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学前教育（古罗马学生都学什么）

发端于古希腊的“七艺”：

文法、辩证、修辞、音乐、算 术、几何、天文

本文选自《古罗马的教育》，有删改

关于早期罗马的教育状况，我们所知甚少。不过，当时的一切社会生活都以家庭为中心，特别是围绕父亲的权力（patria potestas）转动。因此，当时的教育就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根据祖传习俗抚养孩子的一种方式，小孩“从父亲身上学习和看到的是罗马传统活生生的代表、罗马权威的典型体现”。

通常，父亲的职责不外乎教会给儿子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识：家务和农务管理，熟诵各种宗教仪式。唯一具有正式学习性质的便是背记十二铜表法和应用罗马的十二进制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罗马人并不看重智识造诣的发展，而是依靠艰苦朴素、节俭勤勉的祖传德性伦理，形塑“一种自制和恭顺孝敬的精神”。数百年来保守的习俗风气足以抵制新奇的尝试。

与早期罗马人的世代祖传式教育不同，希腊人把παιδεα（教育）普遍看成一门技艺。拉丁语educare的原意并不等于希腊人的教育，而是指小孩应该像老一辈那样被父亲抚养长大。“一方的教育几乎完全取决于传统、榜样以及家庭生活的潜移默化之功，另一方却是系统的训练，这门技艺接着那门技艺，最后，强迫孩子顺服城邦的法律，孩子的心智教育和道德教育才宣告完满。”正因为两者差异如此之大，所以，希腊文化与罗马传统的遭逢注定是一种“文”与“质”之间的交锋和互融。早期的罗马人朴素、诚实、勇猛、粗犷，挫败迦太基和征服希腊之后，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面对希腊光辉灿烂的文化。

西塞罗与《论演说家》

自从第一代希腊教师来到罗马公开授课，罗马的教育状况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第一位用拉丁文写作的希腊人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翻译了《奥德赛》，用更为文学的拉丁语文本取代十二铜表法；意大利出身的恩尼乌斯（Ennius）在罗马开设希腊和拉丁文学的课程，“有意为罗马社会的希腊化而努力”。泰伦斯（Terence）和卢奇利乌斯（Lucilius）等人热衷于填补罗马人在思想上的短板，竭力吸纳希腊文学。博学的希腊奴隶也向罗马人教授荷马和其他希腊诗人。

西塞罗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修辞术与哲学的兴趣。在修辞术的实践方面，罗马人产生了一种所谓广场（法庭）学徒期（tirocinium fori）的习惯：在小孩行过成年礼、改穿成年袍（toga virilis）后，“父亲会带孩子拜访一些知名人士，请求跟随他们学习政治演说术和治邦术”。西塞罗就曾受惠于这种习惯，从而获得演说和从政的实践经验。修辞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人至高无上的精神活动。

当然，并非所有罗马自由民的孩子都有机会获得这种学徒期。希腊哲学似乎不如修辞术受欢迎，恩尼乌斯就认为，只有少数人才应该搞哲学；因为搞哲学绝非完全令人快乐。

罗马自身的父权教育传统与希腊的教育观念自然产生了不少冲突。新希腊—罗马的文化和教育引起保守罗马人的注意，公元前161年，元老院曾下令驱逐哲人和拉丁语修辞术教师。老卡图甚至在公元前155年呼吁驱逐三位雅典的哲人使节，担心这些人会感染和迷惑年轻人的心灵，并不知不觉地改变共和国袭传的习俗伦理。

但自从罗马在公元前146年征服科林斯后，希腊修辞术和希腊哲学占据了罗马高等教育的位置。公元前92年，监察官曾打压拉丁语修辞术学校，宣称它们是“不审慎的学校”。冲突的背后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政制理念之间的冲突。驱逐令似乎并没有实质的效果：最保守的老卡图“在晚年岁月也细致研习希腊文学”。

在“以文化质”的历史进程中，罗马的教育在形式上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三个层次：识读教育、文法学校的教育和修辞术学校的教育，大致对应于我们如今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奠基于研习文学、修辞术和哲学之上的一种希腊文化理想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段已经完全被罗马接受。”如贺拉斯所说，被征服的希腊人征服了凶蛮的征服者，给乡野的拉丁姆带来了文艺。

古罗马人在演奏乐器水压风琴和布切那

葛怀恩坦言，很难界定融合了希腊文明与罗马传统的新希腊—罗马的文化理想。在西塞罗笔下的小斯基皮奥看来，老卡图对一切希腊事物的鄙夷固然偏执和狭隘，但一个对希腊思想的优越性只会卑躬屈膝的人也配不上罗马人的尊严。但西塞罗有个词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文质彬彬”的新理想：“既不是过分强调家庭传统价值的mos maiorum［伟大礼俗］，也不是表示以文明之技艺来系统地教导的παιδεα［教育］，而是humanitas［人文］”。词源homo［人］“给罗马的文化理想赋予一种……人的尊严和人的同情”。

不过，与现代基于宽容博爱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不同，西塞罗的humanitas主要指“一个有教养的人在智性（intellectual）和德性（moral）上的陶冶”。培养如此人文精神的基础，就是当时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

古希腊数学之父毕达哥拉斯

自由教育的原义指自由诸艺（artes liberales），亦即美好、高贵之艺（bonae artes）或学科（disciplinae）。大多数孩子只完成识读教育（小学），学习基本读写，还有算账、采购、管理、交易等实用的谋生技能。只有少数自由民的子弟才继续入读文法学校，学习自由诸艺。

《论演说家》提到的诸艺（artes）有：哲学、文法、数学、音乐、修辞、几何、天象学。此即中世纪著名的七艺。其他艺还包括算术、医术、建筑术、绘画、雕塑、法律等或是必修或是选修的学科。

西塞罗频频提到的artes liberales或liberalis disciplina（自由学科）实际上发源于希腊人的通识教育（εγκυκλιος παιδεια）。“在古典的希腊语中，εγκυκλιος意指普通的（ordinary）或日常发生的（of everyday occurrence），也指周全循环的（cyclic）。”artes liberales或εγκυκλιο的目标并非交给学生某种专业具体的知识，而是让学生打下博雅的知识基础，为以后过有德性的生活而准备。对比现代各大高校对各种时髦和热门专业的趋之若鹜，我们不免感到惆怅的是，如今少数有识之士苦心经营的自由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古典教育，似乎只能在现行教育体制的夹缝中生存：

现代教育如此倾向于仅仅用事实的堆砌来衡量知识，乃至于我们已经不再把专业化的原则视为任何反常的东西，甚至在学校中也是如此。

希腊的教育原则完全不同。即便在希腊化学术最为严格的科学时期，希腊的学校也不知道专业化：知识远非一种事实的堆砌，而根本上是一门艺，首先在其普遍的原则中被学习，然后应用于细微处。

西塞罗的科学知识的理论直接从希腊资源中借来：对他而言，任何真正的知识，无论是音乐、文学、修辞术抑或哲学，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以一种“艺”的原则去指引。每种科学都有其自身的“艺”，受人的理性限定，把知识的诸细节结合成一种单一、连贯的体系；不同的“艺”本身是一种单一、广阔的人类知识体系的诸部分，哲学的心灵能以其首要的诸原则学习这个知识体系……

通识教育的目的并非把一种专家的知识细节给予每个学生（尽管古代的课本有大量细节），而是使学生掌握这类一般的原则，以便有助于学生日后恰当地使用已获得的知识。正如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所说的，“成为任何一种艺（ars）的分支方面的一个专家（artifex）是一回事，清楚地懂得生活的一般目的是另一回事”。

西塞罗（右一） 西塞罗（右一）

对西塞罗而言，最终的理想是要培养熟悉全部知识领域、具有博雅人文精神（politior humanitas）的博学演说家（doctus orator）。葛怀恩正确地勾勒了《论演说家》中的理想：合演说家与哲人的卓越于一身的政治哲人（πολιτικοι φιλοσοφοι）。自由诸艺或自由教育是成为博学演说家或政治哲人的基础和前提。

《论演说家》分为三卷，记述两天之内的三场对话。葛怀恩敏锐地把握了对话的一个要害：第一场对话中，克拉苏斯（Crassus）是具有深厚希腊文明教养的对话者，安托尼乌斯（Antonius）则公开吹嘘自己缺乏教育，孜孜不倦地强调生活的实际需要；到了第二场对话，安托尼乌斯似乎摇身一变，成了第一场对话中的克拉苏斯。

西塞罗巧妙地安排安托尼乌斯在第一场对话中假装蔑视一切文化研究。“克拉苏斯始终都被表现为一切希腊研究的推崇者，安托尼乌斯则更关注在法庭上取得成功的实践问题；对话的结尾并没有正式调和这两种观点。但两人意见一致之处在于，人文精神（humanitas）对一切伟大的演说和一切严格的公民德性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页125）不过，在追溯西塞罗理想演说家的思想渊源时，葛怀恩虽然提及学园派，但并没有点出苏格拉底—柏拉图才是西塞罗的直接精神源泉。

昆体良的古典文教理念

昆体良

西塞罗去世之后，从共和制晚期到帝制初期的几十年间，罗马高等教育的品质急剧下滑。“当公共演说不再是罗马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博学演说家的理想就失去了它的一半意义”；共和制的没落使广场（法庭）学徒期成为一种无用的摆设，因为广场（法庭）已经不再是罗马人生活的中心。

葛怀恩虽然没有明说，但根本原因似乎在于民主的迅速发展：一方面，罗马贵族进一步衰落；另一方面，帝制之下，越来越多地位含混的意大利人以及行省民众取得罗马公民权。这些罗马社会的新成员，没有谁会觉得西塞罗的博雅人文（politior humanitas）是实际的理想。修辞术学校中的学生都喜欢成为热门的职业法庭讼棍：一种不需天赋和自由教育，只需懂得贿赂法官的职业。用如今的话来说，法庭演说成了应用性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以实用性的功利主义原则为取向。

同时，新式修辞术骤然兴起，演讲练习成为一种穷夸极饰的竞赛，演说沦落为一种以炫耀和取悦为目的的娱乐综艺节目：虚构的海盗和恶棍、现代影视戏剧中的男女主角，都成为常备的演说主题。

古希腊广场上的演说者，可与罗马演讲乱象做对参

罗马帝国的修辞术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帝国下的昆体良（Quintilian）力图重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古典修辞术的昔日荣光。作为帝制之下最伟大的修辞术教师和演说家，昆体良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为罗马政界和学界培养人才无数，深远地影响了罗马帝国的政教体制和生活品质。

昆体良晚年完成了十二卷本《善说家的教育》，信心十足地提出了完美善说家的理想：

我们所要培养的善说家是完美的善说家，他只能是一个好人，因此，我们要求他不仅有非凡的演说能力，而且拥有一切道德德性。我并不打算承认（有些人这样认为），关乎正直而高贵的生活的科学只属于哲人：因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一个适合处理公私事务的人，一个能够以其建议指引城邦、以其立法奠定城邦、以其洞见改革城邦的人，只能是一个善说家。

古罗马保民官演讲场景

昆体良描述的“完美善说家”，不仅“善说”，而且目的是“善”，因而是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的贤者。不消说，这个理想的来源只能是西塞罗对话中的博学演说家或曰政治哲人。“昆体良在自觉地呼唤西塞罗的记忆……故意选择上一代的演说术作为他的教育理想”。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昆体良构筑了一个理想的教育蓝图，描述了一个人从牙牙学语开始一直到成人乃至终生所应该接受的学习和教育。《善说家的教育》亦由此成为古典教育原理和修辞术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不过，按照今天的学术标准，昆体良的著作很可能会遭人诟病，算不得什么优秀的学术成果，因为没有什么原创性。昆体良自己并不赞同想方设法一味追求创新，他承认自己的写作只不过是对现有各种文献材料细加考察之后，再依照亲身经验来形成一种综合，有如俗话说的“二道贩子”。葛怀恩甚至怀疑，昆体良并没有读过许多他自己所列的经典作家，尤其是希腊作家的作品。带着自负的怀疑精神似乎成了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特有品质。

昆体良之后，罗马帝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堪与之比肩的演说大家和修辞术大师。一种在信仰中获得神恩救赎的理想逐渐取代西塞罗的博学演说家和昆体良的完美善说家的理想。一个新的世界正在罗马帝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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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古罗马的教育》

[英]葛怀恩 著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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