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的林徽因现状：引爆五四运动的

100年前，因为北京报章上的一篇文章，引爆了五四运动。

走上街头的北京学生，用洪荒之力在宣泄着对北洋政府的不满，同时也是在用徒手的力量抗击列强对祖国的凌辱。

点燃学生激愤的这篇文章，就是林怀民先生在1919年5月发表在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的一篇檄文，而文章引用的时政材料，则来自梁启超先生从法国巴黎发来的电文。

梁启超（左）、林怀民（右）

在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之际，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那段中国人曾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

历史定律，皆有逻辑可寻。

说到”五四运动”，必然要谈到“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

为了节省篇幅，我只择紧要处论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德国人深陷其中，这让觊觎山东半岛的日本人发现了机会。（当然，日本人对德国“干涉还辽”的事也一直耿耿于怀。）

1914年8月，日军出兵青岛，击败德国军队，开始接手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

1914年11月16日，日军在青岛举行入城式，图为骑兵第22联入城

战前，北洋军阀政府表态支持日本进攻青岛德军，而战后则奢望日本人将青岛还给中国。武力驱逐既然不够实力，北洋政府便只能“打嘴仗”——不断提议外交谈判。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与北洋政府谈判，他当着袁世凯的面提出了一系列条件，洋洋洒洒，这便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是个灭亡中国的条款，袁世凯当然不敢随便答应，但是武装对抗他又不敢，只好一边拖拖拉拉，一边期望英、美等“友邦”调停。

一顿撕扯之后，日本方面做了一些让步，袁世凯政府最终接受了“二十一条去其七”的条款。（所以，“二十一条”实际上应该是“十四条”。）

“二十一条”原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二十一条”原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虽然全国抗议之声不断，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但是舆情过去之后，条约还是签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签订条约，将德国在胶州湾的全部殖民权益转交给日本。（条约统称为《民四条约》，即“民国四年签订的条约”。）

这个条约不仅丧权辱国，还成了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恢复中国在山东权益的一个重要理由——你自己跟日本人谈好的条约，凭什么反悔？

袁世凯批准并署名盖印的“民四条约”（依琳收藏，翻拍自《日本侵华图志》）

虽然中国代表坚称是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当局所签订，但把持巴黎和会、各怀鬼胎的列强首脑们却不这么认为。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局的皖系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向日本伸手借钱，而日本为了更进一步控制中国权益，向中国贷款总计1.45亿日元。（日方负责人为西原尾三，所以这笔借款也被称为“西原借款”。）

作为借钱的“报酬”，段祺瑞任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政府于1918年签署《山东问题换文》——实际上又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而且这种权益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德国。

这次签约更进一步地确认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导致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成为一种必然。

因此到了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时，中国代表可以打的牌，其实已经被袁世凯、段祺瑞当局给堵死了。

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合影

总而言之，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不愿得罪日本；而日本人也手持条约，并自恃武力，不愿归还山东权益给中国。（关键是北洋政府不争气，导致外交牌也办法打了。）

“一战”结束初期，和平成为世界主流思潮。日军占领山东而不退，确实也有些理亏，于是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口头承诺将在未来归还山东，但是却不愿将此条写入正式的和约文本中。

口说无凭，而中国又没有发动军事打击的实力，只能让和会代表继续发射“嘴炮”。

就在这期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困境引发了国内青年的激愤。

1919年2月到3月，就在中国代表团正在巴黎开会时，新当选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法国考察。（注：徐世昌于 1918年10月当选民国大总统。）

梁启超到巴黎后多次向报界演说，还引发小册子以介绍山东问题、宣传中国代表团的诉求等。

1919年4月29日，英、法、美首脑召开“三国领袖会议”，做出了如下决定：

德国原本在山东取得的殖民特权，全部让渡给日本来继承。

梁启超获悉后，立即复制英法美三国的说法，指责北洋军阀政府在和会之前跟日本签署的条约和换文，同时曝光了一众亲日派官员。

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徽因之父林长民获知巴黎和会情况后，开始口诛笔伐。（注：林长民时任外交委员主任兼事务长。）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和《国民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文章中说：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此文刊载后，直接引爆了五四运动。

中国代表团还在巴黎前线奋战，而北京后院也燃起了熊熊大火。

尚在斡旋之中的山东问题，被升级为“国家将亡”的大事。而且这一观点迅速燎原，不仅在北京，还在上海、山东、东北等地引发了持续的游行示威与罢工的风潮。

群情激愤的学生涌上街头，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

五四运动开始后，学生不断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将胶州湾交给日本。（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学生们将“二十一”条之后的各种中日密约相提并论，批判的矛头则直指长期负责对日谈判的曹汝霖等官员，北京曹宅被烧，章宗祥被痛打。

与此同时，五四风向又从收回山东转向了反日——抵制日货、拒收日钞，甚至焚烧日货等。全国各地开始工人罢工、商人罢市……

1919年6月10日，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等亲日派官员被罢免，总统徐世昌也一度提出辞职。

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五四运动时期的上海工人大罢工

1919年6月28日，由于国内汹涌的民意，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

竟使日本继承在山东省之德国权利，不使中国恢复其领土主权，实不公道……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媾和条款之不公也……

这个声明，算是为积贫积弱、但又“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挽回了一丝丝的尊严。

以上是对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回顾。下面谈谈个人对五四运动的一点看法。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远因则是“二十一条”引起的排日风潮，而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

100年后我们再看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少有的“青年引领时代”的世纪风潮，为其后三十年的社会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导致五四运动燎原之势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清朝已亡、民国初立时期宽松的社会环境，才能促成这一股巍巍大潮，请看下面一段描述：

在风起云涌的学生活动中，据说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对学生的这种待遇，这100年内还没有出现过，以后恐怕更不会再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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