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歆艺演过电影有哪些（张歆艺投资慰安妇）

文|赵丽

有这样一部纪录电影，它的名字很特别，叫《二十二》。它的“前身”是一部短片，叫《三十二》。片名减少的“十”，并非为了片名更加顺口，而是这部电影所纪录的人群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这部电影，就是关于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幸存“慰安妇”的纪录电影《二十二》。

目前，电影已经拍摄完成，但幸存者，又下降到了19人。

战争究竟怎样改变了这群老人的生活？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导演郭柯，听他讲述影片拍摄背后的故事。

影片不厚重，却让我不再虚荣

当了十几年的副导演，只是一份工作，没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遇到压榨工作人员的剧组，每天工作18个小时，能够让我继续下去的理由，只有挣钱。

《二十二》拍了三年，随着这三年的拍摄，我的成就感和虚荣心逐渐降低了，可以说降到很低，因为拍《二十二》，早已不是单纯地拍电影了。

换言之，我所有的满足感，都是这些老人带给我的。每年，我都会去陪陪他们，尽可能多地跟他们相处，我也会通过微博、微信发布他们的消息。

大家都说应该关注这一群体，怎么关注？应该从我做起。

为了真实，我不会迁就观众

有外国制片人找我，说按照他们的要求改，就能推送到大型国际电影节。我态度很明确，即便所有外国电影节都不收，我也不会妥协。

>>《中国电影报》：找钱困难吗？张歆艺为何会出钱拍这部片子？

郭柯：我很感谢两位投资人，张歆艺和金天地影视的张总。到目前为止，整部电影的成本大约250多万，在纪录片里投资额已经不小了。很多媒体说张歆艺资助了这部电影，其实准确说，我是向张歆艺借了100万。

>>《中国电影报》：纪录片商业化很难，像这样的纪录片怎么生存？

郭柯：大家都说慰安妇可怜，但仅仅是说说而已。我要真实地呈现出他们的生活，让观众看到真实二字。所以，我不会为了迁就观众而拍摄。

很幸运的是，投资人从来不干涉我的表达方式。期间也有其他投资人建议我，影片应该只留下四五个老人的影像，要有节奏，有故事，观众会更感动。

但我很纳闷，如果为了故事和节奏，我拍《二十二》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部电影的手法是否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老人的敬畏心。

慰安妇是一个群体，为了故事而分割这个群体，是商人的做法。我从来没有把这部电影当作商品。我的目标是参加国外的电影节，当时有国外制片人找到我，说如果按照他的意见改，缩减原本112分钟的时长，让节奏加快，只保留五个老人的线，就容易推广到更大型的国际电影节。

我当时态度很明确，即便所有外国电影节都不收，我也不会妥协。

时间不能磨平的，唯有亲情

我们现在提起慰安妇，应该注意到这已经是70 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些老人总喜欢说‘过去就过去了，不提了’。

时间的确能够磨平一切，唯一不能磨平的就是亲情。所有老人在提到自己的家庭时，无一例外都会流泪，这才是真正触碰心底的事情。

>>《中国电影报》：目前，22 位老人的生活状态怎样？

郭柯：她们和普通老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第一眼看到她们，会有帽子扣在她们头上；到后来，其实就只是普通老人。

拍摄中，我没有深挖她们内心深处的故事。老人既然不想说，又何必再问呢？不能往伤口上撒盐。那么，老人不说，电影还是要把这件事情讲明白，呈献给观众，这才是导演该做的事情。让观众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说。

>>《中国电影报》：您运用了哪些手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郭柯：比如一位老人，她会说“请坐”、“欢迎光临”等日文。我就在这段采访时，配上当年她在武汉被抓的慰安所遗址的画面。观众自然会产生联想，这样就足够了。

>>《中国电影报》：此前也有媒体发表过报道，称这些老人的后代会受到社会的歧视，还有一些慰安妇是孤寡老人，无儿无女。事实是这样吗？

郭柯：目前在世的还有19位老人，最大的老人已经95岁。这19位老人的身体很健康，可以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健康。她们之中大部分都有儿有女，还有一些有养子养女，没有孤寡老人。

此前有媒体说，一位老人年轻时和日本人育有一子，孩子从小受到社会歧视。她们母子俩的事情是真实的，这也是社会必然的现象。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她们现在的状态，老人的儿子和普通人一样，每天放牛、做饭、休息，周边人对他没有歧视。只是他内心，尚存有阴影。

我们现在提起慰安妇，应该注意到这已经是70 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接触这些老人时，她们说的最多的一句原话是“过去就过去了，不提了”。

时间的确能够磨平一切，唯一不能磨平的就是亲情。所有老人在提到自己的家庭时，无一例外都会流泪，这才是真正触碰心底的事情。

拍完电影，我推翻了原有的理想

很多北漂导演都是写剧本，找投资，拍电影……整体环境推动人们不得不这么做。而我现在的心态不那么急切，而是‘随遇而安’。这是拍《二十二》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

>>《中国电影报》：拍摄完《二十二》，对您自己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郭柯：接触完这些老人之后，我推翻了自己对未来的所有安排。在北京，绝大多数青年导演都会写剧本，找投资，拍电影……这是整体环境推动人们不得不这么做。而我现在的心态不那么急切，而是“随遇而安”。

我十几岁时，老师问我懂不懂什么是爱。我最早了解“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不图任何回报，只要孩子健康就好。我对这个作品也是这样，不图它能获得怎样的成绩，只要留在那里有人看到，就可以了。

这也是我做这部电影的初衷。

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群体远没有媒体所说的那样“神秘”，一旦真实地呈现，观众看20分钟就会失去对慰安妇的猎奇感，看电影想睡觉也是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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