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一位入住紫禁城的人是谁：明北京宫城图上红袍官人到底是谁

明宫城图一

这幅宫城图，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北京中轴线上，最为重要的一段，由此也就引发出中轴线上的第一幅图画中的红袍官人到底是谁？

简单答案：

如果红袍官人是徐杲生前画的话，不可能出现待漏的基本错误，也是徐杲所不许可的。如果画中的红袍人是徐杲的话，万历年间，徐杲已经不在了，他的后代为了纪念其先人曾经有过的辉煌，所以画中出现了待漏无笏板的疏忽，是否因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的缘故，影响到待漏图的标准化。

明宫城图二

古代的漏，是铜壶滴漏，是古代计时器，是代指时间的。

待漏，是指在封建时代，王公大臣们在五更前到朝房等待上朝的时刻。

待漏画，就是由“待漏”产生的画作，并最终成为“待漏文化”这一现象。在众多的“待漏画”中，以紫禁城为背景、带人物当属《北京宫城图》。这张图画盛行极为广泛。可以说，这张图画自诞生后，就成为任何人、任何书籍文献、古代城市嬗替更迭，特别是北京城史中打头开篇的第一幅。数年来，没有任何人怀疑、质疑这幅画作内容的准确性，它是以最完美的宫城图，并将图中红袍官人，确切地交待给任何一位观者，这位红袍官人，就是紫禁城的主创、承天门（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

我是相信者之一。从我研究北京城史、研究天安门历史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认为这位红袍官人，承天门（天安门）的设计者，是伟大的，是建筑业的奇才、是给后世留下伟大杰作的人。

筚路蓝缕，皓首穷经，长年的深研，总是一种情愫的牵擎，时代给智者以才能的发挥，时代造就了可名垂千史的伟大人物。正是因为这张宫城图、图中的红袍官人，总是被人瞩目，所以对其探究也就一直没断过。正是这种执着，便有了另外的认知，或者是研究成果，由此便有了历史的追问：

个人沉潜、众人相帮，以图证史，用史释图，图对比较，敬重史志，最后考据出明宫城图中的红袍官人，不是蒯祥。

在北京全力进行中轴线申遗的当下，用史实确定了一幅广为传播宫城画里的画中人，被人误传了几百年！

这幅宫城图，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北京中轴线上，最为重要的一段，由此也就引发出中轴线上的第一幅图画中的红袍官人到底是谁？

我们言及这幅宫城图，是待漏图。待漏图又属于肖像画中的特殊题材，是将王公大臣们，在等待上朝时的情形，进行绘图“留影”。

因为这一“留影”肖像，绘画了像主们踌躇满志的精神状态，是官员籍以用肖像或官员们的后代，借家中长辈肖像画进行政治炫耀的资本，所以待漏图是常见后流行于官场的。

待漏图的绘画，有特殊的表现范式，即标准图式：一位身穿显示品级的上朝官服、头戴忠静冠，手持笏板，立于宫外。忠静冠就是乌纱帽。冠顶方中微起，三梁各压以金线，边以金缘之。四品以下，去金，缘以浅色丝线。

待漏图在绘画的构图是，都是非常开阔的，并且设色浓重、画法工细、造型写实。画面的背景，通常又根据时代，或添加或更改。但在明末，待漏图出现了例外，即没有待漏经历的人，为了获取某种政治虚荣，请画匠绘制本人或先祖，成为一种造假的“待漏图”。请记住，明末即有了造假的待漏图。

明朝开国皇帝建都在南京。朱棣夺权迁都北京，于是北京有了一座举世无双的都城。紫禁城作为皇宫城，显赫于世，彰昭天下，由此以紫禁城为背景的肖像画的立轴，就成为是明代官员“必其拥有”“一定绘制”的耀世之事。

在穷极所能、众人相助中，寻到五个版本以紫禁城为背景的宫城图，这给我们用图说史、用史论图提供了便利。

第一个版本是庋藏在大英博物馆的《王宫图》轴，纵170厘米、横108.8厘米。画轴下钤两印：左为“丰溪”款“朱邦之印”，右为朱邦《山水图》轴款印。

我们称之为朱邦本。

朱邦，字正之，别号九龙山樵，亦称隐叟，又称酣齁道人，新安(今安徽歙县)人。朱邦在1465年至1521年间，也就是明代成化、弘治到正德年间，以画山水和人物，成为浙派“名人”。这位喜好饮酒并且常醉的不羁文人画家，画的紫禁城图轴，有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清代称天安门）金水桥，午门、奉天门（清代称太和门）、奉天殿（清代称太和殿）。

他在这一画轴上，还绘画上了手执笏板，站在金水桥西侧的官人。但我们通过仔细赏读此画，发现画面中没有端门和承天门内的华表。不仅如此，华表云板的方向都画错成朝外的一个方向，这就是实地的华表不相符了。从画轴的细节上推断，朱邦是没来过北京城，更没有到过紫禁城。还有，朱邦画轴用的质不细密的绢，这显然不是明代宫绢。这就更加证明，朱邦不是宫廷画师，而是妥妥的一位民间画者。

朱邦本的画面上的画中人，头戴四方巾，亦称四方平定巾。在古代巾、帽有严格区分，圆者为帽，方者为巾。在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制四方平定巾式颁行天下”。明前期此巾不高，明末明显加高，这样，我们观画轴，能看出画中人的四方巾，为明初中期的样式。画中人穿着的红色直身和双手捧着上朝用的笏板，以服色而论，其官位在四品以上。

从这个四品官职上，就先明了了画中不是朱邦本人。

我们在看，这幅画轴的底部，左侧有三位官员在行礼，其中一个是着青服、头戴纱帽的官员（五至七品），另一个是着绿服、头戴纱帽的官员（八至九品），还有一个是着青服、头戴儒巾的生员。右侧的，是着青衣的文士面左行礼。文士的冠帽，是士庶常用的云巾。这在明世宗朱厚熜朝，修订衣冠时，头戴有云巾，文士、庶民均可使用的规定。

说完衣着，我们再说画底内容。其内容，能让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是送者和迎者，在正阳门外行礼揖别。这样的揖别，是迎送画中人亡灵回故里的典型情景。正阳门是前往正南和东南方向的必经之门，两官一士是前来送灵的，在他们身后是坐骑和马夫，戴云巾者是像主故里的乡贤，身后是他的人马，仆从为素装，拿着迎魂的伞盖，另一侧还有童子手持引魂灯。在明代也称随身灯。在明代，死于异地者，须归葬故里，行前有招魂仪式。走时必须引灵，引导其魂灵随其肉身一并回到故里入土为安。这与明代文字表述和其他画作上，表现招迎魂灵的场景，极近相似，可为比对印证。

这样说来，从正阳门外迎送魂灵的图绘中，让观者明了画中人一定死于京师，而其故里又在北京朝南的方向。而这种有招魂情节的作品，常见于绘于像主去世的这一年。其意有二：，一为祭奠之用；二为祈祷像主的灵魂安然回到故里。依这二个方面，可确定此幅轴，一定是绘于像主故去后、下葬前。依这样的推断，此画轴与候时入宫的待漏图，大相径同。当然，又因图底人物衣冠得体，表明画家还是略知一些官员的衣冠服饰。但终因画中像主的衣冠与朝服不匹配，这样，我们依此认定这一画轴是祭祀者有意为之，画家也是从命而为。

说到这里，头戴平民巾冠的画中人，不是候进皇宫的宫员，但其背景画面，却又是紫禁城。这表明，画中人肯定是与紫禁城有关的。这就是历史考据之乐之趣。从画轴本身、从明史典籍文献，一一推进，最终考据此红袍官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蒯祥。《皇明纪略》记载：“京师有蒯侍郎衙衕，蒯为吴香山人，斲工也，永乐间召建大内凡殿阁楼榭以致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者，位至工部侍郎。子孙犹世二业。”

蒯祥，是现在江苏苏州吴县香山村人，他随其父、香山帮木工首领蒯福到北京，青少年时期就参与建造宫殿，后其父告老还乡，明代工匠为世袭制，不许脱籍，蒯祥代行父职，被奉为香山帮“木工首”。蒯祥年轻时就精通计算用料和榫卯技巧，从工匠领班升为工部营缮所丞。景泰七年（1456年）官至工部左待郎，被宪宗皇帝称为“蒯鲁班”。传颂已久的是蒯祥的平民情怀，他保持工匠本色，官至二品，享一品俸禄，却一直与苏州工匠们在一起生活。他久居陋巷，其住地被后人称之为“蒯侍郎胡同”。明代焦竑《国朝献征录》云：“祥为人恭谨详实，虽处贵位，简朴不改常，出入未尝乘肩舆。既老，犹自执寻引指使工作不衰。”蒯祥一生行事低调，不事张扬。

很多文献以至后人，每每提及承天门（天安门），都要说到蒯祥，都言之承天门（天安门）是蒯祥设计建造的。事实上，这都是过于夸大了蒯祥的能力。

承天门始建1417年，落成于1420年，这时，蒯祥才23岁。仅从年龄上而言，他设计承天门主体工程的可能性很小。充其量是在他父亲的指导下，有可能参与了承天门辅助工程如金水桥、金水河、华表等设计工程。绘画者将蒯祥立于承天门外的华表之下，是有意味的，此项本属于木工的活计，特别是蒯祥擅长画龙，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所以设计华表等辅助工程，恐怕非蒯祥莫属了。正统六年（1441年），43岁的蒯祥主持了承天门重建工程。明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承天门被大火烧毁。八年后，即成化元年（1465年），蒯祥再次领衔设计并重建承天门。除此，蒯祥还承担了大内文武诸司的营建工程，天顺（1457—1464）末年，蒯祥又负责为明英宗朱祁镇悉心营建裕陵等。

从蒯祥在北京城年谱上，我们可知，他在北京修建明皇宫达60多年。《国朝献征录》载：“蒯祥，成化十七年三月卒于位，年八十四，赐祭葬如例。”

明宫城图三

故宫博物院余辉在《图像考据与明清待漏图—从朱邦《王宫图》轴说起》的文中写道：

在朱邦本底端出现几位品官送灵出京南正阳门的场景，证实了像主的故里在北京之南。成化（1465-1487）末，特别是在蒯祥去世这一年即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三月之后，朱邦受在京宫外香山帮建筑或木工行会的雇佣绘制了该图，由于蒯祥平素以木工首的身份与众匠相处，不可能时时处处头戴六梁忠静冠，工匠们看惯了他平易的四方平定巾；朱邦本图底的这一段，也是应祭祀者的特殊要求而增绘的，祈求蒯祥魂归故里。蒯祥入土为安之后，纪念他的“神像”底部不会出现招魂和迎魂的情景。可推知1481年，朱邦就在北京。由于安徽是朱家皇朝的郡望，安徽的工匠会有一定的信任度，朱邦早年在京谋求生计是极有可能的。

朱邦本已超出了待漏图的功用，其主题是借鉴待漏图的布局，表现像主生前有过手持笏板上朝的辉煌经历，同时表达了祭奠者祈盼逝者魂归故里的愿望。

朱邦本对紫禁城半生不熟的描绘，相似的部分是从哪里来的？蒯祥死于任上，他所供职过的营缮所多有宫廷画家，先后有郭莼、潘福、林良等在此供职。蒯祥去世的噩耗乃宫廷营造界之大事，宫廷画家根据蒯祥与宫廷建筑的特殊关系，绘制了他上朝的背景是承天门、紫禁城，以志缅怀，这个处理有悖于当时在东华门上朝的现实，华表之下乃非待漏之地。蒯祥之死，待漏图增加了新的图式——紫禁城、华表下待漏，此佳构乃旷古未有，这在封建专制的明代，不但被允许，而且在朝野传播，想必在当时得到了明宪宗朱见深的认同，说明蒯祥的特殊功绩使他在荣誉上获得了超人的地位。朱邦一定见过宫廷画家的类似之作或稿本，他凭借目识心记母本的能力，将宫廷画家所绘蒯祥待漏图中承天门和紫禁城的图像记了个大概，遇有建筑失记，便以晨雾遮掩，就这样孕育出了朱邦本。

从朱邦的画轴版本延伸到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本。

国家博物馆所藏明代《北京宫城图》轴，纵169.5厘米，横100厘米。画轴自南向北描绘了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午门、奉天门和奉天殿。

这是一幅佚名画。或许是画家有意回避宫廷建筑，画中多以浓重的云雾布满画面，除主体建筑外，其它宫殿只露出一些屋顶或屋角。画中人的身后是紫禁城文华殿方向，站在文官的位置。画中人头戴二梁忠静冠，属六七品的官帽，但却穿着红色大袖直身，这是一至四品的官服。由此，这一人物是典型的衣与冠不相符。不仅如此，这幅画轴上的华表与实际不符。华表上的云板尖头都应向外，但画作绘画的华表上云板尖头却是向里。不仅如此，画面上还缺少端门和承天门内的两座华表，也没有绘画后三宫。简观此画，就可推知画家，不是宫廷画家，肯定没到过现场。

对于这幅画轴，后人常冠以北京“中轴线”上的最早画作，画轴的上红衣官人是明代木工首——蒯祥。

但我们将画中的红袍官人放大，就发现其形象与蒯祥“真像”相差甚远。也正是出于对画作和人物本真的考据，故宫博物院余辉便有了这样的论断：

像主衣冠和品级出现了矛盾，此系不懂职官礼制和宫廷建筑的民间画家所作。这些民间肖像画家有多种肖像画的样式供客户挑选，其中包括待漏图的样式，画家事先画好全图，仅空出待漏者的面部，谈妥润格后填入客户或客户之祖的容貌，以提高经营效率。该图在民间绘画中属于精工柔细的一类，特别是华表和金水桥的栏杆表现得十分精细，以该图的风格和精细程度而论，属于明代早中期之作，在时间上不会早于朱邦本。

关于《明代宫苑图》轴，在南京博物院藏也有一幅。这幅画轴纵183.8厘米、横156厘米。

这幅画轴，大致描绘了紫禁城前三殿，缩写后三宫，最远处可见煤山（清代改为景山），上诗塘（中国画立轴装裱上方所留出的地位。由于画身正方，或过阔过小，裱成立轴，轴长画短，有失均衡，故在画身上方嵌一空白纸方，用以题字，谓之“诗塘”。）有顾颉刚在1953年书于苏州拙政园的题记：

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见明宫城图一巨幅万户千门界画精整赭黄色彩悉象其真天安门外立一红袍官人形体特大与宫殿比例不称署其名曰工部待郎蒯样旋从吴县志知蒯为本邑香山人世业土木永乐时建北京城以功晋工部传郎卒宣德中盖明帝不没其劳绘图以纪念之者兹来苏州于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见此图与故宫所藏料若画一而人旁不署疑蒯氏自绘以存纪念者五百年来展转至宜兴某氏兹乃归于公有按吴门表隐弇身洲史料谓蒯氏又有福钢義瓛诸人盖以木工得官或至侍郎或至少卿然则此人为谁图未可详也。毂岑主任命为题记因念香山建筑实集古代劳动智慧益以创造当此国家大建设之期知此图为不虚出矣

公元一九五三年五月顾颉刚书于拙政园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他的权威性，为这一画轴下了定论。但事实上，故宫博物院并没有此画轴，那他所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见明宫城图”，实为虚。他还言之红袍官人是蒯祥。但画轴底端出现了永定门。永定门建成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月，这时蒯祥已离世82年。并且红袍官人身穿红色直身，头戴四梁忠静冠，这是四品以上官员的衣冠，这些都不符合蒯祥的职位。蒯祥官至二品，应为六梁冠。

针对这些，故宫博物院余辉依图像考据，再下这样的结论：

该图的绘制时间很可能是1553年永定门建成后。画中人的上半身和面部被修补过，修补者手法粗略，前胸位置后加的黄带把笏板箍进去了，面部的结构有些怪异，系补笔不到位所致。

南京博物馆藏的这幅画轴，是明代标准的待漏图，出自宫廷画家之手。

关于《北京宫城图》，在台北“国家图书馆”则庋藏两幅。

第一幅画面上表现了紫禁城全貌。画轴纵169厘米，横156厘米，在画面承天门的东侧，是一位身穿盘领宽袖红袍的官员：头戴纱帽，前胸有补子，腰上有玉带，手中没有上朝用的笏板。在这幅图下端，有民国阚铎的跋文。

阚铎，安徽合肥人，号无冰，中国营造学社早期的核心成员之一，小说《红楼梦》研究者。阚铎在跋文中说像主是徐杲：徐杲“初以佐工部侍郎雷礼修永寿宫，受知于世宗，时人谓为蒯祥后一人而已。”

在《续文献通考》中有：

徐杲，扬州人，亦木工，嘉靖末修玄教，屡兴改宫殿，杲多著力，极膺荣宠，累官至工部尚书，又官其子为锦衣卫百户。寻奏言愿以所积赏银自树尚书牌坊，许之。隆庆初，为言官劾，籍其家、夺官、毁坊。视祥之禄寿不及远矣。

木工出身徐杲，得明世宗赏识，官至工部尚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工匠见知》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奉天等三殿及奉天门遭灾，四十一年重修竣工，皆匠官徐杲一人主持。可见，徐杲在营建三殿等工程中发挥了独具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嘉靖年间，徐杲参加北京前三殿和西苑永寿宫的重建，再次大显身手，得到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赏识而直接提升为工部尚书，官至二品，成为明代匠人中提升官位最高的一员。但嘉靖皇帝驾崩后，徐杲失去了靠山。在隆庆元年（1567年）朱载坖即皇位时，徐杲被他人被诬奏，被降职。其后又有太监李芳发因修卢沟桥侵银事，受到牵连，导致徐杲接连被罢官、抄家、发配，其子孙重归匠籍。

明宫城图四

不仅如此，徐杲的居家，屡历抄家的厄运，其重要物品，如前朝皇帝的御赐之物，特别是像待漏图等这样的荣誉性的图像，都一一被处理。

故宫博物院余辉进和行认真的图像考据后，再写如下结语：

如果该图是徐杲生前画的话，不可能出现待漏的基本错误，也是徐杲所不许可的。如果画中的红袍人是徐杲的话，万历年间，徐杲已经不在了，他的后代为了纪念其先人曾经有过的辉煌，所以画中出现了待漏无笏板的疏忽，是否因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的缘故，影响到待漏图的标准化。画中的衣冠特别是建筑结构均符合宫廷的规制，如果画家没有深入到紫禁城里面，多个门洞和门槛，是画不到位的，这不可能出自民间画家之笔。徐杲之子曾经在锦衣卫任职百户，那里是明代宫廷的刑侦机构，同时汇集了许多在此拿俸禄的姚沾、张一奇等锦衣卫画家，古代木工多会作图，估计徐杲之子属于此类。此画轴红袍官人如果是徐杲，至少可以说，出自有过宫廷生活经历的画家之手，属于行头不够规范的待漏图。这也是因为万历年间多年不上朝之故，多有露怯。

台北“国家图书馆”的另一版本，是明代佚名《大明宫殿图》轴，纵209厘米，横173厘米，此画轴将紫禁城全貌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展现。细腻写实，能让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这一画轴上，承天门东侧同样有一位身穿盘领宽袖红袍的官员。官员头戴纱帽，前胸有补子，腰上有玉带，手中没有上朝用的笏板。

在画面的底部展现的是礼节性的场景。但这个这场景，好像是画中人高升时与其他官员进行辞别时的情景。但画者却将待漏图与宦迹图进行了结合，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宫城图”杰作。画面上红袍官人，身穿盘领宽袖青袍、戴三梁冠（五品），身后是备好的坐骑和行从，其中一个侍从手里捧着装在红漆盒里的软脚纱帽、脖子上挂着腰带，前来送行的有三位头戴纱帽、身穿盘领宽袖红袍的官员（一至四品）和一位着盘领宽袖蓝袍的品官（五至七品）。此时，作画人并没的就此收笔，还将几个仆人端捧告别酒和茶点进行了展现。

应该说，画者运用画技，凸现了画中人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而其画作能将宦迹图进行绝妙的结合而绘画“新式”待漏图，当为宫廷画师所为。

我们从由幅《明宫城图》，谈及了至少有一千年历史的待漏图。从待漏图又谈及宦迹图，续之讲到明朝官员的服饰，同时涉及明朝迁都北京兴建紫禁城，而至今紫禁城完整地以故宫全部完整保存并完全展现世人面前的史实，来论及《明宫城图》中的红袍官人到底是谁。

明宫城图五

以明史为基线，以待漏图的问世之源，我们厘清了《明宫城图》诸多史实本真。

明代的待漏图是王公大臣的候朝图。在“建筑大师”蒯祥离世后，因其在明代宫城的建筑成就，也就是他与背景建筑的特殊关系，于是画中便增加了紫禁城、承天门和华表的图象。明代五个以紫禁城为背景的《明宫城图》，其实质不是表现宫城的真实，而是以建筑恢宏来凸显画中人的地位，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实际上的励志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炫耀，因为在显现着光宗耀祖的同时，也显现着成就一番伟业。再有，待漏图、宦迹图及其画作题记，也是一个时代精神状态的晴雨表，更是国家政治的外在形态。由此，我们应致敬伟大的工匠，是他们为北京城的兴建，为后人留下了建筑文化，也感谢画家，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让我们能循着画作，探寻历史，了解历史。当然，值此收笔，我们也亲情奉献一代建筑大师蒯祥的永励后世的形象。因为这一形象，是建构了伟大杰作——紫禁城的形象，正如北京城曾有“蒯侍郎胡同”，是一种表功、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