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最讨厌孟子（孟子如何会得罪朱元璋）

因为曾参加过“批林批孔”运动，加上弄到一本“破四旧”时《论语》，虽不能完全看懂，但却也断断续续、似懂非懂地认真读过，所以，从十几岁便有了些认知；而接触孟子就很晚了，大约年近而立之时，方才第一次通读。

但对孟子的精辟言论却很早便能如数家珍般地在心底常存了，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有感时便用出来显摆一番。

孟子与孔子并列，一直是被以“亚圣”尊之，其学说亦称“孔孟之道”，但二者是很大不同之处的，所谓“孔子曰仁，孟子曰义”，这至少说明二人的着重点不同。

《孟子》一书中，通贯其中的就是一个“义”字，相对于孔子的温柔敦厚，孟子要犀利了很多，他对如何做人，如何在利益面前的取舍，教会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价值取向，那坚贞不屈的大丈夫精神和行为准则，生生不息，万世绵延，从而也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孟子》还被后世的朱熹列为《四书》之一，科举考试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成为科举必修书目，这也从根本上肯定了孟子的地位。

其实，在孟子之后的很长时间中，孟子并不为人所重视，即使历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声名亦未见有起色；不知是因为孔孟学说被那董仲舒抽取了精髓以迎合帝王之欲，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孟子并不是太受人们待见。

孟子之所以名声大噪，首先要感谢中唐的韩愈，他在《原道》中，第一次将孟子称为继承孔学的“道统”人物，是真正的孔子学说继承人，在他的影响下，后世的欧阳修、王安石及三苏等，都尊崇孟子，遂出现了一个尊孟的升格运动，再经宋神宗、元文宗，一直到明代的嘉靖皇帝，无一不是孟子的崇拜者。

但这其中也是有风波的，最过激的一次是来自朱元璋，这位历史上对底层百姓最好的，对苛刻剥削百姓的贪官污吏行“剥皮填草”之事的“讨口子”皇帝，却下令将孟子像移出孔庙，这有点让匪夷所思。

孟子的思想核心是民本和仁政，仁政当然不入朱皇帝的心思，而朱元璋虽然看似对老百姓好，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也触动了他的底线，所以才做出了这疯狂之举。

但是，对篡位的朱棣来说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孟子的说道似乎是他造反的基础，所以，在17年后，又将孟子请回了祀堂，如同闹剧般地收场，搞笑。

相对于孔子，这孟子到底好在何处？为何能称“亚圣”？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课题，远不是一篇小文能叙述清楚的，只能说说我对此的一点感想，绝无认证之妄。

就孔、孟二人的个人经历来看，他们在世时都不得志，虽说孔子曾当过几天的“司法部长”，却与他要用自己的学说去改变天下的宏志相去甚远，而孟子就更悲摧了，幼年为我们留下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看来家境也不算好，一生几乎没当过什么正经的官。

他距孔子离世有小两百年，是其再传又再传的弟子，当时的名气还是很大的，也如孔子一样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赴魏游宋，奔齐说鲁，排场要比孔子大了很多，“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亦颇受各国当权者的欢迎，至少不会出现“无食困陈蔡”的现象。

但悲摧的是，他也只是同那些“肉食者们”进行了几次讨论，一句王“何必言利？但曰仁义而已矣。”把人家说得昏昏欲睡，或者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仅此而已，没奈何，晚年返回故乡邹国，从事教育和著述，于83岁时逝世。

虽然孔孟皆非不得志之人，但要是同那些先秦的百家先哲们相比又要好了许多，比起老子图书管理员后的偷渡，庄子漆园护林员的无奈，墨子“藜藿之羹”的穷困，商鞅“五马分尸”的惨烈，这儒家的创始人们，也不算太委屈了。

孔子讲仁义礼智信，这是形而上的概念，《论语》零散不成文，皆为语录之记录，后世对其的解读会容易产生歧义，所谓“孔子死，儒分为八”，便是佐证；而孟子则说的是良知，即“万物皆备于我”，强调的是个人要先有浩然之气，然后才能行教化之事，这在操作上要精准了许多。

也就是说，孔子的仁，是指一个君子的内在修为，这个就很有些虚无了，而且修炼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具体的表现也形式各异，实在有些让人无从着手，所以，各说各理，各有侧重，反正是正人修养的好东西皆可为，见仁见智，都有道理。

而孟子的义，则是指一个君子的处世之道，亦可以说是内心之“仁”的外在表现，为君子者，为民请命，民贵君轻；为君子者，舍生取义；为君子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君子者，“善养浩然之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相对于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孟子要刚烈得多，“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孟子的观念中，伐无道昏君也是仁，这蔑视君王的气魄，于孔子来看，直可视为乱臣贼子。

像这样无视“无视君父”的语言，孔子是万万说不出来，甚至可以说，孟子同孔子的君君臣臣之观念是相悖的，尽管君无道，孔子也万不能说是可以将其推翻的，最多是让臣下反复地去劝诫，有毛个用啊！

孟子身处一个连年征战，尔虞我诈的时代，其学说要推行起来是不太可能的，他理想中的国家，比起老子的“小国寡民”，要显得具体很多。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在当时的状况下是根本没有适合的生存土壤，各国都为增强国力而变革，需要的是如何“王天下”的，操作性强的理论，如张仪和苏秦般的纵横家，管仲和商鞅那样的法家，所有的理想都是后话。

也就是说，强国需要的是“术”而非“道”，而孔孟所代表的儒家学说，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所以，孟子注定是位失败之人。

作为一位“公知”，同孔子相比，孟子被人黑的概率要低了很多，尽管他口无遮拦地将诸侯公卿和诸子百家问候了个遍，但却也不妨碍他成为圣人。

究其原因，是孟子行事的原则，不是什么是好事我便去做，而是我觉得这事我应该做，就应该这样做，志之所在，义当所为，这是内心的修炼使然，是“仁”心的表现，也就是“义”。

这是对得起自己的选择和裁断，即所谓“道之所在，虽万千人逆之，吾往矣。”说的便是这种气魄，大丈夫当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