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绛关系最好的是谁 怀念杨绛最才的女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英]兰德（杨绛 译）

这是英国诗人兰德的暮年之作，写于1850年，那时他已然75岁了，生命中的一切都已看透。在众多的译作中，总觉杨绛先生的最有隽永悠长的韵味。

在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溘然长逝后，这首诗被广泛地用于对先生的纪念中。

而杨绛先生生前亦十分喜爱这首小诗，1991年在散文集《杂忆与杂写》的自序中引录过这首小诗，更是多次将它置于自己作品集的卷首。

那诗中有一种生死看透后的通达从容，有一种洗尽铅华后的淡泊宁静。

回味杨绛先生漫长而充盈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对这首小诗最恰当的一种注解。

她学养深厚、精通三门外语，译作《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翻译佳作，更凭借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可她说她只想安安静静地做学问，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她为丈夫钱钟书甘做“灶下婢”，一生相濡以沫，甘心被称为“钱钟书的夫人”，默默当着“钱办主任”，用自己的傲骨与柔肠为家人撑起一座坚固的堡垒。

她一生都追求“不争”的境界，俭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便是她一生所望。

她说：“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父爱是一座城

杨绛出生于一个时代的特殊节点上。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让苟延残喘的清王朝正式被埋入历史的尘埃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政权的建立——中华民国。

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开明的书香之家，且得以摆脱宗法社会缠小脚、教育受限的传统女性的卑微命运，她无疑是幸运的。

父亲杨荫杭留过学，思想开明，更加重视四个女儿的教育。作为家中最小的一员，杨绛从小便懂事听话，在学习上常能举一反三。

16岁时，杨绛一家定居苏州，她也开始在当时著名的振华女校读中学。

当时战乱频频，学生运动也常常发生。有一次，学生会要各学校学生上街搞宣传，也就是拿一只板凳，站在上面向路人演讲，呼吁人们参加革命。

身量尚十分娇小的杨绛也被选上了，可她不想参加，因为当时苏州常有轻薄人欺负女孩子的事情发生。

杨绛便恳求父亲向学校说“家里不赞成”，这样便能避免去做宣传了。

父亲却是一口回绝，他告诉女儿，不肯，就别去，不要拿别人当挡箭牌。

杨绛还是犹豫不已：“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啊！”

父亲严肃地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后，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不赞成，我不去。”

便是这简单的几个字，对当时那个尚怯弱的少女来说，要鼓起多大的勇气。父亲给她上了人生中最珍贵的一课，那便是敢于说“不”的勇气。

“我立志一生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她以此立誓，也当真不曾辜负。

“文革”时，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报澄清辩诬。被揪出来批斗时，她仍是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在当时那个人人狂热的年代，她无疑是其中的最少数，可是父亲的话她始终记着，多数并不一定对，你有理，你就去说，永远都要有说“不”的勇气。

高中时，杨绛还不会分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自然会懂。果然有一天，杨绛把四声都能分辨出来了。

晚上，父亲踱步到廊前，敲着窗子考杨绛一些字的发音。杨绛答对了，他便开心地笑；答错了，也并不责骂，仍是笑。

在父亲的熏陶下，杨绛很小就表现出了对文学浓厚的兴趣。当父亲发现女儿对某本书感兴趣的时候，就会把书放在她的书桌上；但如果杨绛长期不读，书就会被收回。

杨绛知道，这是父亲一种无声的谴责。

对杨绛来说，父亲的意义，不止是关爱、护佑她的慈父，更是教她明理思索、伴她学习成长的良师益友。

而她对文学的兴趣，性格里一种坚强与坚定，也便由此奠定。

一举成名天下知

1928年，杨绛考入了苏州东吴大学（即今日的苏州大学），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亦不倦地汲取着无垠的知识。

第二年，学校需要选专业了。对这个关乎一生命运的选择，杨绛十分踌躇，拿不定主意。她所愿望的是“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

最终还是父亲为她拨开了迷雾，他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杨绛问道：“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父亲始终不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他要尊重女儿的选择，让她真正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父亲杨荫杭无疑是睿智的，也因着他这种睿智，中国文坛上遂不致失去了一位极其优异的作家。

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志向后，杨绛便开始了在东吴图书馆里埋首于古今中外文学典藏的日子。

1932年，杨绛得以以借读的身份来到自己心向往之的清华大学，并考入了外文系。

在朱自清的课上，她写下了一篇名为“收脚印”（江南的一种说法：人死之前，都会沿着这一生走过的路再走一次，这就是收脚印了，类似一生总结与回顾之意。 ）的文章，不仅得到了朱自清的赞赏，还经由沈从文刊登在了《大公报》上，成为了杨绛的处女作。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桔红，晕成淡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尽管那时的杨绛仅有22岁，然而对生与死却已有了一种成熟的思考。文章从江南的那个传说写起，夜变得温暖，月儿、星儿俱是陪伴着灵魂去收脚印的伴儿，细腻温柔的笔触下已可见出思想的深度。

文章发表后，杨绛还收到了5元稿费，为此她高兴了好一阵，心中久久雀跃着：我当作家了！

之后朱自清又推荐了她的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仍是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更加鼓舞了她写作的信心。

在一篇《我爱清华图书馆》的文章里，她温情地把读书比作“串门儿”：

“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

也在此，她结识了当时的清华才子钱钟书。杨绛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却是为她写下了一首诗：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这便是所谓的一见钟情了吧！相知、相恋的两人终于1935年结成眷侣，羡煞旁人。

1941年，国难方殷，钱钟书一家所在的上海也已沦陷。当时杨绛已失了工作，钱钟书一人靠教书养家，然而两人都坦然知足。在他们看来，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战争不断，在巨大的压力下，戏剧成为当时人们最喜欢的一种文艺方式，许多话剧团也应运而生。

便在这时，杨绛显现出了她超人的写作才华。她创作的喜剧《称心如意》，赢得了当时“上海职业剧团”负责人陈麟瑞的青睐，并立即着手排演。

便在1943年春天，《称心如意》正式公演，而杨绛（此前一直用名“季康”）这个名字也第一次成为铅字，并跟随了她一生。

该剧甫一正式亮相，好评如潮，杨绛更是一举成名。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琛给予了其极高评价：“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得到认同的杨绛更加思如泉涌，一鼓作气创作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风絮》等。其中《弄假成真》更被著名戏剧家李健吾列为现代中国喜剧里的第二道纪程碑（第一道纪程碑属丁西林）。

杨绛的名字也随之出现在各大报纸和街头巷尾人们的口中，更一度成为当时大学生和戏剧爱好者的偶像。每当钱钟书与杨绛同时出现时，人们常会介绍“这是杨绛的先生”。

剧坛上的大显身手，让杨绛更加坚定文学的信心，她虽喜悦、自豪，然而并不因此眷恋名利。便在戏剧创作顶峰的时刻，她选择退居幕后，辅助钱钟书进行创作，心甘情愿地完成两人间称谓的转变：从“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到“钱钟书的夫人杨绛”。

甘做“灶下婢”

当时的钱钟书在看完杨绛的《弄假成真》后，内心也萌生一个想法——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便是之后享誉国内外的《围城》。

知道丈夫想法的杨绛十分高兴，在文学上，两人都对彼此有足够的信任与期待。为了让钱钟书能更加心无旁骛地完成这一创作，杨绛甘为“灶下婢”，亲自打理家中事务。

她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为了节省家中开支，杨绛便自己和煤末、做煤球，常常弄得一脸煤灰。钱钟书知道杨绛不好意思去菜场买菜，便常陪着她一起去，两人边说边笑地边把菜买回家。

在《围城》中，我们亦能隐约看见钱钟书与杨绛携手走过的身影，书中那个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新郎便像极了结婚那天的钱钟书。

钱钟书写《围城》时，进度不算快，每天五百字左右。写完后，他必定要把稿子拿给杨绛看一下，还向杨绛交代接下来要怎么写，紧紧盯着杨绛的表情，紧张如同一个孩子。

抗战结束后，钱钟书陆续发表了不少作品集，在《人·兽·鬼》的手稿中，钱钟书写下这样一段话：

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可算作是对一个爱人最高的评价了吧！其中的深情想也不逊于任何一句情话了！

曾有羡慕这对神仙眷侣的人向杨绛讨要婚姻和爱情的秘诀，杨绛说:

“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杨绛与钱钟书，两人相携走过65年的岁月，其间多少时代的坎坷，多少人世的磨难，他们却始终互相依偎、彼此扶持，想来靠的不只是爱情，更有对对方深厚的欣赏、信任、无私的付出与奉献。

许多人都希望能如杨绛般，既能做好妻子该做的一切，更能成为丈夫称职的同行者。

杨绛在繁忙的家务和照顾丈夫、女儿之外，对文学的研究、对翻译的钻研也从未丢弃过。她常会和钱钟书一起研究一本书，互相发表意见，颇有些李清照与赵明诚“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情趣。

1937年，两人爱情结晶——钱瑗出生。躺在医院里休养的杨绛自然无法再照顾钱钟书的日常起居，这个被“宠坏”的大孩子每天到医院探望时，第一句话便是汇报自己的种种“恶行”。

“我做坏事了，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他这才放心回去。第二天又是同样的剧情上演：“我做坏事了，我把台灯给砸坏了。”“不要紧，我会修。”

钱钟书又放心回去。杨绛这一句句温柔的“不要紧”，让他有无限熨帖的暖意。仿佛只要有杨绛在身边，他什么都不必忧虑。

在文字上严谨成熟的钱钟书，生活中却是像个孩子。他会趁着杨绛午睡时，在她脸上画上胡子；有了女儿后，便常偷偷在女儿肚皮上画大花脸。

家里的猫常会和邻居林徽因的猫打架，钱钟书每次见到，就拿着一支长竹竿去助阵。幸而有杨绛始终居中调和，以免影响邻里和睦。

杨绛的护卫，让钱钟书得以保持那一份淘气和“痴气”。

如钱钟书弟弟所说：“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瑗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

1997年，钱钟书和阿圆（两人的女儿钱瑗小名）相继病倒，杨绛两头奔波。她说：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8年，被杨绛称为“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因癌细胞扩散在睡梦中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

怕钱钟书受不了打击，杨绛只得花了10天时间一点点把女儿的死讯告知钱钟书。一年后，钱钟书也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却仍勉力睁着。杨绛低下身子在他耳边温语道：“你放心，有我呐！”

曾经相亲相爱的三个人，终究只剩了杨绛孤零零一个。

在用深情与眼泪写就的《我们仨》里，她说：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我得留在人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夫死女亡，这该是怎样的绝望与凄凉啊！可杨绛，无论她怎样的悲伤，她仍会安慰着旁人：“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她的文章仍是如同一杯芳香怡人的清茶，平淡的语句里，却饱蕴着对人世的温情，让人得到慰藉，看到活着的尊严与希望。

正如她在《将饮茶》里的一段话：

“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人生再痛苦，也总归是有希望留存的。

不争，是不屑于争

此后她专心致志于整理钱钟书的手稿，自称是“钱办主任”，一点点复原钱钟书已模糊的手稿字迹，凡是出版钱钟书的东西，她都要亲自过审。

一段时间里，她常常失眠，因为怕自己时日无多了，来不及做完这些事。

最终整理出来的稿子《钱钟书手稿集》，共包含外文笔记178册、中文笔记3万多页，“日札”23册，加起来共四十卷之多，其中耗损精力可想而知。

“《钱钟书集》只能是菲薄的贡献。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杨绛说。

之后的日子里，杨绛更是绝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只在家安静读书。照片里她常是留着灰白的短发、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在伏案看书或写作。

她与钱钟书是同样的喜爱宁静，甘愿被人忘记。

杨绛曾写过一篇名为《隐身衣》的文章，文中提到夫妻俩最想要的一件法宝便是一件“隐身衣”，可以“大隐隐于市”，安闲舒适，得其所哉。

尚在高中时，她便写下一首诗，表明自己向往宁静生活的志向：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斋居书怀》

老师为她写了批语：仙童好静。

低调、睿智，俭朴的生活与高贵的灵魂是她一生所求。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是一种真正看透人生后的达然，生命中的一切名利、纷争、诱惑都已如云烟。

但杨绛先生的不争不代表不敢争，而是不屑争。“不争”呈现着她的睿智与通达，她不争的是人世间纷纷扰扰的名利，争的却是永不能妥协的原则与底线。

她不是那种软弱的女子，在该争的地方，她从不曾畏惧。

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位女学生突然站出来控诉杨绛：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杨季康先生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女生说得义愤填膺，在场几千人也被这幕吓到，杨绛奇怪极了：这个女学生根本没上过我的课啊！

她说：“假如我是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

第二天，她专门挑了件喜庆的衣服、精心梳洗，光鲜地出门去。还偏要往人最多、嘴最杂的菜市场去逛，好看看人们是什么反应。

可以说，正是她这种当争处寸土不让、不争处通透达然的精神，让她在此后无数场遭遇里，既不曾向恶妥协，沦为迫害者中的一员；也不曾精神崩溃、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

老子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一个人若是有了不争的处事态度，天下还有什么能够与之相抗衡呢？好比你汲汲于与他人拼富贵、论权力，回过头来发现，对方所思所想皆在明月清风，那一切争斗都没了意义。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她懂得生命的短暂与可贵，因而更愿意如细小的野花隐藏草丛般，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独守自己的那份馨香。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大千世界，纷扰人世，人人都有自己的志趣。有人愿意身居高位、荣华无限，有人只愿闲居乡野、曳尾涂中，由此延展出的人生画卷，各不相同，却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唯有一点，灵魂的高贵是人生丰盈的唯一道路。

那个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的人已去了经年了，但我们各自的生命之火却仍在熊熊燃烧着......

参考文献

夏墨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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