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到至今的经济变化（系列报道之二十八）

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系统于1954年建立，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这是上世纪60年代，人们在供销社里选购商品。（资料图片）

我国97%的商品已经实现市场调节价格，劳动力、资本、科技等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这是2017年4月15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启幕，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的4600多个专业组织、培训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企业和人力机构参与，共有8场招聘会1258家用人单位提供31380个职位面向海内外高端人才进行招聘。（资料图片）

8月的北京夜晚，簋街胡大饭馆门前总是排起长队。胡大饭馆平均每天要消耗约4吨小龙虾。

小龙虾是吃出来的产业。小龙虾本来仅用作饵料，经过近二十年消费拉动，形成了年产值3000亿以上的产业链。很多地区把小龙虾作为主导产业扶持，自2001年起，江苏盱眙已连续举办19届小龙虾节，2004年注册“盱眙龙虾”，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单。

从饵料到千亿产业，一只小龙虾，折射出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同向发力。

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如何让政府和市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这些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我们。七十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成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实践探索史。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有照搬苏联经验的一面，但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作出的选择。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采取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对于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迅速建立起工业化初步基础，具有历史性作用。

1958年，全国大力发展钢铁工业，鞍山钢铁厂需要从全国抽调上千名技术人员。

远在湖南团山湖农场的雷正兴，提出申请要求到鞍钢参加祖国钢铁建设。有人问他：“东北天气冷，生活不习惯，工厂里的活还重，你不怕吗？”雷正兴回答：“不怕，东北不是也有工人在劳动吗？人家能干，我就能干。”

填报名表的时候，雷正兴正式改名雷锋，金字旁的“锋”，让他觉得自己有钢铁般的力量。

1958年11月，雷锋来到鞍钢。由于在农场开过拖拉机，他被安排去洗煤车间学开推土机。这让他有点想不通，找到车间主任问：“我是为祖国炼钢来的，为啥让我当推土机手？”车间主任说：“炼钢光靠几座平炉不行，还需要矿石、铁水、焦炭、煤气等，缺少哪一样都不行。大工业生产就像一架机器，缺哪一颗螺丝钉也不能转动。”雷锋当场表示，“我就甘当螺丝钉了，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使劲！”

全国支援鞍钢，鞍钢也同样支援全国建设。从上世纪50年代起，鞍钢先后向各地输送钢铁建设人才12.5万名，援建了包钢、武钢、攀钢、水钢等10多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新中国工业从无到有发展了起来。

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容置疑的原则。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暴露出来：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严重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本应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去活力。

计划经济的老路行不通，经典著作上也找不到答案，中国该往何处去？理论和实践呼唤着突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懈探索。

云贵边界，深山峡谷，372米的落差。

“鲁布革”，本义为布依族语言中的“不知道”，被勘测人员误作地名，标入地图。但就是这个“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引发了对传统计划体制的强烈冲击，“鲁布革冲击波”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史。

1982年，国家决定将鲁布革水电站作为水电改革开放试点。黄泥河畔，两支队伍，两种模式，展开了一场较量。

一支队伍是日本大成公司。日方仅派来30人管理团队，以市场化方式，从水电十四局合同制聘用424名工人，承建的引水系统工程不仅工期提前5个月，而且质量优良。

另一支队伍水电十四局，延续用行政命令组织施工的体制，承建的厂房枢纽工期落后近百天，首部枢纽工期整整落后一年，能否按期截流成为疑问。

两种模式的不同，一线工人体会最深。一次，中方工地急需一种特殊钻头，挪威专家想方设法用最快的速度从奥斯陆空运过来，却被搁在某办公室里闲置半个多月。与之鲜明对照，大成公司的吉普车全部停在施工现场，供工人办公事用。

工资是体制的集中反映。一位当年的台车工回忆：“在十四局拿等级工资，月收入大概50元。到了大成，每月加上奖金能有200多元，最多的一个月930多元。发的大多是1元券和角票，没东西装钱，就用安全帽装了满满一帽子。”大成按照技能高低和工作效率发放工资，大大激发了工人的干劲。

1985年2月，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来到鲁布革。她穿着布鞋，就走进了大成施工的隧洞。洞内干净整洁，原料工具井然有序，每次爆破之后，烟尘三分钟就随通风管道吸出。当她来到十四局施工的隧洞时，不得不换上水鞋，因为洞里污水横流，十分杂乱。

同处一条河，同干一个电站，同样是十四局人，两者差距为何这么大？鲁布革像一面镜子，照射出计划体制下基建行业的弊病：体制不顺、效率低下、队伍庞大、包袱沉重。

198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水电十四局参照日本大成公司项目管理经验，组建现场指挥所。精减管理机构，优化劳动组合，改革分配制度，强化技术措施，使用先进设备，不但抢回了耽误的工期，还创下泄洪洞大断面开挖月进尺245米新纪录，最终，电站提前108天建成。

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相结合，创造了鲁布革的奇迹。1987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推广鲁布革水电站工程的经验。“鲁布革冲击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建设管理模式，打开了中国工程建设走向市场化的一扇大门。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廓清“姓资姓社”迷雾，摆正“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历史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大再次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位于深圳南头半岛的前海，昔日的滩涂如今高楼林立，高端产业聚集，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诞生超过3万家企业。

2016年，随身宝科技创始人郭玮强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参观，宽敞的办公空间、高效的服务体系、完善的生活配套，特别是公开透明的政策法规环境，让他当时就做出留下来的决定。如今，公司成功完成两轮融资，生产的智能银包、智能行李箱远销海外。

企业成长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以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管理改革为特征，“前海模式”成为深圳速度的新概括。

七十年的探索实践说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都发挥好，就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

8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40年前，深圳“敢为天下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破冰、探路。如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深圳再出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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