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鸟号坠机（撤掉ECMO拔除插管这只ICU里的）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家铃 李文芳

这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智能手机，颜色也是最普通的黑色。但是对64岁的朱阿姨来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天中，她最期待的时刻，就是拿起这只手机和女儿视频。

朱阿姨是一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住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支援荆门医疗队负责的新冠ICU（重症监护病房）内。病房里的这只手机是她和家人说上话的唯一渠道：几分钟，几句嘱托，彼此问个好，都能让她舒心一整天。

“我们基本每隔三天，就用这个手机和患者家属通一次电话，沟通情况。还在手机里添加了很多患者家属的微信，方便他们视频。”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冠ICU负责人、浙大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周建仓说，有些患者自从住进ICU后，就和家人失联，最长的有20多天，“最后就是通过这只手机联系上家人。”

能和家人保持视频里看一眼、电话上说两句，对ICU里的新冠重症危重症患者来说，这种精神慰藉没有人可以替代。

“很多危重症患者，一旦苏醒，都面临着诸多心理问题，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帮他们做心理疏导。”浙江省首批援荆门医疗队队员、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医师张磊说。

就是这只手机联系着病房内外

和家人失联20多天，拔管后的他焦虑异常

30多岁的贺新森（化名）是荆门第一例ECMO患者。他年三十晚上被确诊，病情一直恶化，在当地几次转院，2月4日用上ECMO。2月12日，邵逸夫医院医疗队抵达荆门，他也被转运过来。2月20日，贺新森撤掉ECMO，2月27日顺利拔除气管插管。

“他拔管后很焦虑，对外界的问话也不怎么回应，有时候会发呆，反应也有些迟钝。” 张磊形容，那是一种人遇到重大灾难时僵住的感觉，那个时候，贺新森说话还不是特别连贯，只是反复报一个电话号码，“他可能是想和家人联系。”

用上ECMO后，贺新森就和家人失联了。他被转运到邵逸夫医院重症救治团队所支援的荆门市第一医院之前，已经辗转多家医院，随身携带的物品一时不知落在哪里。

“他说的那个号码拨过去是空号。”张磊和同事几经辗转才联系上贺新森的父亲，“我们用手机帮他和父亲视频，他父亲特别激动，20多天了，终于知道儿子的情况。躺在病床上的小贺说不了太多话，但看表情，很放松。”

和家人联系上之后，贺新森的情绪慢慢好转，能准确回答医护人员的问话，还会主动下床，走动，偶尔还会露出笑容。

这两日，在呼吸治疗师的帮助下，肺活量逐渐提高的贺新森还主动对日夜守护他的浙江医疗队说，我想为你们吹首萨克斯。

60多岁的阿姨差点走极端

到达荆门后没多久，邵逸夫医院就专门在ICU里配备了四只手机。

“这些手机本来是我们工作用的，用于ICU内的医护人员和外面的同事沟通交流。后来发现，有些病人没有手机，或者年纪大的，不会用手机，他们没办法和家人联系，会产生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就把其中一只手机拿出来，添加这些家属的手机和微信号。”周建仓说，最多时候，它里面添加了10多位家属微信，每天有七八位患者通过它和家人视频。

重症监护病房内，几乎每一位新冠肺炎患者都会遭遇心理问题，或大或小。

64岁的朱阿姨曾让周建仓惊出一身冷汗。

朱阿姨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时，病程已经有一个星期，上了无创呼吸机。治疗后，病情明显好转，无创呼吸机撤离。但朱阿姨的心情一直不好，医生查房时，不怎么应话，什么时候看她，都是闷闷不乐的样子。

“她住进ICU后就没有和家人联系过，一直是一个人，孤单又恐惧。她害怕治不好病，害怕治疗过程很痛苦。”周建仓设身处地，体会到朱阿姨的不安：ICU里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各种治疗机器滴滴答答的声音、医护人员穿戴着严密的防护装备，看不清表情和长相……

有一天晚上，朱阿姨做出了极端的举动：拿下自己的裤带，勒在脖子上……所幸被值班医生及时发现。

“我们后来联系上了她的女儿，加了她女儿的微信号，隔三差五，让老人和女儿视频通话几分钟。”周建仓说，自此之后，朱阿姨的心情就舒展很多。

除此之外，医生们还给朱阿姨转了病房。她原来的病房是单人间，没有窗户，之后被调到双人间，这样有人和她交流，光线明亮很多，同时尽量减少仪器报警声的影响。

“后来，她的睡眠、胃口都好了。”张磊说，有一天，朱阿姨主动提出想喝牛奶，这让医护人员觉得惊喜万分。

和儿子通话后，绝望的他升起了希望

在重症监护病房内，50多岁的黎先生是最容易情绪失控的一位。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黎先生2月15日确诊入院，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去世。

黎先生的病情很严重：用了有创呼吸机、气管插管、振动排痰仪……对他的救治，万分惊险，医疗队费尽全力，把他从生死线拉回。

“但是拔管后，他很淡漠，不愿和人交流。让他做康复训练，他也不愿意做。好几次，我们都看到，他在默默流泪。”张磊和同事让他和家人通话，最初也被拒绝，“3月16日那天，他终于同意和儿子视频，问母亲病情好转了没有，父亲下葬了没有，儿子复工了没有。”

这次通话后，黎先生的情绪慢慢好转起来。

“恐惧、孤独、焦虑、抑郁，这些都是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除了专业用药和心理疏导，与家人的这种联系，家人的鼓舞非常重要。”张磊说，虽然每次他们彼此的通话时间不长，三言两语，但这种亲情的抚慰能让病人情绪变得平稳。

这位医生每天最多和20多位病人家属通话

在医疗队中，周建仓是使用这只手机最频繁的一位医生。他每隔三天都会和病人家属通一次电话：告知病人的病情进展、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嘱托家属们多和病人联系、鼓励他们要有信心。最多的时候，周建仓一天会和20多位病人家属通话。

“很多家属都只知道病人被转到荆门一院了，但转进来后，他们就不知道病情如何了。”第一次和病人家属打电话时，周建仓在电话那头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静默，家属们不知道医生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几秒钟的静默，显得压抑又紧张，“听到病情转好，他们的声音都是激动的。”

有些静默则显得悲伤。

周建仓曾和一位年轻男性家属通话，他们是家庭聚集式感染，一大家20多人确诊，年轻男子的父亲危重症，上了ECMO，岳父病逝。

“我那天和他商量他父亲的治疗方案，他突然说了一个名字，问这个人是不是不在了。是他岳父的名字。”

周建仓说，他其实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但还是不甘心地又确认了一遍。这种问话之后的沉默是无法言说的痛楚。

周建仓在和病人家属一遍遍的电话中，会细细询问病人的爱好、职业、日常的身体状况、甚至饮食偏好。

“知道了这些，我们再和病人聊，就能找到他感兴趣的内容，容易打开他们的心结。”

那位第一例使用ECMO的贺新森，周建仓在和他母亲通电话时，甚至聊出了他在哪里读大学、什么专业，包括喜欢交什么朋友。

周建仓和同事们用这只手机连起了病房内外，对周阿姨、贺新森来说，这只手机带着暖意。

如今，邵逸夫医院援助的荆门重症监护病房内，从之前的满负荷运转到如今15位患者转出，其中，13位患者治愈出院。这里的病人越来越少，但病房里的温暖却如窗外春日的朝阳，所有人都信心满满，期待与家人重逢。

而这只被队员们称为“战斗机”的手机也会和周建仓他们一起，一直坚守到ICU清零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