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欧洲之战（欧洲扩张中被忽略的失败）

【导言】：欧洲人曾在全球建立起霸权，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自1492年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就开始利用“坚船利炮”所向披靡地征服世界了。这种认知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长久以来西方学者对欧洲扩张与西方兴起的解读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作为典型的欧洲人，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杰森·沙曼放下傲慢与偏见，在《脆弱的征服 : 欧洲扩张与新世界秩序创建的真实故事》一书中仔细考察近代早期欧洲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扩张，注意到传统观点是根据结论来选定证据，将大量注意力放在欧洲的胜利上，而故意忽略欧洲扩张中的失败。杰森·沙曼逐一分析这些失败，戳穿“军事革命论”的神话肥皂泡，向“欧洲主宰世界500年”的底层逻辑发起挑战。

在讨论欧洲扩张这一重要历史议题时，我们会发现过往人们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新大陆西班牙征服者的胜利上。相较之下，近代早期（1500—1750）欧洲扩张中的失败被忽视了。这种选择性地把目光投向西方的胜利而非失败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结果导向的态度，因为西方“最终”赢了，所以其胜利展现了历史进程的自然秩序，而失败则是对基本趋势轻微的、反常的偏离。从19世纪的结局和西方人的统治去回溯早先的历史，或者把大西洋彼岸征服者占据支配地位的印象呈现出来，这两种倾向常常会扭曲我们对近代早期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关系本就不多的认知。

因为不符合欧洲胜利的传统叙事，就无视一个大陆数个世纪的历史，这是放弃对过去的正确解读，这不是从证据导出结论，而是根据结论来选定证据。审视胜利的同时却无视失败，这就意味着不可能理解成功与失败的真正原因。

非洲的历史在这个背景下长期被忽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技术落后并因此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所以非洲人在近代早期成功遏制了西方的扩张是一个重要的反常现象。在非洲这个环境中，流行病的杀伤力没有那么强。如果欧洲人能够在美洲、南亚及其他地方成功地利用本土盟友和士兵离间和征服当地人，为什么在非洲就不起作用？

从15世纪40年代晚期，葡萄牙人开始从大西洋沿岸的几内亚一路南下，于15世纪80年代抵达非洲南端。这些航行的动机是寻找盟友和资源来对抗伊斯兰力量。虽然葡萄牙人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非洲基督教国王“祭司王”约翰，但是他们在中非接触了刚果王国，并成功地令该国国王接受洗礼，与葡萄牙结成同盟。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超过六百人的葡萄牙军队协助刚果国王镇压各种叛乱和对付本土敌人。葡萄牙人提供的支持有一定作用，但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他们是在刚果统治者的指挥下行动，并不是扮演征服者的角色。尽管刚果国王阿尔瓦罗曾因葡萄牙人帮助他重登刚果王位而向葡萄牙国王宣誓效忠，但这种誓言的实际意义往往是不明确的。

1575年，葡萄牙人从地处今天安哥拉宽扎河河口的卢安达开始，首次尝试全面殖民。他们首先试图利用当地人之间的敌意，诱使当地次一级的统治者叛逃。由于葡萄牙人最初的目标是主要非洲王国外缘的海岸地区，所以他们并没有受到该地区最为强大的两个政权刚果和恩东戈的反抗。1589年，葡萄牙人孤注一掷，对恩东戈王国的核心地带发起了直接攻击，结果溃不成军，他们的非洲附庸和盟友也弃他们而去。在17世纪，葡萄牙人再次试图利用内战和外国入侵的机会征服恩东戈和刚果，结果战斗不是陷入僵局，就是以葡萄牙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17世纪末，葡萄牙人放弃征服，转而专注于维持沿海和沿河的前哨，以及从奴隶贸易中获利。而后来葡萄牙新的扩张行动直到1857年才开始。

自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航行到印度后，东非的斯瓦希里海岸就成了葡萄牙人远程亚洲的关键中转站。葡萄牙人征服远离海岸的大片领地的努力，在疾病和军事对抗的共同作用下尽数落空，留下来的只有一些沿海的贸易基地。只是在1498年与马林迪苏丹结盟后，葡萄牙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得以成功地突袭并强占了沿海其他的一些苏丹国。

尽管葡萄牙人的军事战略总体上是海洋导向型的，但他们也试图在内陆征服黄金产区，只不过最后失败了。1570年至1575年，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上游进行了一次探险，从津巴布韦高原寻找黄金，这是葡萄牙在非洲发起的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动用了1700人的部队。葡萄牙远征队在赞比西河沿岸建立了一个据点，却饱受疫病和军事失利的困扰。迈克尔·N.皮尔逊这样评价葡萄牙人的内陆征服战略：“这是致命的一步棋，因为他们的优势本质上来自他们装在船上的大炮。他们在陆地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即使面对装备简陋的绍纳战士也一样。”这次远征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直到17世纪末，葡萄牙人的势力依然局限在其沿海的飞地和赞比西的前哨。

在很多方面，葡萄牙人在非洲的经历与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经历自然形成了对比。和他们的伊比利亚邻居在美洲的所为一样，葡萄牙人始终试图利用原住民之间的敌意以及当地的混乱，来扶植之后可以作为附庸并臣服于自己的盟友。但是，葡萄牙人无论是在外交行动还是军事行动上都没有取得同等的成功。为什么呢？一个突出的因素是疾病：传染病的影响在这里发生了翻转，非洲没有发生与美洲类似的灾难性的人口缩减和社会崩溃，反而是欧洲人及其牲畜在这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葡萄牙人最初确实是靠着海上力量抵达非洲海岸的，但除此之外，远洋船只在大西洋沿岸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尽管葡萄牙人的内河船只在向内陆运送补给方面十分重要。在靠近大西洋海岸的地方，葡萄牙人的登陆尝试多次被挫败。沿海的河口对于远洋船只来说太浅了，葡萄牙战舰附载的大划艇在此处不敌当地人的划桨船。除了在阿曼人抵达之前，对东非的斯瓦希里港口小国施以炮击之外，海军优势从未转化为葡萄牙人在非洲的制胜关键。

要塞和陆基火炮在非洲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依然只有在斯瓦希里海岸算是例外。如果没有驮畜，火炮极难跨河移动，而驮畜在疫病面前又不堪一击。铁甲与铁剑赋予葡萄牙人的力量远比人数优势更重要，但他们在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地区还是负多胜少。在早期，由于战斗主要是近身作战，火枪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但到了后期，非洲人在火枪方面也可以勉强抗衡葡萄牙人。

单独的葡萄牙船只可以轻易地击败亚洲商船和海盗，这是一项重要的优势，使葡萄牙人可以授权第三国商人在国王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航行，从而在西印度洋上建立起他们的“通行”体系。葡萄牙的海洋统治地位在极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下事实：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国家并不拥有海军。更进一步说，得益于这样的事实：由于文化倾向，这些帝国对于海洋贸易没什么兴趣，而且他们的财政基础也主要在陆地上。这即使对于岛屿众多的日本来说也同样适用。

虽然葡萄牙的海军实力不完全是一个神话，但它还是遭遇了一些重大的考验和失败，比如奥斯曼帝国和明帝国就分别在红海和中国南海取得了防御战的胜利。

葡萄牙规模最大的海军行动很可能也是他们最不成功的行动，他们试图在红海中杀出一条血路，进而摧毁伊斯兰圣地。面对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地区集结的最强大的舰队，马穆鲁克以及在1517年击败马穆鲁克并吞并其领土的奥斯曼人，利用他们的桨帆船舰队，在1513年、1517年和1541年都取得了防御战的胜利。自17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人的西翼受到了阿曼苏丹的严重威胁。1650年，阿曼人将葡萄牙人从阿拉伯半岛上的马斯喀特逐走后，又荡平了葡萄牙人在西印度的几块领地，其中包括第乌和孟买。

1521年至1522年间，葡萄牙人迫使中国开放贸易的努力走错了方向，导致双方在广州湾爆发战斗。在第一次战斗中，有赖于更为先进的火炮，5艘葡萄牙战船成功地抵挡住了规模大得多的中国舰队，但西方人面对火船进攻，依然不得不选择撤退。在第二年的第二场战斗中，一支规模更大、配备了先进得多的火炮的中国舰队漂亮地击败了葡萄牙人，后者损失了两艘战船。

葡萄牙人对锡兰康提拉贾发动的战役，是他们在亚洲为数不多的征服领土的尝试。葡萄牙人先后在1594年、1630年和1638年发动战役，然而三次都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每一次葡萄牙军队都遭遇伏击而全军覆没，指挥官也被杀死。康提军队最终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葡萄牙人赶出了锡兰岛。

葡萄牙人征服锡兰内陆的尝试遭遇了挫败，而且在阿拉伯和东非地区也丢掉了要塞。1683年，果阿差点儿就被印度马拉塔联盟的军队攻陷，是依靠一支10万人的莫卧儿帝国大军的帮助才得以幸免（随后莫卧儿人要求得到相应的报酬）。马拉塔人使用南亚传统的轻骑兵部队，在1737年至1740年的战争中大败葡萄牙人。他们通过包围战术成功地攻下了瓦赛的一座星形要塞，又迫使葡萄牙人在焦尔放弃了第二座要塞并支付巨额赔款，这让葡属印度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欧洲人在近代早期的海外征战中战无不胜，对于这个观点，葡萄牙人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北非遇到的困境和失败可以起到有效的纠正作用。这些战役表明，欧洲人在火药技术上的领先是多么的短暂，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再次表明，更广泛的背景因素往往比单纯的战场形势更关键。

可能是因为“北非”这个舞台上所发生的战事并不符合西方必胜的标准说辞，所以它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然而，这种相对的无视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战斗只是插曲。

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了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城邦休达。从1458年到16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葡萄牙人占领并加固了一系列其他港口和前哨站，尤其是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最初船只和火炮带来的巨大优势让葡萄牙人所向披靡，即使在敌我人数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够占领和守卫像丹吉尔这样的沿海飞地。然而，在解释这些早期胜利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与军事技术同样重要的因素，是马格里布地区的地方政权因部落内部斗争和长期的继承斗争而四分五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往往只能在其舰船火力覆盖的范围之内占据优势，但除了从沿海据点发动突袭之外，他们的军队在内陆的战斗力急剧下降。

在1542—1545年期间，葡萄牙人撤出了北非，只保留了三个定居点。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1578年，年轻的塞巴斯蒂安国王率领一支近2万人的葡萄牙军队——组建这支军队花费了王国年收入的一半左右，在摩洛哥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国王本人和一大批葡萄牙贵族在战场上丧生。一位历史学家评价这一事件“无疑是葡萄牙人在海外扩张中所遭受的最大的军事灾难”。

在考量西方扩张在这一地区受到的限制时，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人投入的士兵、船只和金钱，比他们在其他欧洲之外的远征中所投入的多得多。葡萄牙人在东方的作战部队几乎从来没有超过2000人，然而1415年对休达的首次攻击就动用了2万人的部队，1478年对付艾西拉时投入了3万人，在1578年最后一次也是最致命的远征中又投入了差不多2万人的部队。哈布斯堡王朝也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派出了类似规模的军队与奥斯曼人作战。因此，葡萄牙人和哈布斯堡王朝在北非未能成功达成战略目标，不能归咎于人力与金钱投入不足。

从以上近代早期欧洲扩张中的失败，我们可以说，在1750年之前，欧洲人相较于任何地方的其他文明都没有军事优势。西班牙在美洲取得的成功算是某种例外，更多地得益于疾病和当地盟友，而非军事技术。

相反，欧洲人在非洲和亚洲的扩张可以这样解释：欧洲人相互争夺的是其他既有强国不感兴趣的地球表面的一小部分，也就是海洋；此外，他们还讨好非洲和亚洲的当地政权，与其建立良好关系，以确保小型贸易前哨的安全。

那么，既然如此，将军事革命看作西方在近代早期称霸全球的驱动因素，这一论点依然大行其道？这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史料的安排和解读方式出现了时空偏差，即弄错了年代，搞错了地点。空间的偏见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即欧洲的一系列特定的军事和政治发展被错误地解读成存在严格、必然和普世的因果关系。

时间的偏见是指统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从西方统治和亚洲、非洲衰落的时代往回追溯，在之前的几百年中挖掘证据，证明西方必然成功和东方必然失败的先决条件。很显然，将西方人在19世纪末的胜利视作自然规律的结果而无视更早时期欧洲的弱小是错误的。

我们拥有一个彼此联结的全球国际体系差不多五百年了，人们常常将这一时期与西方统治时代画上等号。西方在军事和政治上拥有霸权，这类假定在一开始就支撑着对全球国际体系的研究，并支撑着解释这一体系的理论。但事实上，自从全球国际体系形成以来，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由西方主导的。恰恰相反，从人口、财富和军事力量的角度来看，欧洲国家与亚洲强国如莫卧儿帝国或中国的明清帝国相比是弱小的。这一事实常常得不到认可，这反映了我们对国际政治历史发展路径的认知是多么扭曲，而这种认知对于我们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摘自：《脆弱的征服：欧洲扩张与新世界秩序创建的真实故事》[英]杰森·沙曼/著 黄浩/译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