决定各自的行动。皇帝御门听政，常在拂晓前进行，整个朝廷的办公时间，都必须根据帝王的生物钟制定；帝国的时间表——科举、征税、征兵等，决定着日常百姓的命运；钟鼓楼上的晨钟暮鼓，更把帝王的权威渗透到市井生活中。宫殿通过时间将政治权威合法化，将帝国的一盘散沙纳入一个完整有序的网络中，它对帝国的控制，比空间更加有力和彻底。

然而，帝王在通过时间来贯彻自己的权力意志的同时，他自己也处于时间中，接受时间的安排。他可以控制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却不能改变自己在时间中的位置；高大的宫殿凸显了他的伟岸，而无边的时间却反衬了他的渺小。这应当是帝王最大的软肋。如同一把双刃剑，时间在将他的权力最大化的同时，也成为他永恒事业的绊脚石。紫禁城的每一座宫殿、每一件器物，都向他提醒着时间的存在，因为那些宫殿和器物，都是在穿越漫长的时间之后抵达他们面前的，有着无比复杂的履历。它们既指涉“过去”，也指涉“现在”，它们构成了对时间秩序的视觉表达，它表明，所有的“现在”，都将沦为“过去”，一切皆在时间的流程之中，而宫殿，则同时存在于“过去时”和“现在时”两种时态中。皇帝自己，也只不过是这一巨型钟表上的一个零件而已。每一任皇帝，尽管都是宫殿里的过客，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于时间的超强敏感和持续渴望。这使他们变得无比焦虑。我想起王莽在公元3世纪建起的明堂——一座履行着计时器功能的奇特建筑，美术史家巫鸿先生把它称作“古代中国创造的最复杂的皇家礼仪建筑，”它把“时间、空间和政治权威所构成的三角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有机。”据说明堂是由远古时期的圣贤发明的，但这一古老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周代以后的人们所遗忘。《汉书》云：“是岁，莽奏起明堂……”于是，在这座我们已经无法目睹的宫殿的顶部，是一个被称作“通天屋”的观象台，底层围绕四周，是代表着十二个月的十二间屋室，皇帝每年都要从东北角的第一间屋（阳气源起之处）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在每个房间轮流居住。不仅皇帝的空间位置，甚至他的一切活动，如政务、吃穿、乐事、祭祀等，都与月令相对应，他在空间中的辗转和漂移，也同时在时间中完成。他试图以此化解帝国政治与时间的冲突，完成权力与时间的同构关系。但是他们的和解只是暂时的，如今，当皇帝接二连三地在明堂出现和消失之后，明堂自身，也在时间中隐遁了，直到朱棣时代，紫禁城中的中和殿，周代明堂九室的形式才得以仿制——据说它保存了自夏商以来即已有的四面合围成庭院的廊庙型制，成为引导我们回溯历史的一个路标。

作为大明王朝的死穴，在紫禁城的正北方，景山见证了大明王朝末代皇帝崇祯的死，朱棣的权力意志不能挽救他的后裔，景山也因此具有了墓地的性质——它不仅是崇祯的墓地，也是朱棣的墓地，是一切权力欲望的墓地。这一空间组合使紫禁城的隐喻性质变得更加明显——紫禁城是由帝王控制的超级时间机器，景山则陈列着帝王在时间中的尸骸。太和殿并非皇帝永恒的幸福之源，而只是他暂时的驿站，一个又一个的皇帝，在时间中从太和殿鱼贯而入，又排着队，奔往北面的超级坟墓。他们在时间中挣扎和躁动的心，只有在沉寂的墓地里，才能得到安宁和拯救。

03

不仅帝王，连宫殿本身，也在时间的控制中。尽管帝王企图通过宫殿来施展他对永恒的期许，但时间告诉他，他的努力是荒谬的——世界上绝不会有一座永恒的宫殿，它如同任何事物一样，都必须接受时间的裁决。在《旧宫殿》中，我描述了紫禁城生长的过程，却忽略了它的死亡；而前文中提到的不同的宫殿在时间中的接力却使我想到，每座宫殿，都经历着生与死的过程。对于宫殿来说，存在与毁灭，绝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也每时每刻都毁灭着。生与死对它来说并非时间上的接续过程，而是同时并存、相互渗透的。它们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对宫殿的意义进行着诠释——所谓宫殿，只是一个对权力的幻象，既是实的，又是空的，既带来自慰式的满足（如朱棣），又带来空虚与破灭感（如屈原）。

紫禁城既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也是一座时间中的废墟。当帝制已成为往事，人民成群结队地涌入故宫，这座宫殿，就不再具有丝毫的私人性质，它也就被从历史的母体中剥离出来，变成历史的标本。于是，它绚丽的图景，都已经不在历史的情境当中，也无法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形成互动关系，它变成了一座失去了弹性与活力的建筑，人们可以（有限地）进入它，观赏它，却无法与它发生有机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故宫无论怎样完整，都改变不了它的废墟性质——它是用来凭吊、观看、探寻、研究的，这与肇建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尽管故宫的许多宫室都依原样陈列，但无须苛求管理者，一百万件（套）文物全部回到它的初始环境中，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出于观看的方便，故宫的各种藏品——青铜、玉器、钟表、珍宝等，被分门别类地陈列和展示，迎接着售票口长长的队伍，而更多的藏品，则深藏于地库，像那些消逝的帝王一样，被置于永恒的黑暗中。（这更表明了故宫的死亡本质——所有的宝物，都是作为已逝帝王的随葬品存在的。）这种“消解原境”（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方式完全是沿用西方主流的研究方式，据说这种研究方式导致了形式主义学派（formalist scholarship）研究的盛行，却同时遮蔽了我们探究历史真实的目光。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丝毫没有赞美封建帝制的意思，而只是指明存在于故宫内部的一个深刻的悖论——在帝制的时空内，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打量紫禁城，紫禁城是一个真正的黑箱，闲人免进；而当我们能够打开它的时候，它已经变成历史的遗骸，不再履行昔日的功能，无论怎样人满为患，它都是一座失去了主体的“空城”。

然而，对于这一死者的庞大躯壳，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它的“重塑”的愿望。郑欣淼先生将紫禁城近六百年历史中反复进行的“重塑”运动概括为三个方面，即：重建、改扩建和保养维修。著名的紫禁城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在永乐、嘉靖、万历、康熙年间均不同程度地先后焚毁过，又一次一次地浴火重生。帝国的意志仿佛蜥蜴的身体，有着顽强的重生再造功能，使那些由竖的廊柱与横的飞檐层层叠叠拼接起来的壮丽线条，不被岁月的手指轻易涂掉。与此同时，它的增建、移建和扩建工程，以及对它的“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使紫禁城几乎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建筑工地。它以此表达着对时间侵蚀的顽强抵抗。实际上，如前文所述，公元1420年建起的那座紫禁城，也非凭空而生，而是一个再生之地，因为它是周代建筑原则（即“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五门三朝”）在明代大地上的投影，是对过往的“建筑记忆”的呈现，所以，1420年的紫禁城，与1520、1620、1720、1820年的紫禁城一样，同时兼任着新城与旧城的双重角色，我们在里面可以同时发现生长、衰老、死亡和复生的痕迹。

这使我每次走进故宫的时候都有一种恍惚感，类似于石涛在《秦淮忆旧》册页中表达出的那种既依恋又想摆脱的复杂心理。因为我同时见证了它强韧的生命力和衰朽的荒芜感，尤其在故宫大修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些现场，比如建福宫，看到一些崭新的构件出现在紫禁城斑驳的框架内，更何况这场规模宏大的木质运动中，“木”再度申明了它在古老阴阳五行体系中作为生命力象征的正统地位：“木是东方、春天和生命力的伟大象征。不仅如此，从汉代开始，几乎所有的儒学家和道学家都认为，龙就是木神，代表东方精神，龙来自水，代表木的生命起源，龙口吐出火焰，象征木能生火的物理本性。尽管龙没有建立独立的神学体系，但它的灵魂却以器物方式渗入日常生活，成为木质文明的隐秘核心。在某种意义上，龙与木是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表述。”

另一方面，故宫又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废墟，“故宫”的名字，以及它深处的那些残垣断壁、衰草枯杨，都透露出它的废墟性质。春天的时候，慈宁花园遍地的野花已经没膝，在风中像海浪一样摇曳，乌鸦聒噪着，在苍老的梁脊上成群地起落。这样的图景，表明我们都是“后来者”“迟到者”，历史早已在我们到来之前发生，而现在，不再有“历史”，“现在”的时间，与“历史”是脱节的，尽管它们在空间上的重叠的，但它们在时间上是不连贯的。我们身处“现在”，无法目睹“从前”的宫殿；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缺席之后的虚空。废墟的“墟”字中包含着两重含义：它的“土”字旁，表明了废墟的物质属性，而右面的“虚”字，不仅注明了它的发音，更表明了它的精神属性——它是虚空的，是历史在现实的水面上的一个投影，我们可以看见它折射出的光芒，却不能真正把它掌握在手里。所以，我们只能像《哀郢》中的屈原一样，缅怀历史中的宫殿，它永远不可能再是历史本身，而只是历史的视觉呈现，是我们感知历史的“现场”。

所以，在我的眼前出现的，至少有两个故宫——生机勃勃的故宫和垂死挣扎的故宫。生与死这两种对立的运动，在宫殿里同时发生，我们甚至可以听见它们较量的声音。这使得对故宫的叙述变得无比艰难——我们很难掌握叙述的时态；叙述的口径也容易变得含混不清。

（文中图片来自《中国书写：紫禁城六百年》，摄影：李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