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孩子学国学好吗（还在纠结孩子几岁学国学）

今天，孩子7岁进校读书，12岁左右小学毕业。小学指7到12岁孩子读书的学校，是个组织机构。古代所言“小学”，含义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不同。古代将孩子启蒙时期所学基本功课称为“小学”，主要指所学功课的内容。

文化一代代不间断传承，必须依靠每一代人系统地学习前人传下来的知识，思想、经验等。所学、所感包括文字、历史、习俗、思想、经验等各方各面，作为基础的小学功课也就包括许多方面内容。古时有将这些内容并称为“六艺”者。《四月民令》（后汉崔实撰）：“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篇章者，即各种字书。很显然，小学是从识字开始的启蒙教育，为幼童所学。“古者八岁入小学，”《周官 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九数。六书者，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也。＇而宋人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据章炳麟先生说：汉儒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此六艺也被视为“六经”的内容，但六经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大艺也。属“大学”内容。汉儒所言六艺，与六经应为名称相同，含义有别。宋代称小学之六艺为：文字、五方、术数、洒扫、进退、射御，实际上含义差别不大。曾上网查过“六艺”一词，有说是风、雅、颂、赋、比、兴的，这个六艺只可对《诗经》而言，不可指别的，不要搞混了。

“小学”概念内涵多有演变，但核心内容总是基础知识。传统文化的内容，绝大多数用文字记录在各种文献中，必须阅读并读懂这些文献，才知前人的理论、思想、习惯、情怀、人生追求等等，才能谈得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小学功课中，文字部分总是学习分量最重的部分。也是小学功课中最难部分。基本学通小学功课，有了一定基础，才能读经、史和百家，才能真正地成为文化的传人。

《周官 保氏》中所言“六书”，实际上为汉字六个特性。现代汉语中已经几乎见不到转注和假借，其他四个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就文字本身演变而言，六艺中的指事、象形、会意、形声需要造出独立的文字，转注、假借则不必造字，用其他字“代替”，能表新意即可。

象形就是画成一形，以象一物。日、月、水、火之类即是。因字形要象一“物”，象形字基本上是名词。“象”为外形与字形相像，不是属性与字形相像。如“火”字，只表示出火焰升腾的样子，火发光发热的特性从字形中看不出来。有人说，凹凸二字指的是一个不平坦的面，是一种属性。但也有人将凹凸作为指事来看，认为不属象形。这种争论属于较为专业的文字学，小学阶段，主要是懂得汉字构成的基本特性。象形字有单体，也有合体，如“果”字就是合体象形。象形字所象的物，是一类物或一种物，不会是指一个独有之物。文字须用来交流和记录，否则没有存在价值。如果世间只有一个唯一存在物，造一字象其形，是无法交流的，记录下来其他人也不可能知晓，更应视为一幅图画，不是一个字了。有人说“日、月”就是只有“唯一”一个存在的物体，但日、月虽独有，天下人人能见，象其形，可交流，也可记录，属典型“单体成类”，虽是唯一单个的存在，完全能作为一个“类”。今人认为：日、月属于恒星和卫星，也属一个类。古人根本没有恒星、卫星概念，在理解上不可用这样的思路做判断，莫把古人当今人。

指事，造一字，以指一事。所指之事，可是一种“事件“，或是事物的一种属性或状态，或是一种概念。这里所说的属性、状态是对象表现出的一种共有“性质”，如：“飞“字在古汉字里，上面还画了个象鸟头的形状，下面展开的双翅，指“飞”这样的属性，不是“鸟”这个事物。可以说鸟在飞、虫在飞、云在飞等等。对象不同，“飞”为共有状态。“本”字，木下一横，指木的根，根为木之本，万物以五行为本，变化以阴阳为本，为人以诚信为本，这些古人都认为天经地义，是一种属性。数字一、二、三、四都指“数”这个被抽象出来的概念，此属性万物皆具备。因而，指事除名词外，多有动词、形容词。

会意，就是将字与字，字与偏旁，或偏旁与偏旁组合成一个字，表示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意思”常包含很多个层面，有时理解需要一些引申或“联想”。如：信、武，皆为会意字。人言为信，是在自然层面上说。因为与人交往方有信或不信可言，交流主要靠语言，故信指人言而说。唯信才能算是人言，人言无信与鸡鸣狗吠何异！此乃从道德层面来解。不论从什么层面解，“信”的含义总在对人、对事“相信”与否的大范畴内。止戈为武，对抗发展到最终就是“动干戈”，止住他人动干戈就是武，只要动干戈就是武，军队步伐整齐也谓之武，不论何解，都在“武”这个大概念范畴中。常听人感概，中国字“博大精深”，一个字或一个词表达了很多层含义，其中很多就指会意字。此现象为语言发展正常规律，不是什么圣人玩了“博大精深”创造出来的。随着认识发展，思想和认知概念都变得更深刻、广博，需要在不同层面和角度做表述，作为表述工具的词汇自然也随之发展，“信”演化出信仰、信赖、信奉、信徒、信心等词汇，“武”亦演化出武装、武力、武器、武备等词汇，以表述不同层次和方面的概念。总是有了需要表述的概念，才产生相应的词汇。再者，新概念是由原概念经拓展、深化、或多概念交融而来，表述原有概念的词汇同新概念必有相互关联，因此，古人字词中表述一个概念的词，今天可能包含了多层同类概念，不是古代词汇（字）的神奇，而是古代概念多笼统、综合，后经发展，概念结构变得更复杂、多重，需要更准确表述，因而需使用多个词汇。一般地说，在相同范畴中，古人的概念比现在的都更笼统、多元、含混。如果说前人所创词汇博大精深到了包含了后来才产生的概念，违反起码的逻辑常识，是不可思议的。现代人学传统文化，不应相信过度的炒作和夸张，多数情况下运用正常的认识基础和思维方式就行。

形声，将不同的字或偏旁组合创一新字，一部分表声，一部分表意，这种构造的字被称作形声字。一般表意部分为主，表声部分为宾。如：江、河、想、念就是形声字，其中表声的“工”、“可”、“相”、“今”（通“令”）所表之意与其字本义没有关系，只是表示读音而已。随着经验积累，认知扩展，需要表述的概念更加多样、复杂，需新创更多字才能适应。概念越复杂，口头表述与书面表述“一致性”要求越高。因此，越往后的新创字中，形声就越多，现代汉语中以形声字数量最多，属正常情况。

转注，指用一个字去解释或说明另一个字的含义。转注的“注”，就是注释之意。古代文献经历长时间传承，一些字的含义后人已难识别，需要注释，字义本身古、今理解有差异等情况，都需要注释。古汉语大多是“单字成词”，需要解释的词（字）通常只有一个字，用来作注释的词（字）也只是一个字（以一个字为核心），这就使得注释较为困难。为了解释一个字（词）的含义，常常要解释二个或二个以上字（词）的含义，还要分别说明它们之间的相同和相异。再者，被注释的字（词）和用来注释的字（词），虽在含义中有共相同之处，可做解释，但不可能完全一致，有区别是必然。尽管加上说明进行分辨，也常常“力不从心”。并且，有共同词义的字（词）总是不止个，那个准确，明晰，那些不好用，不能用，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常常难以判断。如：寤和寐，跳和跃，在很多时候作为互训，观其训诂之文，的却不畅快。因此，古人所著字书，关于转注可说是解者纷繁，莫衷一是。一个字可以用什么字来转注，什么字不可作注，总是只有一些描述性规范，没有明确标准可循。也许，语言发展有其共性，古希腊语中“逻各斯”一词，含义难解，康德、罗素等大家使用，都作了单独注解，物理学大师波尔借用，也作单独注解。我们自己的文字发展，词汇逐步由单字发展到多字，词汇量大增，词义概括力、准确度、表达层次都大为增强。古代汉语中“转注”的功能，基本上就是现代汉语中词语解释所作的事，属于小学校里的课程，在古代也属于小学功课。至于源于小学功课的六艺，后来出来一门相对独立的“训诂”之学，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现在的语言学、文字学，是后期成长出来的学科。

假借，也称为“通假”，阅读古代文献时，常在注释中读到：“某字与某字通”，就指假借。具体说来，古代文献中某个地方用的某个字，需要（或应该）用另外一个字替换。替换后不仅不影响原文含义，还可能使表述更恰当，可以用来替换的字与原著中的字就是“通假”关系。通假主要有音通、形通、义通三种形式。《庄子 逍遥游》第一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中的冥，刘文典先生考据，与“溟”字通假。“冥”指与阴间相关的概念，而“溟”指浩大的水，从全文看，原文“冥”字放在此处显然说不通，改换为“溟”即可。二字音相同，字形相近，是音通，也是形通。又如，《易经》原文中多处可见的“亨”字，基本上都与“享”字通假，否则原文就读不通。亨；享字形相近，形通也。出现假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古代文字数量少，有些字要表述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甚至是不同领域的概念。后来文字增多了，能够表述更加精准、全面、复杂的概念，在认真分析原文基础上，将原文中某字训诂为通某字，不仅没有改变原文含义，甚至原文的表述可能更为得当。要注意的是，通假不可以离开原来的文章和语言环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通假不会总是一成不变。通假概念一般只能在阅读古代文献时使用，现代汉语实际运用中没有这个概念，也不能再用这个概念。要是现代人写文章，还一定要把“享”字写成“亨”，只能认为是别字连篇，如果一篇介绍量子力学的文章，却在大用“通假”，就一定是一堆废纸。

在文化系统中，文字只是最基础材料之一种。在宏观意义上，文化系统包括所有知识、经验、思想、情趣和爱好。文化以哲学思辨、历史认知、自然探索、经验总结、生活情趣、人生情怀的交织，构建成庞大、复杂而又充满生机的整体。在未间断的探索中演进，由此而积累得越加丰厚。作为系统传承人的后来者，必须终生学习，终生在运用，终生不停地理解和感悟。

小学功课为启蒙而设，首要为传授基本知识、技能；但基础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熏染也从这个阶段开始。学童天真懵懂，学习基础知识和技能要说明道理，辅之以背诵、反复练习，讲授解惑即可。学习观念与思维则要经过长时间积淀，《三字经》中可学文字，也讲授历史，将王朝更迭以及其间一些重大事件编成顺口溜，幼童背诵，加上先生讲解，历史变化顺序和大事的梗概便可知晓。也开始基本观念的熏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说的就是观点，而且是哲学观点，此观点为孟子所提倡。按照现在的知识划分，应属存在论，为形而上的观念。无需任何凭据或说明，确认人性“本初”就是“善”的，也不能用任何方法可以证明。现在的人应该清楚，观点是否成立需要和证明和依据，是在伽利略之后才被广泛接受。古代社会，将一些被认为不证自明的观念作为思想基础，是为全社会认同的，被认为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如：神仙存在的观念；上帝创造世界的观念；存在永恒真理的观念等等，在所有文化系统中，这类观念几乎都是各种思想体系的基础。各种著述里，这类观念或作为背景被使用，或作为论据被直接表述。在启蒙教育材料中表现出来，属于必然。

对于学习的人，形而上观念总是很难搞懂和领会，要能将其作为思考和理解问题的背景，或作为论据运用，非一朝一夕能做到，要长时间点滴积累。对启蒙孩子，这是不可能的。好在这类关于本体、存在的观点，可以慢慢感悟，最终接受它，不必一定要可靠依据来证明。只要接受、认同它就行，接受的人，可成为这个文化流派或体系中一员，否则，自可投向其他门派或体系。千年独尊儒术，儒家一些最基础观念的传承，从幼童启蒙阶段就开始，先是不断点滴熏染，让其能背诵，以后再慢慢感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会秉承这些观念，成为儒家文化的传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也都属这类东西。为培养审美感受，表达能力，生活情趣，而学习和背诵诗词、歌赋、文章，那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也许是长久教育实践之总结，传统教育用于启蒙的文章和书籍，凡直接涉及哲学观念者，基本都是这一类。需要思辨、思考方可理解的观念，启蒙阶段文章中几乎不可见。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中庸》中华书局出版），就只在大学的内容里才能读到。不论从道理上讲，还是从效果上看，这很合理。

听说为了振兴国学，《论语》已经是现代小学一年级的必须背诵书籍，小小年纪要背诵如此厚重书籍，只觉孩子们真的很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 雍也》中华书局出版），怎么会出现“贤哉”之叹？“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 卫灵公》中华书局出版）这类句子，真不知先生要如何讲授才能让七岁孩童明白？以我之肤浅和愚笨，实在想不出。也许能用“直译”之法，讲一遍“翻译”好的白话，也算是传授过了。先辈哲人对于人生理想的思考和追寻，只好让其烟消云散吧。也许这样也可算是国学被传承了，被振兴了。已经完全搞不懂，也不想搞懂。只是觉得可笑又可怜。

《莘靖聊国学》是本公众号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