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1号出土全景（南海I号沉睡水底800年）

文博探秘系列⑦——“南海I号”

“南海I号”沉船发掘

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又一座古代沉船被发掘。继今年4月“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经远舰”走进大家视野之后，在近日“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新进展工作会上，“南海I号”的保护发掘情况也引发人们关注。

为什么沉船采用“整体打捞”的方式？船上超过18万件出水文物为何多为铁器？沉船甲板下隔舱为什么至今保存尚好？作为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好古代沉船，“南海Ⅰ号”在长眠海底800余年后，其神秘的面纱正在一步一步地被揭开。

“南海I号”沉船发掘

沉船水线以上解体，甲板下隔舱等保存尚好

人们发现“南海I号”沉船的踪迹，要回溯到30多年前。1987年的8月份，中国交通部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合作，在广东南海川山群岛附近搜寻一艘外国沉船时，意外地发现的这条古代沉船；2001年，考古队员开始搜寻和定位沉船遗址，并进行水下调查；2007年12月，沉船整体打捞成功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2014年，开始对沉船进行保护发掘。“南海Ⅰ号”的考古历经了30余年，基本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的从蹒跚起步到磅礴发展的全过程。

考古发掘显示，该沉船的船体保存较为完整，仅艏艉稍有残缺，残长22.95米、宽9.85米，船内舱室最深2.7米。全船共分为15个舱室，船舱间用隔舱板分隔；现存13个船舱以及艉部左右对称布置的2个艉尖舱；两舷为多重板搭接结构，部分隔舱存有甲板。

另外，沉船还保留有左右舷板、水线甲板、隔舱板、舵承孔等船体结构，以及船中桅托梁、甲板、船壳板、底板和小隔板等部分；从船舯部的桅座结构看，主桅杆是可以被放倒的。“船舵为升降舵，当时技术已非常成熟，对于控制方向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造船的一大特点。”“南海一号”项目汇报人、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孙键说。

他还提到，从船体结构和船型工艺判断，“南海Ⅰ号”属于“福船”类型，沉船水线以上甲板部分的上层建筑已解体，甲板下的隔舱、船体支撑结构保存尚可，船舱内的货物保存相对完好。许多舱室存有水平分隔结构，并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具有安全系数高、抗风浪性好、装货量大、适宜远洋航行等特点。

考古队还发现，船体木材按部位不同，分别使用了马尾松木、福建柏、海南榄仁木、柄果木、江南桤木等6个树种，分布在我国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和东南沿海一带（浙江、福建、江西）。“从含水率数据可以看出，各部位木材存在不同程度的糟朽，将来有待开展脱盐、脱水和填充加固处理。”孙键说。

船体不同部位木材

沉箱整体打捞

沉箱整体打捞与考古发掘全程记录

“整体发掘还是部分发掘？水下发掘还是陆地发掘？当时考古队员也做了反复权衡。”孙键回忆说，最终沉船打捞采用了沉箱整体打捞的方案，将船从海底整体打捞、移入为她量身定制的博物馆进行精细化发掘，极大提升了考古人员全面获取古代沉船信息的能力。

记者了解到，该沉箱结构尺度为：长×宽×高=35.7m×14.4m×7.2m，整体钢结构总重为540吨，总容积约为3700立方米。“南海Ⅰ号”淤积时间较长，颗粒较粗且级配不均匀，估算在“南海Ⅰ号”发掘中涉及的土方量超过了3000吨。

由于沉船经历过沉没、调查、搬运等诸多环境改变，在发掘中的土方会包含有大量遗留物与历史信息，后续土方经筛选整理后再运送到填埋区掩埋。同时，“南海Ⅰ号”船体上表面部分区域，也覆盖着大小不等的凝结物。

在业界看来，“南海I号”整体打捞工程涉及到了多学科和多专业领域，其难度之高、技术之精、工艺之尖均前所未有。整体打捞是我国科技水平、海洋施工能力与遗产保护合作的范例，单纯的水下考古也向水下文化遗产全面保护转变。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还积极尝试、应用现代科技手段，保证“南海I号”的考古发掘得到全程准确记录。比如，在发掘阶段引入信息化测绘技术，建立综合测绘平台；发掘中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全站仪测绘和平面垂直摄影结合CAD描图等测绘方式，在上表面淤泥、甲板、船舱和船体的不同发掘阶段进行数据采集，各探方、凝结物、文物、船体等要素的空间信息资料数据，都得到了完整而精确的记录。

考古队员作业

各类出水瓷器

从纪年瓷器判定沉船准确年代

从总体上看，“南海Ⅰ号”是一艘满载远航且保存尚好的宋代海船，船货品类繁多、琳琅满目，且不乏文物精品。目前，船舱内货物已清理完毕，出水文物总数超过了18万件，堪称我国水下考古之最，其中尤以铁器、瓷器为大宗。

记者了解到，“南海Ⅰ号”出水瓷器集中展示了宋元时期我国陶瓷外销的壮观景象，瓷器囊括了当时大多数外销瓷窑址的产品，特别是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的陶瓷产品，包括以江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福建德化窑的白瓷与青白瓷、磁灶窑的酱釉与绿釉瓷、闽南地区的青瓷以及龙泉系的青瓷等，器型则包括壶、瓶、罐、碗、盘、碟、钵、粉盒、炉等。“纪年瓷器的发现有助于确定沉没的相对准确年代，结合陶瓷考古与传世品研究，可以成为南宋瓷器的标型器物。”

值得一提的是，“南海Ⅰ号”的一个重要考古成果是，船上铁器在贸易品中占比甚高，总重量超过130吨，展示了铁制品在当时海洋贸易中的重要性，说明宋代以煤炭化石燃料的冶金业产量巨大，且已广泛用于对外贸易，成为输出的主要货物品种。

“铁器主要为铁钉、铁锅等。铁钉为铸铁固态脱碳钢，制作技术为锻造；铁锅为白口铸铁，制作技术为铸造……”孙键说。

各类出水金器

沉船中有阿拉伯文字墨书的陶器残片等

船上福建植物较多，起航点或为泉州

梳理这批出水文物可以发现，除了铁器、瓷器外，还有各类金、银、铜、铅、锡等金属器，竹木漆器，玻璃器以及人类骨骼、矿石标本、动植物遗存等。“既有船上的生活用具，又有旅客所携带的物品；同时，沉船遗址还包括反映埋藏环境与沉船关联的大量海洋生物残骸，以及历史不同时期的遗留物。”孙键说。

考古队分享的一张照片十分有趣。从图中看出，遗物中还有不少酒坛子。在这方面，考古队员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从“南海Ⅰ号”沉船载酒坛状器物中的9份淤泥和搽拭样中，鉴定出了酵母菌、曲霉、青霉等酒曲中常见真菌类群。这些真菌在样品中出现，反映了承载受检样品的器物曾与中国传统粮食酒（非蒸馏酒）有过密切接触。

“沉船中出土的植物种类多属于热带或亚热带植物，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其中又以岭南及福建地区特产的植物种类最为突出。这一发现对沉船可能自福建泉州起航的观点，提供了‘植物’考古证据。”孙键说。

从发掘情况看，沉船出土植物种类以核果类和坚果类为多。坚果属于干果，利于长期保存，而核果属于鲜果，不利于保存。但此次发现的核果种类以适于腌制的果品为主，比如，被腌制成话梅的梅子，以及常被腌制成干果食用的橄榄和槟榔等，“这些都是为了远洋航海特意选备的”。

另外，“南海I号”沉船中还出土了不少动物遗存。当时海员随带或利用的动物资源，其中，家养动物中以羊数量最多，有86件且多是绵羊；其次有46件家鸡、40件家鹅；猪的数量相对较少，共有9件……“这些研究证明和补充了相关历史文献中的记录，深化了关于宋代海员生活的认知，也为水下埋藏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孙键说。

沉船中腌制的橄榄、槟榔、盐鸭蛋等

沉船中的动物遗存

南海海域沉船发掘较少，与繁荣海丝“不匹配”

沉船考古面向公众开放是“南海Ⅰ号”考古工作的一大亮点。从考古发掘启动以来，“南海Ⅰ号”沉船考古现场的发掘、保护工作始终保持对公众开放的做法。比如，2007年12月，“南海Ⅰ号”整体打捞成功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观众在参观博物馆展厅之余，还可以近距离观看考古发掘的全程。

众所周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的开辟与拓展，并不是由一朝一代完成，也不是由一地一方主导，获益于古代东西方人民的共同开拓。“南海Ⅰ号”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物，不仅多具有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甚至参与航海的人员也来自不同地区。

南海海域，在海上丝路的历史中是无法取代的地区。宋元以来，方志文献关于南海海上交通的记述可谓是汗牛充栋，沿海、内陆地区与外销市场两端的考古发现也多有进展，而线路本身的直接发现却相对稀少，特别是在我国海域内仅有“南海Ⅰ号”“华光礁沉船”等寥寥若干，与当时繁荣兴旺的南海海上丝路不相匹配。

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等业界专家看来，“南海Ⅰ号”是中国与世界个地区友好往来的最好的见证，其发掘不仅填补了南海丝路研究的空白，也使这一沉睡于海底近千年的文明桥梁得以复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表示，“南海Ⅰ号”为中国水下考古树立了一个典范，对中国水下考古的开创意义或可以与殷墟对于中国陆地考古的开创性意义相媲美。（文中图片均由国家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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