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中世纪黑死病始末及历史溯源）

在欧亚大陆爆发的被后世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中，有七千五百万至两亿人丧命。在1347-1453年“黑死病”的顶峰时期的欧洲，有2500万人为之丧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来，中世纪的“黑死病”是通过一种名叫“耶尔森氏菌” 的细菌在人群中传播的。“耶尔森氏菌”是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的疾病传播媒介。在没有经过治疗的情况下，感染腺鼠疫的病人75%会死亡，而感染肺鼠疫的病人接近100%会死亡。据估计，中世纪“黑死病”杀死了30%至60%的欧洲人口，将世界人口从4.75亿下降至3.5亿至3.75亿。在经历了“黑死病”的侵袭之后，全球人口花费了超过200年的时间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尽管“黑死病”给全世界的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如此大规模的瘟疫，却间接地催生了许多文化现象、风俗和技术的形成。虽然中世纪的文化和科技都相对落后，但是，外科消毒手术就是从瘟疫中演化而来，并且还给人类带来了隔离检疫的医学方法和制度。由此可见，瘟疫始终和人类文明的命运，自始至终，都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乔万尼·薄伽丘在写于600多年前的经典作品《十日谈》（1350-1353）中，就对“黑死病”的残酷疫情展开描写，至今，仍然为现代人对流行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不断地敲响警钟。

“黑死病”，16世纪木版画

在《十日谈》的引言《致女士们》中，薄伽丘向读者们无情地揭露了“黑死病”的可怕之处。薄伽丘不禁地提醒富有同情心的女性读者们，他要叙述的是一个“残忍、无礼的开头”（B）。薄伽丘将这场瘟疫比作“一座位于令人喜悦的山谷前的崎岖的、陡峭的山谷；这座山峰看上去更加美丽和令人愉悦，就如同到达它的路程愈发艰辛。其原因，则是快乐往往以忧伤为句点，而忧伤的结尾又是快乐”（B）。当读者往下看去，就会发现，薄伽丘的话是一句反语：在这场“黑死病”的灾难中，没有任何令人愉悦之处。

因为“黑死病”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有爆发点，所以薄伽丘选择了1348年春天的佛罗伦萨——其症状表现最为恐怖的城市之一，为起点，来叙述自己的故事。根据薄伽丘所记录的，“黑死病”最早出现的地方是东地中海的黎凡特，“在途径了许多地点，和制造了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之后，到达了西方”（B）。从薄伽丘的记录中，可以看出瘟疫蔓延的地区之广、生存和破坏能力之强。虽然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人，对疫情的防控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包括“让城市远离污垢、对所有疑似患者的隔离、和对大量的、有关如何保护健康的使用说明的出版”，仍旧不能阻止“黑死病”通过一种“令人悲伤和震惊的方式”出现在佛罗伦萨人的眼前，并且最终，在西欧全面爆发（B）。中世纪欧洲落后的科学技术和医学手段，使疫情在爆发的初期，无法得到有效的遏制。

当读者看到薄伽丘所描写的“黑死病”的症状时，就可以理解，作者在引言的一开头就告诫的，关于阅读疾病的描写所带来的不适和惶恐，并不是危言耸听。关于“黑死病”变得越来越致命的过程，薄伽丘解释道，这场瘟疫在东欧爆发的初期，症状较为温和，仅仅以“流鼻血作为死亡的前兆”（B. 2）。跟东欧的病症不同，在西欧，“黑死病”初期的病症则要凶险得多：

“……在这里，一些肿瘤出现在私密处和腋下，有些和小苹果一样大，有些和鸡蛋一样大；并且，接着，会在身体大部分地方出现紫色斑点，在一些极少数的情况下很大，其他的更小，但是，数量更多；两种都预示了死亡。”（B. 2）

不仅仅是死亡本身，薄伽丘所记录的“黑死病”的发病过程，已经让人感到恐惧万分。

从“黑死病”染病时的初期症状，就可以看出这种疾病，对病人的性命来说，有多么的危险。对于“黑死病”的治疗方法，薄伽丘斩钉截铁地说道：

“为了治愈这种疾病，无论是医疗知识，还是药物的功效都没有任何作用。” （B.2)

薄伽丘为“黑死病”的难以治愈的特点，找到了三种原因。第一，“黑死病”这种疾病“在本质上是致命的”（B. 2）。在当时，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挽救患者的生命。第二，当时的医生中间充满了“大量的”“冒牌医生”和“女性冒充者”（B. 2）。医护人员不合格的水平无形中加速了病人病情发展、死亡和疾病的扩展。第三，医生们“不知道发病原因，因此，不能找出真正的治疗方法”（B. 2）。据薄伽丘记载，在感染“黑死病”后的第三天，病人在没有“发热或其他附带症状”，就会死去。除了“黑死病”本身的致命性以外，在当时的佛罗伦萨，医护人员数量、水平和治疗方法的不足，也是导致大量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

“黑死病”独特的传播方式也加剧了疫情蔓延的速度和猛烈程度。首先，“黑死病”能够从“病人传到健康的人”（B. 2）。薄伽丘更是通过“接触大量燃料的火焰”的比喻，来表现“黑死病”一触即发的特点，来形容这种疾病在普通人群中传播速度之快，有星火燎原之势（B. 2）。薄伽丘更进一步地解释道：

“黑死病不只通过与患者对话，或者接近患者传播，甚至，通过接触他们的衣服，或者他们触摸过的东西。”（B. 2）

为了印证“黑死病”可以通过病人接触过的东西传播，薄伽丘记录下了一个他和许多其他证人亲眼见到的一件事：

“一个刚刚死去的可怜人的破布衫，被扔到了街上；两个阉猪来了，在破布中搜寻了一番后，将它们在嘴里摇动，一个小时之内，它们就翻了过来，死在了原地。”（B. 2）

动物在“黑死病”面前和人类一样脆弱。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都可以感染“黑死病”，一旦感染后，也逃不过死神的魔爪。

在面对“黑死病”的不断扩大的传染范围时，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人显得束手无策，甚至是绝望。在佛罗伦萨的社会上，随着瘟疫的爆发，大规模的恐慌也蔓延开来。有一些人采取了“刻薄的、残忍目标，即躲避患者，和接近他们身边的所有的每件东西”；有些人“生活得有节制”；又有些人支持“自由生活，并且不阻碍任何他们希望满足的激情和食欲，从客栈到客栈，或者在私人住处，喝酒和狂欢”；还有些人“吃和喝他们的食欲所必须的，在任何能闻到气味和小花束的地方行走；最后，还有另一些人，“只在乎自己，大量的男人和女人离开了城市、房屋、亲戚和财产，并且逃离到了乡间”（B.2 - 3）。令人遗憾的是，恐慌引发的不理智的行为，间接地加剧了瘟疫的迅速扩散。

逃离城市和逃避现实的风气，导致了佛罗伦萨社会上下，都被死亡的阴霾所笼罩，充满了人情淡薄，世风败坏的景象。根据薄伽丘记载，恐慌导致了逃离的人们一个个也在病痛中倒下，而“那些通过遗弃别人树立榜样的人，如今在没有任何同情之中，受苦和煎熬”（B.3）。由于对死亡的恐惧，人们似乎已经顾不上彼此之间的情意了。薄伽丘描绘了一副冷漠的社会画卷：“一个兄弟逃离了另一个兄弟，一个妻子逃离了丈夫，并且，较为不常见的是，一个家长逃离了自己的孩子”（B.3）。在无助中，佛罗伦萨人拒绝遵守道德准则。比如，有的仆人是因为“贪婪”和“高额的报酬”，而非对主人的忠心，去照顾他们而命丧黄泉（B.3）。仍有大量病人，原本在悉心照料下可以活下来，却在众叛亲离之中，白白地丢了性命。即使有病人幸存，社会上已经崩坏的风气，也不会很快清正，令人心有余悸。

或许，600多年前，薄伽丘以“黑死病”作为《十日谈》的开场白，并不是为了夸大其词，而是为了告诫后人，在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对瘟疫、及其产生的大规模“恐慌”灾难性的社会影响，降低戒心。在中世纪“黑死病”肆虐的同时，以松树、乳香、迷迭香、尤利加、素馨、薰衣草、肉豆蔻、苦艾、没药、沉香、月桂、迷迭香、紫鼠尾草、玫瑰花和接骨木所主导的香薰文化，在这段时间，甚至更早以前，就得以兴起。但是，这些古人流传下来的、对于科学的替代疗法是否真正有效，还有待商榷，需要现代医学方法的客观检验。除此以外，现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在瘟疫到来时，正确面对，避免恐慌，不再重蹈中世纪佛罗伦萨人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