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颜真卿书法研究的书籍（颜真卿书法的流变之道和追索之法）

今天谈颜体的的阶段性转化问题。这个问题还挺重要的，也是诸多修炼颜真卿书法的书友必经的问题，当然，在颜真卿这座书法界的冈仁波齐的山脚下，平躺着无数因为不能解决阶段性转化问题而自山腰跌下来的书友。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唯一可以与二王扳手腕的巨星。一生作品很多，最难为后学的是他每一件作品都能呈现不同的风貌，甚至笔法都在不断转换和变化。

大多数书友用了极长的时间临习他某一部帖，尤其以《颜勤礼碑》和《多宝塔碑》为多，且徜徉其中直至最终。

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苦修是不对的，事实上我的老师陈义经先生就是直接告诉我学《颜勤礼碑》十二年后再换帖，则书道无不成之理。董其昌在《多宝塔碑》里也是沉浸二十年才出来，终成一代大家。

但是，不能以喜欢某帖或者专精一帖为名停止对鲁公书道的追索，这是最基本的学书道理。今天我们来聊聊鲁公书法的流变之道和追索之法。

首先不要把颜真卿书法看成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一个固定的范式。在古代大家中间，极少有人像鲁公一样不断学习、不断自我更新甚至推翻重来，以极其顽强的毅力和极大的学习广度（甚至还有他人所无的中华文字学方面的第一流的家学渊源）去完成自己的书法风格的塑造。

他作为二王帖学正宗的传人（张旭的衣钵），也同时兼具北碑书艺的传统（看看颜师古《等慈寺碑》则知此言不虚），同时还是大唐楷书的最大的创新者。这三重身份可见其书艺来源的复杂性。

同时，他兼具古学（篆籀金文功底）和时学（张旭、徐浩楷书），一生将书道的追索与自己的仕途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放弃官职苦苦追寻张旭的传道即能说明这个态度。在那个时代，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案例，后世大家也只有米芾能差堪比拟。而且不要忘了，颜家祖训是“书者小道，不可沉溺”，鲁公将之置之高阁。

事实上，鲁公一生书作变化之大，几乎无人可及，毫无休止地追求更高的完美之境，绝非欧阳询、虞世南、柳公权那样几乎一生书风变化不大，至少有明确变化轨迹可寻的书家可类同。他剧烈的自我颠覆和明显改变，不仅反映在书风，也同样体现在具体笔法。

我无意于去罗列鲁公的书风转化的详尽资料，以及体现在具体作品中的细微笔法的逐步以旧换新、以古换媚，因为这个课题可以支撑一个十人以上研究小组完成十几篇博士论文。

我可以简单地给大家讲讲鲁公书法的四大板块。

首先呢，鲁公在50岁以前有几部作品值得我们去重视。一是《王琳墓志》。从存世作品中，我们大致可以确定《王琳墓志》使我们能够见到的鲁公作品，真实不虚。这个碑带给我们对鲁公书法早期印象其实是相对失望的。古人寿短，鲁公却到了40岁还处在书道探索的初级阶段、官吏常见的工整规范的的公文书写风格，非常明显的隋代书风的延续，间中还掺杂了轻快工整的楷书时风，用在官场当然是“善书者”，若说是我们书法史上的“冈仁波齐”辉煌大家，却是差之甚远、难见希望。

很显然40岁以前他真正的关注并不在书道，而在科举与颠簸的中低层仕途。他26岁甲科进士，留名雁塔，娶了中书舍人韦迪的女儿。28岁吏部铨选甲等，擢拔萃科，授朝散郎。其后五年不是混迹于校书郎这等黄豆大的官职，就是母丧丁忧一无所为。34岁“博学文词秀逸科”及第授京兆府醴泉县县尉，其后这等县尉黄豆大官职又是多年，39岁才授监察御史……我们罗列这些史实不是为了证明鲁公官场之缺乏天资，而是要呈现他真正有时间、有精力钻研书道其实就是由三十来岁才开始。这与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杨风子等在书法上少年成名的各位差距颇大。

若说《王琳墓志》还有一些初步致力于书道研究的青葱之气，《郭虚己墓志》就已经明显开始成熟，而这个成熟一定是与徐浩有关的。但时风能够带给他的只是笔法的丰富，真正教导他继承传统、放开笔法束缚、回归自然的书道真理，还是张旭。鲁公二十多岁时，曾游长安，师从张长史二年，略得笔法，自以为未稳，《王琳墓志》无疑就是“笔法未稳”的结果。三十五岁时，又特往洛阳拜访张旭，《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作为书法史上最精彩的书法理论作品之一已经能够体现鲁公在理论上的基本架构，其后，就有了《郭虚己墓志》，一部理论上已经融通，造诣上却不足只好参详时风以作表现的作品，中规中矩，难言精妙。

鲁公一生作品虽然变化颇多，但始终有一个特质在贯穿，就是“朴实”。他的家族作为贯穿几百年的山东琅琊大族，其始祖孔子弟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志”的贤人颜回事实上比琅琊王氏（王羲之）的始祖——卧冰求鲤的王详可要高多了。

颜氏家族是“朴学大族”，在考据学、文字学方面世代相传、造诣深厚。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这个“朴”字，的确可以概括颜真卿个人与其书道的神髓。

但他也有一件作品，可以说是一场华丽的宫廷舞，固然不至于绚烂，甚至有些拘谨，但基本功坚实、稳定，步履华美，大不同于他其他包括尺牍、行草书在内的其他作品，显得非常特立独行。哪一部？《多宝塔碑》！这部作品融入太多经书体的血脉，体现了那个阶段的大唐宫廷的审美趣味。

经书体有两个特征，由于书写佛教或者道教内容，书写者带着信仰的精神力量去专注、规矩地书写，字迹规整少变化。作为实用性字体并不追求书法的个性发扬与变化，有非常严格的节律，很少进行一个节奏的穿插。

《郭虚己碑》与《多宝塔碑》的书写时间只不过相差一个月，之所以是完全不同的气味，原因就在于其功用不同，《多宝塔碑》的经书体需求已经决定了他的端美工整减少变化，接近于后世的馆阁体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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