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是进化失败的人种（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没有白人一说，也没有黑人一说。什么红、黄、棕、蓝、紫、深红或其它有色人种，都纯属子虚乌有。它们都是社会建构的幻象。幻象归幻象，但其实际后果却是真实、可怕而残忍的，乃至于造成族群灭绝的惨痛。

这些事实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讨论种族、性别与族群特性的社会建构的学术文献，已经汗牛充栋了。

早在 1960 年代，西奥多·艾伦（Theodore W Allen）的两卷本《发明白种人》（The Invention of the White Race）就已经记录下美国国内一些统治精英是如何透过对非裔奴隶进行经济剥削，并控制其中兴起的社会政治组织，以此达到炮制（devise）“白人”范畴的效果。把时间拉近一点，杰奎琳·巴塔罗拉（Jacqueline Battalora）的著作《白人民族的诞生：白人的发明及其与当下的关联》（Birth of a White Nation: The Invention of White People and Its Relevance Today，2013）探讨了美国由来已久的种族问题，并将其追溯到透过立法及执法而发明出“白人”概念的时刻。

这些学术文献的问题，不止在于它们的旁征博引没能透彻分析那些亲特朗普，且文化程度不高的白人至上主义支持者。问题在于，这种对仇恨现象的考古学探究，没能抹去这样的事实：人类中的一大部分，的确是因为被贴上了诸如“黑种人”、“红种人”、“黄种人”抑或是“棕种人”这样的标签而蒙受了痛苦。透过不乏种族色彩的划分与统治，这些关于有色人种的幻觉就变成了社会事实。

所有这类社会建构的幻象的核心，都在于它们所蕴涵及维系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是以肤色为基础编码化的（colour-coded，大意就是凡事以肤色来论资排辈——译者注）、阶级化的、种族化的或是性别化的。“女人不是先天的，而是被变成的，”西蒙尼·德·波伏娃在其开创性的《第二性》中如此声称。随后，对此观点的批判性扩展层出不穷，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就揭示出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如何决定性地影响了性别的社会建构。这些发现同样也适用于种族或族群方面。我们不妨把波伏娃的洞见扩展一下：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白人或黑人，而是逐渐被变成白人或黑人的。

种族恐怖分子 8 月在美国夏洛茨维尔的行径，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公然为法西斯白人至上主义分子站台的做法，已经使美国政治中这一固有的负面因素吸引到全球范围内的关注。无论特朗普担任总统在多大程度上以其为“基础”，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如今已经公开地成为美国种族想象的一部分了。

从总统及高级幕僚如史蒂夫·班农（已经离开白宫——译注）、史蒂芬·米勒、塞巴斯蒂安·戈尔卡等人处获得默许后，一群规模虽小，但声势日益高涨的武装民兵开始自称“白人民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的委婉说法），并像 3K 党那样高举火炬游行，像纳粹那样行礼，还在整个夏洛茨维尔范围内高喊各种排外和反闪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算闪米特人，一般反闪族主义是指反犹情绪，但在这篇文章的语境中主要应当指反阿拉伯——译者注）的口号。这些人表达出了自美洲原住民首次遭到屠杀、自非裔美国人大批遭到奴役以来最赤裸裸的、最深刻的种族仇恨情绪，他们现在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环境来登上历史舞台。

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实体，美国从来没痊愈过，也没认真对待它从未化解掉残忍的种族主义历史。这一历史打破了自由主义自欺和小资家庭礼仪的表面虚饰，并以煽动对外战争的形式向外传播。从韩国、越南、阿富汗再到伊拉克，美国对这些地方以及其它国家的侵略和占领背后，都有种族仇恨作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系统性掠夺，则构成这同一本书的扩展章节。

美国-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关联

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以色列的联合，是种族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事情。自由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自我消解的，他们看到类似于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美国极右翼领袖之一）居然被公开邀请参加一家以色列电视台的真人秀，并且还在其中得到承认，认为以色列人“应该尊重他”，因为他是个“白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时，便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斯宾塞及其支持者当然都是“白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短语事实上是多余的。自由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愿承认的是：即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犹太复国主义情怀乃是内在于他们的反闪族情绪当中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因为这会让他们显露出自己的种族主义色彩）。

“在为种族正义而展开斗争时，应充分了解种族区分的社会性建构及政治性维持的发生机制，由此我们才能知道如何克服它们。”

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殖民地，其主流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源在于欧洲的白人至上主义，这在它的许多亚非拉前殖民地文化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对这一切来讲以色列乃是其最后的堡垒。

如今的以色列对美欧的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者来说是个完美的模板，是他们向往的地方。这些新纳粹本身也具有反闪族倾向，且亲近犹太复国主义这一点，乃是当今美国犹太人都看在眼里，并且加以承认了的。

当前，美国犹太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他们在历史上与种族主义、排外情绪与反闪族主义的斗争，将他们放到了以色列及其建国所依凭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上。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儿子公开地把“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及反法西斯运动（Antifa）的参与者称为“暴徒”和“渣滓”，并刻意压低那些新纳粹在夏洛茨维尔高调宣传以色列建国的种族主义基础。这位年轻的耶尔·内塔尼亚胡先生，公开地展示了自己的上述观点，不带一丝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外交辞令，或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在文字上的精巧修饰。他开门见山地道出了犹太复国主义对一切解放性民权运动的结构性敌意，以及它与反闪族主义排外情绪的奠基性联合。

如今，以色列人已毫无道德权威——一丁点都没有——来谴责夏洛茨维尔的那些新纳粹了，因为这些新纳粹试图在美国国内做的事情，乃是以色列人在本国业已完成了的：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清洗，已经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样板。大规模驱赶巴勒斯坦人，在戴尔-亚辛（Deir Yasin）及其它地方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屠杀：这些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标志性做法，而新纳粹们想要并且正在设法使它们在美国重演。

结果就是，如某些观点所言——“夏洛茨维尔是那些重新获得权力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真理时刻，”对那些厚颜无耻的“用以色列将军的名字给自己孩子取名的”巴勒斯坦人的征服者们而言尤其是如此。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联合，如今沦为了跨越大西洋两岸的种族主义及白人至上主义的原型，它延续和推进了“白人使全世界得以文明化”这一血腥神话。

“准”白人们

著名小说家、诺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敏锐地观察到：“所有前往美国的移民都知道（并且已经知道），他们如果想要成为真正的、合格的美国人，那就必须削弱对母国的忠诚，并将之贬为次要的、从属的，以强化其白人认同。”

但问题不是对哪个“母国”的忠诚。关键在于使所有移民系统性地处于从属地位，无论其曾经遭到过怎样的“肤色编码”，都要使他们从属于“白人”的神话及与其传播文明的使命相关的暴力叙事。没有一个棕种或黑种或是其它肤色的人可以完全成为“白种”人。但他们诉诸白人身份，以求接纳，这一举动乃是系统性羞辱和抹黑的一个环节，人们自愿玩这套游戏，以表明自己也是权力结构的一个部分，表明自己是个“正常的”人类。

凯伦·布洛金（Karen Brodkin）在《犹太人如何融入白人及其对美国种族的意义》（How Jews Became White Folks and What That Says About Race in America，1998）中分析到，自从二战以来，美国犹太人就开始表现出“白人”的样貌。这种实践当然不是美国犹太人独有的。从抵达美国开始，直至一代人以后在经济地位上取得成功，其它的移民群体——诸如穆斯林和印度人——也仿照了这一模式，想要把自己定位为（或是接近于）白人来寻求接纳。

成为白人就此变成那些种族化的“少数群体”的一条不二之选：克服被残忍异化的人格，并进而成为他们无法、也不该成为的那种人。

通往一种解放的辩证法

通过模仿并再度复活最初源自欧洲，而新近又获得其美国支持者青睐的针对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证据：种族仇恨如何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手段而被炮制和维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巴勒斯坦人发明的“以色列籍阿拉伯人”这个词，乃是欧洲种族主义的缩影，它导向一些极为可怕的殖民结论。

在为种族正义而展开斗争时，应充分了解种族区分的社会建构及政治维持的发生机制，由此我们才能知道如何克服它们。充分了解欧美种族主义的血腥历史，乃是消除它们的第一步。解构种族的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者，绝不能否认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共生的那一段仍在持续的历史。为了克服种族主义，它首先需要承认并扬弃之。

在此，我们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双重意识”，它此前曾由杜波伊斯（W.E.B. Du Bois）的理论加以发展。这一新的“双重意识”并不在普遍化的白人意识和具体化的黑人意识之间。它在两种意识——虚假的“肤色”意识、和解放-民主抗争意识之间。那些规模巨大、美丽而崇高但又一度被种族化的人们在此需要团结起来，谱写一部新的解放诗篇，它不再吸纳而是扬弃了那种有关种族化少数群体的错误意识。

权力和统治机制为维系自身而公然发明“白人”。解构这一血腥可怕的神话，将对那些握有大权并长期维持着殖民者自我意识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形成釜底抽薪之势。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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