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三大创始人（复旦创始人毁家兴学）

文 | 凸鲁

编辑 | 蓝橙

2005年9月24日，饱经风霜的复旦大学，终于迎来了百年校庆。当天，几千名学生围坐礼堂，无比激动地期待着庆典开始。

大会正式开始前，主持人蒋昌建郑重其事地向全体师生介绍了第一位嘉宾。

这位嘉宾一头白发，坐在轮椅之上，面目慈善，可明显因为激动呼吸急促。

她就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的嫡孙女——马玉章，这一年，她已经91岁高龄了。

当蒋昌建介绍完老人的名字时，没有人想到，她竟然扶着轮椅，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接着，向面前的观众鞠躬。

蒋昌建也显然没料到这种情况，急忙来到她身边搀扶着。

但并没有结束，老人示意蒋昌建将自己轮椅转过来，然后，她再一次向背后的观众鞠躬。

这时，全场掌声雷动！

这个掌声是给这位尊敬的老人的，也是给她的爷爷马相伯的。

他们的动人事迹至今是教育界的美谈，每每想起，都不禁让人眼泛泪光……

时间回到1939年，此时的马玉章还是个25岁的小女生。

爷爷马相伯感觉自己时日无多，对着她问出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爷爷没留下什么，连你的钱爷爷也没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

马玉章早已泣不成声，

“爷爷别说了，你留给我的恩德已经够多了，我会继承你的志向的。”

很快，马相伯离开的这一天就到来了。

爷爷去世前，马玉章听到的最后声音是微弱的“消息…消息”。

即使生命末了，内心依然炙热如初，依旧想要得到最新的抗战消息。

这就是马玉章心目中的爷爷马相伯。

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国家，渴望通过办学来实现“救国”梦想。

可惜的是他在有生之年根本无法见到成果。

在马相伯心里，办教育就像学狗叫，他想要警醒世人，可临终前，他依然愤慨道：

“我是一条狗啊，叫了一百年，也没把中国叫醒。”

由于爷爷没留下一分钱，父亲又英年早逝，马玉章只好和妈妈邱任我相依为命

解放后，马玉章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

教师的工资不高，但她依旧能保持捐助贫困学生的习惯。

她从来没有忘记爷爷的遗愿，她的生活过得非常朴素，就是为了能省钱帮助更多的学生。

生活的艰难并没有让她萌生悔意，对此她没有一丝埋怨。

马玉章是跟着爷爷长大的，对于她而言，爷爷的行为方式和做人准则，早已融入了她的骨髓和血液里。

马相伯生于鸦片战争时期，父亲是医生，大哥为富商。

作为一名富家弟子，他本可衣食无忧，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使命感呢？

这和他少年求学经历密不可分。

马相伯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十一岁时瞒着父母，徒步去上海上学，不久后便学贯中西，精通八国语言，成为国内第一名神学博士。

作为一名信仰外来宗教的中国人，他深刻感受中国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从这时起，救国理想的种子就埋下了，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改变中国卑微而懦弱的国际地位。

可随着马相伯的才华与地位越来越高，他与教会管理者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

一次一个外国神父来上海造访，教会让马相伯腾出朝南的房间，这件事成为了他退出教会的导火索。

所谓使命感，就是“舍我其谁”的责任和担当。

退出教会（仍信仰天主教）的马相伯，立马投身洋务事业，一心报效朝廷。

但在当时清朝腐朽而无知政治外交中，他没能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洋务运动失败后，还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放弃。

从切身经历中，马相伯悟出了“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之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的“教育富国”的理想。

1900年，马相伯60岁，他决定放手一搏。

他将家里的3000亩地、父亲行医积蓄的现洋四万元，及八处地产，全部捐给了教会。

之所以要重回教会，是因为他想和教会共同创办一所中西大学堂。

这件事一下轰动全国，马相伯此举，更是被后世称为“毁家兴学”。

捐完全部家财，孑然一身的马相伯，隐居在一所孤儿院里，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此时难以预料，他对中国所负的真正使命，才刚刚开始。

马相伯毕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他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闻风而来，纷纷向他求教。

其中，蔡元培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24名学生。各省的很多青年也慕名而至，学生队伍不断扩大。

马相伯眼看时机已成熟，便要求教会履行承诺。

1903年3月1日，国内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正式开学。

（马相伯与震旦师生合影）

马相伯希望震旦学院能培养翻译方面的人才，招收四方进步青年。

所以在办学理念上，老人极力主张“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拒绝以行政、宗教的名义干预教学。

作为校长，马相伯还把学校管理权交给学生，实行学生自治。

“学生自治制”在中国全所未有。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却因此触怒了教会。

教会想要培养的是传教士，而马相伯不干预学生的信仰自由，根本不在意学生有没有入教。

冲突愈演愈烈！

终于有一天，教会和朝廷勾结，把老人架到医院，让他“无病而入病院”。

接着趁机夺取学院主权，“尽废旧章，别定规则”。

幸运的是，马相伯“学生自治”的效果出来了，独立自主的学生可不是软蛋，他们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

同学们开始罢课抗议，相继离校，引发了震惊淞沪的“震旦学潮”。

更是有七名学生代表找到了马相伯，希望他能收留大家。

但此时的马相伯只是个“没钱的糟老头”，自身都难保，哪有自立门户的条件。

可当马相伯看着这些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学生们，满腔的不甘心都是为了拯救学生的热情，他开始带着学生们四处筹款。

最终在多方爱国人士的帮助下，终于在吴淞废弃的提督衙门艰难地创办了复旦公学。

“复旦”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原文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既有脱胎震旦又有振兴中华的含义。

后来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复旦大学，就此诞生。

在这破烂的屋舍里，一个老人，一百多个学生，没有桌椅，只有一张黑板。

66岁的马相伯依然站在讲台上讲课，银须飘然，台下的学生神采奕奕。

他们都很穷，但每个人都斗志昂扬。

国家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马相伯的年龄也越来越大。按道理他应该开始安享晚年，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没想到的是，迎接马相伯晚年生活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噩耗。

1914年，马相伯的妻子和儿子死于海难，只留下19岁的儿媳邱任我和六个月大的孙女马玉章。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国破”比“家破”更让他痛心。

九一八事变后，年逾九十的马相伯不得不为救亡呼号奔走，连续四个月发表了十二次国难广播演说。

1932年，上海“1•28”战事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马相伯也发动全家积极参与到抗战中，他对儿媳邱任我说：

“国家兴亡不单匹夫有责，你们妇女也有责。”

于是，邱任我发起亲属捐款筹款，购办医疗器械药品，并发动一批妇女在震旦大学大礼堂办了伤兵医院。

17岁的马玉章也做了病房护士，参加伤员救护工作。

在全市人民的支援和志愿者的精心护理下，600位伤员全部康复归队。

之后前线城市沦陷，马相伯不断一路西逃。

1939年，马相伯由于身患重病，逗留于越南谅山。也恰巧在这段时间，他达到百岁高龄。

为祝贺马相伯百龄大庆，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将马相伯称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重庆、成都、桂林、上海等地纷纷为先生祝寿，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但老人哪里开心得起来。

“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

然后他将各方赠与的寿金礼品捐出去，用作补偿伤兵。

（马相伯卖字抗战）

七个月后，这位伟大的老人与世长辞，客死异乡。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旧不断劝诫孙女马玉章，“我死后，你要回国（继续）抗日。”

马玉章也没有辜负爷爷的嘱托，她将爷爷的告诫铭记于心， 不仅回国后继续辅助抗战，还继承了他对国家的教育使命。

豪门富贵，名门高贵，发扬先辈优秀品质，坚守本心，这才是“名门之后”的正确打开方式。

马相伯去世后，后人依然不忘他的办学志向，薪尽火传。

解放后，市长陈毅推荐邱任我为上海市第一届人大代表。

在五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并不是所有高小毕业生都能上初中念书。

邱任我找到教育局局长戴伯韬，恰巧戴局长刚好知道马相伯捐献家产办学的事迹：

“大教育家的精神后继有人，岂有不支持的道理。”

于是邱任我作为校董，马玉章作为一名英语老师，建立了一家上海比较早的民办初级中学（后合并于蓬莱中学）。

在几间简陋的教室里，几个班级轮流上课，她们把平民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般照顾。

马玉章站在讲台上讲课，下面的孩子带着求知欲的眼光看着她。

此时的场景和五十年前马相伯初建复旦时毫无二致。

那时常有贫困家庭付不起学杂费、买不起文具用品的，马玉章就打欠条，让总务科从她的薪水里扣。

几十年来，像这样资助贫困学子，不计其数。一直到退休后，母女俩都践行着对马相伯的承诺。

民办学校工资本就不高，马玉章退休后，退休金也才勉强千元。

她没有自己的房子，轮流居住在三位儿女的家里。时有来访者，都对老人简陋的生活表示不解。

老人却说：

“有房子住就可以了，我爷爷能做到毁家兴学，什么财产都没留下，我能还有什么遗憾呢？”

2007年，徐家汇土山湾马相伯旧居一侧建立了土山湾博物馆，征集展品。

马玉章决定捐出爷爷留下的最后纪念品：

一件丝绸锦缎棉袄和百岁寿的寿碗。

领导向老人赠送整证书和慰问金，老人收下证书，但坚决不收慰问金。

领导感到疑惑，女儿马百龄解释说：

“我们不会把老太公留下的任何物件换成钱，所有的捐赠都是无偿的。这是马家的一个原则。”

她不会接受任何帮助，却时常捐助别人，以至于复旦中学校长谢志钧在信中亲切地感概道：

“我与您见面不多，您与您家人的境遇着实让我动心。我们不能为你做些什么，但您却向别人表达了仁爱。”

复旦中学百年庆、复旦大学百年庆、上海向明中学百年庆、徐汇中学马相伯铜像揭幕，都邀请了马玉章做嘉宾，老人都要带钱捐助。

她坚定地说，“我爷爷这样做，我也这样做。”

从马相伯、邱任我到马玉章，一家三代人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去毁家兴学、造就士林。

这种事迹在以前的年代不容易，在这个年代更不容易。

也难怪马玉章逝世时，复旦的历史教授李天纲会在“朋友圈”仰天长叹：

“复旦应该为她设奠。”

这些教育工作者们，才是真正的教育家。

为了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环境，为了自己心中的教育理念，为了国家的发展，他们默默付出自己的财富、青春，毫无怨言。

如今，每每看到一些令人心痛的新闻时，都不禁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一幕：

在一个破烂的屋舍里，有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片求知若渴的目光。

那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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