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已死二十年无人反思（当代头号诗人顾城）

1987年某日，号称“中国诗坛巨星”的顾城，去办签证。当工作人员询问他是什么人种时，他立即回答，““美丽的”，搞得周围人目瞪口呆。这件事被视为文坛嘉话流传一时，直到6年后一桩人伦惨案发生时，所有人才“细思极恐”，背脊发凉。

所谓“人伦惨案”，实际早已化为当代中国文坛一道最寑陋的创伤：1993年10月8日，定居新西兰激流岛的顾城，在与妻子谢烨起冲突时，竟然扳起斧头直接挥砍，致其立时殒命。随后，他留下4封遗书，用一根绳子自我了断。当年，血案一经报道，是震惊海内外的。它给人的精神冲击确实特别强烈：一个以“童话诗人”徽号倾倒众生之人，最终竟以这种最极端、最恶浊、最血腥的方式逃离人间。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事情又发生在国外，所有信息都很慢很破碎。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两种对立观点，一直争吵到现在都无休止：前者基本为一般大众，认为行凶者罪无可恕，也是“文人”\“诗人”这个群体的耻辱，这是谴责的态度，也是在引发公愤；后一种，多是顾城“粉丝”或“朋友”，意在为大诗人辩护，以为只是“一时糊涂”，“可能在新西兰太寂寞了”，甚至还有将污水泼向谢烨，指她有错在先，与“其他男人关系不明的”。

比如这篇为顾城辩护的“论文”，将责任完全推给谢烨

多年来，对这两种解释，我都不大认同。总觉得不对劲，说服力太低，连起码逻辑都说不清楚。而且，事发当时，谢烨也只是吵着要离开，是世间夫妻司空见惯的场面，何至于猛然恶魔附身，抡起斧头就砍向至爱，于情于理都匪夷所思，完全是控制不住情绪的临时起意、陷入疯癫的歇斯底里。所以，现在想来，其实还有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是被忽视的：即身为“当代头号诗人”的顾城，是否有精神问题？甚至在丧心病狂的多年前，神志就已经不正常？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就等于说，“诗人顾城杀妻案”，从根底上讲，就是一起“神经病人行凶案”。

其实，早在1985前后，与顾城夫妇往来密切的诗人朋友们，多已发觉到顾城似乎“不太正常”。只不过，那时大家还仅仅理解为“大诗人多神经质”。

诗人江河发现，生活中的老顾，总是心不在焉，神情恍惚，走路的时候都需要谢烨一直拉着，不然就会往马路当中走去，对于直奔而来的车辆视若无睹。更离奇的是，顾城在家里会“莫名其妙地发疯，撒泼打滚”，因为每当此时，谢烨也无可奈何，会传呼他过去帮忙。但是，多数时候，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顾城又会神奇地“痊愈”，永远彬彬有礼，一副沉默寡言的绅士状。而且，人家诗写得一首比一首好，江河不敢往“精神病”三个字上想。

那时的顾城，无论一年四季，都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三套轮着换穿，并且任何时候，风纪扣一定是扣着的。其实，在那个时候——1990年前后，已经极少人穿这衣服，尤其是年轻人更不可能了。卞毓方的《晚年季羡林》一书就专门写到，彼时连季羡林都买不着，最后问了另一老教授，才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门面店。顾城还不苟言笑，每日顶着一个怪异的长帽，是从牛仔裤上剪下来的，睡觉都不愿意脱下来。身边的人认为是文人特立独行，也没往深处想。

从舒婷的文章看，顾城患有暴食症。在这些文字中，顾城对“饥饿有一种特殊的恐惧”，“会把自己吃得昏天暗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她说，某回他们受邀至美参加一场国际诗会，因为酒店早餐免费，顾城会把所有人的蛋糕都吃掉；艾青女儿请客，几个小时的宴席之后，所有人都吃撑了，唯有顾城会把所有剩菜都倒在一个大盆里，“就把它们全吃了”，以至于“大家完全都傻了”，“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肚子来盛啊”！

舒婷

这位初中都没毕业的大诗人，太多行为都显得不正常。比如说购物，一家人去逛超市，谢烨给儿子小木耳买个荷花玩具当生日礼物，顾城会突然不高兴，偏要妻子退掉，不行了就“坐在地上不走，撒泼耍赖的”——这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啊！再比如，日后到了国外，顾城基本上一句话不讲，也拒绝学英语，不跟任何人交流，一年就写几行诗。谢烨需要担负所有事务，做家务、学开车、挣钱做买卖、去卖鸡蛋养家，还落了个外号叫“谢会计”。

不仅如此，谢烨一跟异性讲话，他就不依不饶，威胁、砸电脑、家暴打人，无所不至。有人说他只是“抑郁症”，可郁抑症是这么暴戾的么？

这些极端的言行，其实已经是一种深度病态。深度抑郁 疑神疑鬼 PUA控制 暴力倾向，无论哪一方面都显示，早先的顾城精神上已经有严重问题，甚至有人格分裂症状。

身高165的顾城，自我想象中的“人设”，是飘忽不定且对立的：时而“小孩”，时而“丈夫”；时而是“诗人”，时而是“木工”；时而体贴温存，时而冷酷无情；时而是温文尔雅的君子，时而为狂躁不已的暴君，甚至性别角色上时男时女。诗人西川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手上拎着个女人用的手提包，“包上还有小波浪的”，西川“觉得很可笑”，他毫不在意。

这样的顾城，阴晴不定，喜怒无常，纯美童话又恶之花，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偏执狂”，全部生命似乎都可以用一根极端的管道连起来的。前些时日，我看他的手稿，那字迹工整、端肃且漂亮，完全可以当硬笔楷体书法看，实在很难跟他这个人联系起来。更别说，写于1984年前后的《生命幻想曲》、《只要城市，就能到达》等诗，是如此纯净美好，少年时代的我，在每一个夜晚读来都如醉似痴，需要细心地读，唯恐打碎了。我不喜欢他这个人，但对他又有一种文学上的感激之情。

顾城手迹

1986年开始，他就戴上裤帽招摇过市，人问他为啥这样，他说“脑袋怕冷”，有时说“标志着长城上的一块砖”，不仅行事乖戾，连思维都是迷乱的。很可惜，那个年代精神学常识都不普及，加上“大诗人”光环罩身，以至于都没人怀疑到这方面去，依然把他视为“一个任性的小孩”加以宠溺。比如，在杨炼笔下，1987年的顾城就动辄谈自绝的方式，可朋友们无一觉得有问题，还认为他“深刻”，“很酷”。

连可怜的受害者谢烨，都可以说是无形中的“加剧者”，是以一种不正常的“爱”的方式，助长了顾城的精神障碍。唐晓渡说，当年在任何场合，顾城在，谢烨就一定在，而且永远会用崇拜的目光望着顾城，即便两人结婚多年。1986年昌平诗会，三四个诗人住一个老平房，谢烨竟然一晚上都这样看着顾城。这正常吗？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姑娘魔怔了。谢烨很爱丈夫，但这个爱里面也很复杂，更多的是粉丝 情人 妻子 母亲 保护者这种五合一的畸态角色。悲剧会这么发生，也得承认，谢烨是无心的推动者。顾城对谢烨也是有深爱的：舒婷就说过，1985年福建东山举办““蝴蝶岛诗会”，顾城单独赴会，吃饭时分众人呼啸碰杯大快朵颐，惟顾城每闷闷不乐，站在窗前悒悒不乐。问他，他说，这里觥筹交错，可谢烨在京想吃个炒鸡蛋都不容易，言罢潸然泪下。

可就是这般深情的爱，几年后的刹那间，只因一时不快照样可以举起屠刀，这不是精神分裂是什么？可以说，写诗，顾城是天才；但心理状态着实四分五裂。

如今，从种种材料上推断，至少在杀妻前8年，即1985年时分，顾城已到该住院状态。后来他写的小说《英儿》，则是一部感情完全扭曲的书。

顾城朋友毅伟，其文章《在上海武夷路的日子—回忆顾城》有提到，那时有人提出“顾城该去精神病医院做检查”，可顾城“很不高兴，坚信自己没有病”，谢烨也认为他不必要去，毅伟这些友人更认为是无中生有，加上“顾城比医生还懂弗洛伊德”，就此不了了之。

而我读《顾城的诗》，也注意到，正是差不多在1985年之后，他的诗开始无比晦涩，而且充满了怪力乱神之类，与早期诗歌近乎完全断裂，形同呓语。只可惜，彼时的他，愈受诗迷粉丝们包围，完全成了时代明星人物，被舆论视为“准伟大诗人”。王映霞80岁时所写的《自传》说得挺好，“诗人住在历史上, 他是个仙子,如果住在你家楼上,他就是个疯子”。

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大讽刺，更是一桩由评价错位导致的大不幸：譬如，假若没有粉丝们的非理性追捧，他还会自认为天才，甚至超凡到日常生活就该享受“齐人一妻一妾”之福吗？没有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仰慕”声音的推波助澜，第三者“英儿”就不大可能被堂而皇之地接受，那么悲剧也有可能避免了。28年过去了，任何道德上的责难、及伦理上的非议，都变得毫无意义，更于事无补，但确实仍值得我们集体反思。

新西兰住所今貌

“杀人犯”顾城，留给那些朋友们的印象，一直都是很单纯的样子。与友人们同行，他会躲在躲在路边，埋伏在树丛后，扔小泥块袭击，“就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调皮学生”。现在是北大教授的唐晓渡感慨最深：他最后一次看见顾城，是在1987年春天，在北京沙滩红楼一家书店。那次，顾城突然说请吃饭，让唐晓渡大吃一惊——因为顾城抠门，据说从不请客吃饭，“在经济上是有一种病态的”。

问，请什么，答曰蛋炒饭。而且，顾城还特意补充了一句，“今天不吃你可能永远都吃不到我的饭了”，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句对话，不想一语成谶。事发多年后，唐晓渡想去看望顾城父亲老诗人顾工，听闻顾城爹娘则在事后再也没出过家门，“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再也不见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