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前往江西干大事 周恩来前往江西干大事

1927年5月，在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之时，周恩来肩负重任来到武汉工作。在6月的两次常委会上，周恩来提出湖南暴动计划，并提出要亲自前往指导，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

7月中旬，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人组成的临时常委会。历史证明，这次改组是一个重要转折，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开辟了道路。

当时，我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分驻江西九江、南昌。李立三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在九江和南昌的革命武装力量，联合张发奎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因发现张发奎立场发生变化，不得不放弃原有计划。

此外，张发奎的立场变化，还关系着我党所掌握或影响的军事力量的存亡。局势万分危急，临时常委会当机立断，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周恩来的才能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可，因此领导这场武装起义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经过一番筹备之后，1927年7月底，周恩来从武汉秘密动身前往九江。从武汉动身当晚，周恩来才告诉邓颖超，自己要离开武汉。至于自己到底要去干什么，周恩来却一个字也没讲。

离别之际，却无法告诉最爱的人自己要去干什么，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煎熬。对邓颖超来说，则更是煎熬。如果了解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则更加令人敬佩。

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就对邓颖超产生了好感。1922年冬，身在法国的周恩来曾委托李维汉到天津看望邓颖超，并带去一封信。

周恩来说，邓颖超已经由一个积极参加救国图强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相当觉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作者。经过慎重的考虑，他认为既然自己下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就应该找一个像邓颖超这样的终身伴侣。

从此，从巴黎到天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通信中增进了解、增进感情，确立了共同的理想。有一次，周恩来将印有革命夫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并写道：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邓颖超则回应道：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

之后，周恩来又写信向邓颖超告白。尽管邓颖超的母亲劝她还要慎重考虑，但邓颖超没有再等待，而是非常明确地答复道：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邓颖超回忆道：

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3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没有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他们就很简单地成婚了。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之花并开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感情建立在为革命奋斗的基础上，从始至终都纯洁不渝、坚贞如初。他们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相亲相爱，是革命夫妻中的典范。按理来说，彼此之间应该完全信任，没有秘密可言。

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完全信任对方，彼此却仍坚守着一些秘密。关于工作方面的机密，两人都坚守保密原则，绝不向对方透露半点与对方无关的事情。哪怕双方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因为他们工作的特殊性，每一次生离斗都意味着死别。

周恩来虽然知道这次前往南昌充满着凶险，很可能再也见不到邓颖超了。但他还是压抑住心中的情感，只是无言地紧紧握住邓颖超的双手。邓颖超后来回忆说：

恩来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邓颖超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这绝非夸大其词。事实上，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确实遇到了极大的危险。

8月1日凌晨，起义军打响了第一枪。在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同守敌激战。到清晨6点时，城内敌人全部肃清。按照决定，起义后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然后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但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起义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周恩来身染重病，只能由担架抬着走在队伍的后面。战友们看到周恩来病成这个样子，都劝他离开部队。可周恩来却坚决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

南下撤离途中，周恩来发着高烧，常常处于昏迷状态，但就连神志不清之时还在喊：冲啊！冲啊！部队被打散之时时，守在周恩来身边的只剩下聂荣臻、叶挺几个人。后来，他们找到一条小船，在大海中颠簸了两天一夜，到香港之后才把周恩来安置下来治病。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反动派的第一枪，并且将革命的火种保存了下来。起义军第二十四师的部分队伍转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开展游击战，最终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石和战斗力核心。

在八一起义中，保密工作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不但事关作战的胜利，而且攸关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曾担任第二十军政治部秘书文强曾回忆道：

八一起义的晚上，我起初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直到晚间十点钟以后，周逸群主任回来了，召集政治部全体人员讲话，他说:你们要外出，严守机密，半夜过后听到枪声不要惊慌，若有其他情况当再告诉你们。

而周恩来以身作则、严守机密，更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敬！而类似的事情，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一生中，绝非个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但他们之间仍一如往昔般信守保密纪律。1964年，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工作时，周恩来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试验的有关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

周恩来还特意指出：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由于周恩来有言在先，反复强调要严守纪律，并且以身作则，所以，在原子弹爆炸前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出去，就连邓颖超都不知道任何消息。

周恩来患癌症之后，有一次，他动情地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则回答道：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知道残酷的分别就在不远的将来。然而，他们还是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埋藏在了各自的心底。

在周恩来逝世之后，有人问邓颖超，为什么你们能做得这么好？邓颖超回答道：

作为党员，恩来同志和我始终遵守着党的教导：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

谨以此文，向周恩来、邓颖超致敬！感谢阅读，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