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写给波伏娃的藏头诗（波伏娃日记揭秘萨特晚年）

作为20世纪新知识分子的代表，萨特和波伏瓦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最神秘的一对伴侣。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相伴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爱情和友谊。

近日，由波伏瓦记录的《告别的仪式》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让-保罗•萨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以白描的手法近距离地刻画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萨特晚年的日常生活，他为之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事业，以及他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从波伏瓦的记录和后文的对谈中，也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到这对全世界最有名、最神秘的伴侣相处的方式，解答了围绕他们的诸多疑团。对喜欢波伏瓦、喜欢萨特的读者来说，这些对谈的内容，能帮助读者深入解读、理解两人充满智慧的思想碰撞，以及平凡的日常相处之道。这是一本萨特研究者的必读书。

《告别的仪式》主要依据是波伏瓦的日记，以及她从朋友的笔录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种材料，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波伏瓦和萨特一起看萨特，审视萨特的一生，回顾他的童年，他的成长，他的情与爱，他的乐与怒……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审视，同时又尽量忠于事实，这是只有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且陪伴萨特走到人生终点的波伏瓦，才能写出来的独家作品。

作为最接近萨特，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瓦在《告别的仪式》集中于萨特最后十年的生命周期。波伏瓦记录了他的工作、思想、生活、旅行、饮食、病痛等等，虽不能说是事无巨细，但能从中看到波伏瓦以伴侣视角所看到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萨特。这样大量的细节描述和记录，其他作品有关于萨特的作品中极为少见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萨特晚年健康每况愈下，他的心理转变，他对待疾病从初识到恐惧，从讳疾忌医到放下杂念，展现了一个伟大哲学家在面对生老病死时“普通人”的一面之缘，使萨特的形象更丰富，更多层次，也更真实，更完整。

波伏瓦与萨特的对谈约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对谈的源起是萨特六十五岁之后视力下降，后来几乎失明，虽然有心写自传，却无法完成。波伏瓦提议将两人的谈话用录音记录下来，在整理成文。谈话由现实经历开始，最后上升到了哲学层面。

波伏瓦和萨特一个大胆提问，一个知无不言，抛开了彼此的亲密关系，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爱情和友谊，没有提防，也没有设限，对任何问题都来者不拒，对谈中往往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将萨特哲学中最光辉的核心呈现了出来。

1970年，萨特65岁。两年前的“五月风暴”虽然已经结束，但余波未平，深受该事件影响的萨特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概念。同时，他担任着数份报纸的编辑工作、参加集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支持受迫害人士、筹备电视纪录片，在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活动的同时，坚持从事文学创作。

但无法忽视的，是不断折磨他的各种病症：高血压、视力下降几、脑损伤、尿毒症……“我的健康资本已经耗尽了。我活不过七十岁。” “事实上我没有死，能吃能喝。然而作品已经写完，在这个意义上，我死了……”

日益炽长的焦虑情绪折磨着萨特。他想到了他的身体、他的年龄，想到了死。一个哲学家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疾病和死亡？一个终身践行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在波伏瓦的记录后还附有她与萨特的长篇对谈，萨特借此机会回顾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学经历，并且梳理了对文学、哲学、阅读、写作、音乐、绘画、平等、金钱、时间、自由、生命等诸多主题的思考。

过去，他总对我说，如果得了癌症或是其他什么不治之症，他都希望“知情”。不过，他的情况是模棱两可的。他“处于危险之中”，但他会像自己想的那样挺到十年之后，或者，一切都将在一两年内完结？没有人知道。任何预设都无从谈起，他也没有可能更好地照顾自己。他热爱生活。承受失明和极度虚弱的状态，已经让他不堪负荷。确切地意识到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这只会给他最后的岁月罩上一层无谓的阴影。毕竟，我也和他一样，在害怕和希望之间摇摆。我的沉默没有把我们分开。

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我们也不能重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这已经很美好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

——书摘——

波伏瓦：是不是由于感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您才一直拒绝任何使您与众不同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您的朋友们经常会注意到您对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荣誉十分厌恶，避之不及。这是否与之相关？此外，您在怎样的场合中才会确切表现出这种厌恶？

萨特：肯定有一定联系；但也跟我的思想有关，即我深刻的实在性是凌驾于荣誉之上的。因为这些荣誉是由一部分人颁发给另一部分人的；颁发荣誉的人，无论他有荣誉勋章，还是得过诺贝尔奖，都没有资格颁发荣誉。我没见过有权利给康德、笛卡儿、歌德颁发奖项的人，而这个奖项意味着您目前属于一个级别；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个有等级的实在，而您属于这种文学中的某一个级别。我否定这样做的可行性，因此，我否定任何荣誉。

波伏瓦：这能解释您为什么拒绝诺贝尔奖。但您的第一次拒绝是在战后，拒绝了荣誉勋章。

萨特：是的。对。在我看来，荣誉勋章是给平庸之辈的酬劳，适合批量生产。可以说，某个工程师应该得到荣誉勋章，另外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工程师不配拿。说真的，他们并不是由于自身的真实价值，而是由于他们干的工作，或者是头头的推荐，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被鉴别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与他们的实在性相应的东西。这种实在性是无法计量的。

波伏瓦：您刚才使用了“平庸”这个词。所以，在平等理论之外，您毕竟会时不时地用到贵族化的修饰语和表达法。

萨特：啊，不，完全不是，因为我跟您说过，在人的进程、也就是一个人的发展过程中，自由和平等在前，而最终都要归于平等。但人也是一种有等级的存在，作为等级中的人，他可能变成白痴，也可能他喜欢等级甚于喜欢自己的深层实在性。在这个等级水平上，他也许应该得到一个贬义的修饰语。您明白吗？

波伏瓦：我明白。

萨特：我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章、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都太趋之若鹜了，而实际上它们不说明任何问题。这些东西对应的是一种在等级中划分的差别，一种不真实的、抽象的、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

波伏瓦：但也有一些认可是您乐于接受的。您不愿意接受一些人出于价值目的对您的认可，比如说因为您的哲学作品而给您颁发诺贝尔奖；但您接受，甚至渴望接受来自读者和公众的认可。

萨特：是的，这是我的职责。我写作，我希望我为之写作的读者认为我写的东西不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总是很好，差远了，但有时会碰巧很好，我希望它们立刻得到我的读者实事求是的肯定。

波伏瓦：因为总的来说，您的作品就是您自己。如果大家认可了您的作品，也就认可了处于实在性中的您。

萨特：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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