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开发利用的周期性（通过档案开发利用）

前 言

城市记忆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形象表达，城市记忆与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记忆是对过去城市整体形象的认知和重构，其物化的载体就是体现着城市记忆的历史记录，它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档案是城市记忆中具有独特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是记录城市各种记忆的档案集合，具体指能反映城市地形地貌、河流山脉、居住形态、建筑遗址、公园广场、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红色基因传承载体等。

在世界锡都——云南省个旧市，通过对蔓耗渡口和朱德剿匪的档案进行开发利用，以此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展“红色旅游”——建设“朱德游击战纪念馆”或打造“中国游击战摇篮”，将成为世界锡都个旧独具魅力的城市记忆和“锡文化”再现，乃至成为中国革命史一项重要的“红色记忆”载体。

这里，曾经是中国古地图和法国古地图上能够找得到名字和标注的神秘集镇；这里，曾经是茶马古道南线运载大锡而因此享誉世界的“锡茶古道”的水陆交会点；这里，曾经是中国西南出海大通道上一个开放的、与世界文明交流与碰撞的空前繁荣的口岸和码头；这里，曾经是无数场战争皆武力相向的兵家必争之地……而鲜为人知，这里曾经是富甲一方而悍匪出没、打家劫舍的“小香港”，“游击战之父”、“红军之父”朱德曾经在这里剿匪，在这高山、河谷、丛林里，最先积累了中国游击战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日臻探索总结和逐步形成了游击战的成熟思想和要诀。这个偏居中国滇南一隅的“弹丸之地”，就是云南省个旧市蔓耗镇（原名蔓耗）。

蔓耗----意为河谷地带，傣家人居住的地方。蔓耗镇由原蔓耗镇与原黄草坝乡于2003年8月底合并成立，位于个旧市区东南部红河北岸，是个旧市、蒙自县、屏边县、河口县、金平县、元阳县六县市的结合部，个金公路、蒙金公路、昆河复线、蒙新公路等穿境而过，而今居住着彝、壮、傣、苗、布依、哈尼、汉等13个民族。1996年，蔓耗被列入“省级风景名胜旅游区”、“省级热带旅游保护区”（2002年11月升为国家级保护区）、“千里边疆文化长廊”，跻身全国《1000名名镇》行列。

蔓耗由水而生，临水而旺，在东汉以前，原是一个与水运而生的小傣家村落，因地处红河中游，在交通全靠人背马驮的历史年代，由越南海防进入云南的生活用品（特别的食盐）的运输，只有通过水路才最便捷，于是傣家人的民间帆船首当其冲成为红河航运史的起源，而蔓耗的地理中心位置，必然成为航运商贸云集的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蔓耗由一个民间航运村落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官方性质的水路码头，蔓耗的历史由来，始于红河航运的东汉初年，据历史典籍表明，红河航运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蔓耗也有3000多的历史了，其兴盛时期从唐朝起逐渐成熟。

1885年，中法战争后，蒙自辟为商埠，建立海关，蔓耗是蒙自到越南老街的咽喉之地，又是红河航运的起点港。1889年蒙自海关在蔓耗设分关，于是蔓耗便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个旧的大锡及其它物资均由此地航运至越南再抵香港转国际市场。当时由于蔓耗水道程短，周转快，多数商贸均取本运输线，兴盛之际，中外客商云集，大锡，土产，百货等堆积如山，渡口日吞吐量达万余吨。

1910年，滇越铁路（今昆河铁路）通车轮，大部分货物运输为火车所代替蔓耗码头由此逐渐衰微。

风云突变，抗战时期，日本人就凯觎蔓耗口岸兵犯越南海防之际，便派40架轰炸机分7个批次对蔓耗狂轰滥炸，将其夷为平地，红河水运终至断航。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如今，蔓耗街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成为红河两岸边远乡镇的商业重镇，交通要道，商业饮食服务门类齐全，各种民族特色食品任您品尝，过往车辆车水马龙，来往客商云集，热闹非凡。

蔓耗原始“热带雨林”,物种万千，震惊世界的“多岐苏铁”等珍惜植物茂盛葱郁，古树苍天，藤罗缠绕；奇花异木，遍布山野；高山幽谷，流泉飞瀑；山溪林中过，山风莽中通；绿色的水吟诵远古的史诗，绿色的山深藏着神迷的生灵，身临其景，奇特景观无不让人陶醉，流连忘返。

蔓耗，也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圣地”，辛亥革命前奏的“河口起义”，黄兴曾奉孙中山之命，在这里战斗过。尤其是二十世纪初叶，朱德在这里剿匪，让这里成为“游击战摇篮”，为中国革命写下光辉的一笔，也为我们今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及“红色旅游”留下宝贵的财富。

那么，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些宝贵的历史档案、红色档案？在世界锡都个旧，建设“朱德游击战纪念馆”或“中国游击战摇篮”？打造一座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锡文化”名城？通过档案梳理和实地调研，大致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加以建设和实施。

一、构想：从“红色通道旅游”到“红色旅游”延伸

近年，蔓耗镇明确提出发展旅游产业的总体思路：紧紧围绕“大力发展科教生态旅游、积极打造观光休闲胜地”两句话来作文章，同时按照“六点两线”的规划布局真正使蔓耗镇旅游实现沿红河一线的带状式发展。六点是指：小蔓堤村民俗风情和库区航运旅游、黄草坝村孤岛和半岛风光旅游、马堵山村傣家风味和农家果园旅游、蔓耗村河堤漫步和文化长廊旅游、绿水河热带雨林和天然氧吧旅游、一道沟村窗口形象和水上娱乐旅游；两线是指：冷蔓二级公路红色通道和红河航道旅游。通过“六点两线”规划布局的实施，努力把蔓耗打造成为全州乃至全省一流的生态旅游胜地。

（一）努力打造小蔓堤村的民俗风情及库区航运旅游。小蔓堤村与元阳县和个旧市的保和乡、卡房镇接壤，是蔓耗镇的西大门，同时也是蔓耗镇旅游线路的第一站。小蔓堤村共有42户157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傣族村寨，具有浓厚的傣族传统习俗和文化。此次，由于马堵山电站建设小蔓堤村要实行整村移民搬迁，所以要利用移民搬迁的大好时机，整体规划布局，统一实施，指导村民建盖有民族特色的傣家风情建筑民居，充分展示傣家人的民俗风俗，努力打造傣家民俗风情游，给游客首先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参观傣家竹楼、欣赏傣家舞踏、品尝傣家小吃、导购傣家服饰及工艺品等。由于气候土质较好，可以规模种植品种较好的荔枝，大力打造“小蔓堤荔枝园”，让游客感受果园风光。此外，作为蔓耗镇旅游线路的第一站，小蔓堤村可以大力发展库区航运旅游，带游客在库区观光旅游，让其真切感受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景色宜人，春夏秋冬，不同韵味的库区美景。

（二）努力打造黄草坝村充满现代气息的孤岛和半岛风光旅游。黄草坝村位于小蔓堤村与马堵山村之间，具有很独特的区位优势，该村地势相对较为平缓，可利用土地相对较多，由于以前是老乡镇所在地所以村民素质和经济发育程度相对较高。马堵山电站的建成后库区水位将逐步提高，到时黄草坝村将自然形成一个半岛，而黄草坝村的乌龟山将自然形成一个孤岛，因此黄草坝村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将具有很好的开发价值。首先，要盘活集镇上的有效土地资源，把有效土地充分利用起来，统一规划，招商引资建盖有一定档次的宾馆、酒店，建造网球场等高档娱乐设施，通过整治街道，加强绿化，实施灯光亮化工程，把其建设成为一个整洁、舒适、有现代气息的度假区、不夜岛。此外，自然形成孤岛的乌龟山要通过引资开发的形式，建成一个具有特色和现代气息的集垂钓、餐饮、服务、娱乐为一体的观光休闲度假旅游胜地，吸引游客驻足观光旅游消费。努力把黄草坝村打造成为孤岛、半岛散落河中，各具神态，争奇竞俏，水山迂回，河面碧波荡漾、渔舟点点、富有诗意的“人间天堂”。

（三）努力打造马堵山村傣家风味及农家果园旅游。马堵山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傣家村寨，村内民风纯朴。此次随着马堵山水电站和电站生活区的建设，作为库区航运线的最后一站，该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大坝风光、半弯风情及新农村景象等。由于该村村民的经商意识较强，所以要大力发展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内容的具有一定档次的乡村傣家农家乐旅游，让过往游客驻足领略傣家风情，如歌舞表演、篝火晚宴等，尽情品尝傣家风味小吃，如巴蕉花、带皮牛肉、酸笋土鸡等。此外，也可以在库区的游船上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品尝红河生态鱼，如形状像马一样的马鱼、血液像墨一般的黑马鱼、味美的黄鱼，滑溜溜的滑鱼、两胡须像关公一般的红嘴鲶鱼、形若秤杆模样的秤杆鱼、背上长刺的锯齿鱼、肚皮大得像十月怀胎的大肚鲤鱼、红脸鲤鱼、红河灰背甲鱼等等，让游客大饱口福。同时创建芒果园、荔枝园、香蕉园等农家果园，并随时向游客开放，让游客亲自采摘热带水果，真切感受热带风情，尽情享受农家所带来的无限乐趣。

（四）努力打造蔓耗村河堤风光及文化长廊旅游。蔓耗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是蔓耗镇的行政中心，距蒙新高速公路入口仅有7公里，所以要提升改造集镇建设树立良好的镇域形象。一是在加强道路重新修缮、绿化美化环境、实施灯光工程改造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协调项目资金建设集镇范围内长5公里的红河河堤,同时在河堤上种植椰子树，并在河堤旁边建设带有地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特点的酒吧、茶馆、水吧、法式餐吧和娱乐健身场所等，让游客尽情享受红河河堤风光，使之心旷神怡、留连忘返。二是注入新的旅游文化内涵，建设开发有法国风情的别墅度假区及配套设施，突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显著特点，吸引国内外游客驻足观光旅游。重点突出恢复重建蔓耗古码头、旧海关和电报局建筑物原貌，大力打造蔓耗古码头文化广场，同时开展寻觅马帮古道和挖掘锡文化旅游等，让游客真切感受昔日马蹄声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体验历史重镇的人文历史底蕴。

（五）努力打造绿水河热带雨林和天然氧吧旅游。绿水河是蔓耗镇辖区内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全镇打造旅游产业的亮点品牌。绿水河热带雨林区位于镇政府西北面12公里处，保护区面积3350公顷，其中核心面积1571.2公顷，现雨林植物依然保持中生代时期的生长区系，据初步考察，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属国家级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有21种；其中属一级保护的3种，二级保护的4种，三级保护的14种，属省三级保护的5种，在国内外均实属罕见，早在1996年第四届国际苏铁学术会议上蔓耗热带雨林就被推到国际植物界前沿。这里的地层和大气是否就是二亿年前的结构至今还是一个奥秘。可以说绿水河雨林是深入开展珍稀植物物种资源保护及利用研究的理想基地，也是难得的科普教育基地。蔓耗镇要充分利用绿水河热带雨林这一难得的自然景观进一步做好旅游开发，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宣传和影响力，把热带雨林打造成一个重点旅游景点。让游客走进雨林，感受山溪林中过，山风莽间涌的自然景观，领略古木参天，奇花、异草、怪石、美景，流泉飞瀑的自然美景，呼吸纯天然的自然氧气，同时品味野生放养的竹筒鸡、叫花鸡、竹筒饭、锣锅饭、各种野菜等。真正让游客有回归大自然的感受和体验，从而忘记生活的烦恼、疲惫，全身心陶醉在大自然美妙的怀抱中。在夜幕降临之时，响起具有彝族文化的音乐旋律，跳起彝族舞蹈三步弦，让男女老少尽享篝火文化，其乐融融。

（六）努力打造一道沟村窗口形象和水上娱乐旅游。随着蒙新高速公路的建成，作为与高速路接口的一道沟村将占据着重要的区位优势，同时该村也是吸引国内外游客进入蔓耗镇的一道重要窗口，所以该村的形象工程尤为重要。首先在蒙新高速公路岔口投入资金打造大型宣传广告牌，重点突出宣传蔓耗镇的旅游特色和旅游项目，使之成为一个“活”广告。同时加强一道沟村村内自身管理，做到村内干净整洁、绿树成荫，门前花团锦簇，餐饮住宿讲卫生上档次，给各地游客首先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从而树立蔓耗镇良好的旅游窗口形象。其次是利用一道沟村清水河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优势，通过招商引资的形式建一座水上娱乐城，结合热区特点吸引广大游客参与水上娱乐活动，把全镇旅游第一关口的“人气”真正抽起来。

（七）努力打造冷蔓二级公路红色通道旅游。以个旧冷墩至蔓耗长达70公里的二级公路已经完成提级改造为契机，投入资金培育一批木棉花和凤凰花为主的本地特色树种，交替种植在公路两边作为行道树，以数以万计的规模种植开辟出一条具有观赏价值的壮观大气的红色旅游通道。每年三月，木棉花和凤凰花相继盛开，火红的木棉花和凤凰花争奇斗艳，与库区水光山色相互映衬，自然构筑成一道非常靓丽而壮观的风景线。游客既可以乘座游船远距离观赏木棉花和凤凰花的自然美景，又可以亲自驾车尽情畅游于红色的花海当中，让广大游客真切感受如诗如画、自然无华，美不胜收的自然美景，吸引大家驻足观赏、摄影留念。此外，蔓耗镇阿龙古村的木棉产业基地要加强管理，着力打造，使之成为蔓耗辖区内一个有地方特色的“自然生态公园”。

（八）努力打造红河航道旅游。充分利用红河河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开设红河探险、红河漂流等娱乐项目，使地方旅游更具特色和内涵。同时结合自身优势利用红河航道开展中越境外旅游活动，通过恢复重建蔓耗口岸，大力发展境外旅游事业，使当地旅游业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大力推动红河州乃至云南省境外旅游的长足发展。

其中，在从省城昆明连接河口、金平等高速公路相继通车、原过境蔓耗的二级公路车流减少的情况下，反而可以结合“努力打造冷蔓二级公路红色通道旅游”，以及“努力打造蔓耗村河堤风光及文化长廊旅游”、“努力打造红河航道旅游”，可以在“红色旅游”与“文化长廊”上深入挖掘蔓耗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与众不同、独具特色、得天独厚的“红色旅游”资源，以蔓耗红火的凤凰花、英雄的木棉花为烘托，再现朱德在蔓耗剿匪的峥嵘岁月，预示中国革命的“凤凰涅磐”，实现从“红色通道旅游”到“红色旅游”的延伸和提升。

众所周知，游击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早在滇军时期,朱德就已经初步积累了用游击战术带兵同武装匪徒打仗的经验。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和毛泽东通力合作,促进了新的游击战原则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又与毛泽东一起奠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朱德的游击战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红军之父”朱德因此也被称为“游击战之父”。美国的西点军校，至今在研究中国的“游击战”。

而罕为人知，时为滇军军官而带兵同武装匪徒打仗的朱德，其探索、实践、总结的游击战术，就从滇南剿匪开始，个旧蔓耗红河大峡谷沿岸的高山密林，就是朱德游击战的摇篮，是朱德曾经战斗过的“红色旅游”圣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中，这是不可复制和替代的。

为此，建设一个再现中国革命光辉历程、再现游击战经典、再现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卓绝和英勇奋斗的“朱德游击战纪念馆”或“中国游击战摇篮”展览馆，可以为蔓耗的“红色旅游”和爱国主义教育增加一个载体和亮点，有利于推动蔓耗实现从“红色通道旅游”到“红色旅游”的延伸和提升，提升蔓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步骤：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历史伟人

一片典型的亚热带天然雨林，一个曾经千帆竞发的渡口，一个因此繁荣并能在世界古地图上找到它名字的小镇。个旧蔓耗，云南在西汉时期就向祖国内地通航的航运码头,其后又向海外开放,遥远的滇南丝绸之路——“步头路”，而今遗迹斑斑，却充满史诗的韵味。

所以，“朱德游击战纪念馆”或“中国游击战摇篮”展览馆的建设不是孤立的，应该具有蔓耗独特的历史人文背景，以及历史折射出的异彩纷呈。这些就是蔓耗旅游的特色，也是吸引世人目光的亮点，是最终再现伟大历史人物和丰功伟绩的铺垫与烘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大版块：

第一，山间铃响，“锡马古道”（茶马古道南线）贯穿古今，开放世界。

古驿道，马蹄印，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鹰，俯瞰着马背上的云南，俯瞰着那一条条阡陌纵横、狭长幽深的青石板路，像是大山一根根累弯的肋骨，镶嵌在云岭高原。

当然，这样的古道也镶嵌在红河大地古老的个旧南部矿区，一直延伸到历史深处空前繁华的蔓耗古渡口，延伸到中国汉代汉版上的交趾郡、今天的越南。

而今，漫步在个旧卡房新山龙树脚、黑蚂井，还可以触摸到这样一条“马背上的锡路”在历史深处的律动，滇越铁路修通前，这就是个旧大锡出口的通道。古驿道可通蔓耗、蒙自，当地人称“蒙蔓古道”，其与遥远的“滇南丝绸之路”的交会地点，就在个旧的蔓耗。“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的蔓耗，曾经如此繁忙地迎接着每天穿梭于古驿道中的500多批马帮和川流不息的8000余匹驮马，每天有近万人在此歇脚。

遗存的“蒙蔓古道”，全程约210公里，路面宽1.2至2.2米，用石块铺就，现存凉水井、冷泉、水田、窑头、蔓耗等路段。清光绪十六年至宣统元年是马帮的又一个繁盛时期，所以古道上至今仍遗留数寸深的马蹄印。

当马蹄踏过古道，在蔓耗驻足休憩，一条被称作红河的水系，也就在这个古渡口被唤醒，蔓耗因此成为一个曾经千帆竞发的著名渡口，一个因此能在世界古地图上找到名字的小镇。这个西汉时期就向祖国内地通航的航运码头, 自从清朝光绪1885年6月9日在天津签订的不平等《中法新约》之后，正式成为中国西南第一个国际通商口岸，创造了日吞吐货物数以万吨，通航18.3万艘次，水夫109.8万人次的外贸辉煌。

诚然，没有人可以怀疑，在那些逝去的岁月里，个旧的大锡就这样一度由马帮运送到蔓耗，再装船经越南海防港运到世界各地。连接越南海防红河航运的这条遗迹斑斑的古栈道，因此又被当地人称为“滇越古道”。从云南昆明到越南海防, 马帮至少要走一个多月。

沧海桑田，如果还可以伴叮当的马铃声，跟随马帮走幽谷山林，在草场小憩，于马店欢歌，你就会知道，这是一条怎样神秘悠长的道路啊！

历史老人的手指翻开《水经注•叶榆河》，伏波将军马援开始说话：“从（米尼）泠（今越南河内西北）出贲古，击益州……愚以行兵，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东汉汉光武帝时，为了军事目的，东汉军队就曾开辟了一条从广西经越南溯红河而上，经云南个旧、蒙自到滇中地区的南部通道，于是这条古道更早的名字又叫“马援古道”。

马援所说的这条线路，正是后来唐代安南入云南的路线。由交州（今河内）溯红河至贾勇步（今蔓耗）转陆路经个旧、蒙自至步头（今建水），再北经通海、江川、晋宁至柘东（今昆明）。”于是，这条“马援古道”又有了后来“汉唐古道”的名字。

也许很多人都料到了，这样的马帮之路必然要成为一条重要的黄金商道。个旧、蒙自南下蔓耗、越南的“滇越古道”与北上昆明的“通海城路”，使得个旧销往内地的大锡、从越南进口的洋货、内地销往国外的土特产品等等，都通过这条古道流通和集散，乃至省城昆明所需的通海土布、酱油、铁农家具、马用皮件、马鞍架、马掌、马钉、滇南一带的中草药，以及从广州、香港运来的英国洋纱、火炮、纸张、鸦片、玻璃器具，都必须人挑马驮，从这条古道经过。

由于“通海城路”和“滇越古道”的存在，许多人通过“走厂”、“走夷方”、“赶马帮”、“走烟帮”，把一个个村寨经营成了一个个实际意义上的城堡。沿途的这些村庄、古镇、矿山、古寨，从此逐渐成为一个个古典、优雅、洋气又险象环生的地方。

尤其是关于古道必经的蔓耗，以及古道上残存着一行行马蹄印，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曾经挥洒过精采的一笔，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老电影2009年春又在古道上重新拍摄。这部电影看起来颇有诗情画意，还能遇到美丽的爱情，可老百姓是明白人：“嫁女莫嫁赶马郎”，马帮的甘苦，非一般人所知。

这条驿道上，有一个寨子叫摇头，瓦房与草房相间，看似与普通山寨无任何特别之处，却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古时，各路客商从蒙蔓古道出国经商，往返都要在摇头歇脚，背着老婆孩子尽兴享受天伦之乐，或者在滇南别有风味的草篷内喝洋酒，泡洋妞。那些来自法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金发碧眼女郎，除了挤干中国客商的精力外，还要挤尽客商的金银。

岁月如水，过去的往事又怎么能如烟？

在2000多年前，云南人就已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通往东南亚和印度的古老驿道。这条路在中国境内段由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五尺道从成都东南起，沿水路到宜宾，经昭通、曲靖、昆明到大理；灵关道由成都经邛崃、雅安、凉山和楚雄，与五尺道在大理汇合后一路往西，称为永昌道；永昌道出大理翻博南山，经保山、腾冲到缅甸、印度等地。在这写纵横交错的古道上，笮桥、栈道和马帮是云南各民族征服自然险阻的三大创造。

笮桥最早是用竹篾拧成一根粗绳，系于河谷两岸，借助木制溜筒依赖重力把人畜滑向对岸，后来演变为铁索桥。栈道有土栈和石栈两种。土栈修于原始森林山地，铺木为路，杂以土石。石栈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孔，孔中插入木梁，上面再铺石板。石栈的修建极为艰险，往往要先用柴薪火烧岩石再浇上冷水使其炸裂。春秋战国时期，一种矮小长鬃、敏捷耐劳的西南马已驯化成熟，在这条险象环生的路上，以“日行五百里”著称，这些古驿道就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的对外交通线。

此后，人们还发现，云南的南部，红河、文山等地有通往交趾（越南）的道路，由河口出境，到达出海口仅四五百公里，是云南最近的出海路线。事实上，云南同越南很早就有交往，在古籍中有关于羲叔“宅南交”，神农、颛顼、尧舜等人到交趾或南抚交趾的记载，虽然只是一些传说，但却反映出了早在西周乃至更古的时候，中越之间已经有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淮南子•主术训》：“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墨子•节用》：“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并降幽都。”这些古籍实为可贵，透露出了中越之间关系的最早信息。

于是，人们才不断将目光聚焦在这条“滇越古道”之上。由于其历史地暗合与重叠了“茶马古道”南道的一些线路，这条在滇越铁路开通以前而独领风骚的西南出海通道，又被誉为“锡茶古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马帮文化”。个旧百里锡山上，至今仍留有深深的被马蹄踩出来的这些石板路，足以证明当年的马帮已经到了何等的规模，马帮穿梭的时间是何等的久远。

正因为个旧、蒙自与蔓耗之间多为崎岖山地，这一段运输需由驮畜完成，主要是利用骡马。两地计程60公里，中间站为窑头。由于骡马的负重较小，所需数量甚多。这些驮畜多由各马帮所组织，主要是玉溪帮、河西帮、通海帮、蒙自帮、建水帮、开化帮等马帮负责运输 。据回忆，“直到民国初年，个旧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所有生产资料、生活物资全靠马驮人背运进来；生产出来的锡或锡砂也都是用骡马驮到蔓耗，然后转水运到越南河内、海防，又再运往香港”，“近代个旧畜力运输最发达的时候，有好几百家，拥有骡马六千多匹，还曾经成立过马王工会，推选龙云忠出任会长，下面又分设若干马队（不包括郊区的）……城区也有牛车四百多张，分属几十家，有的专门运大锡出去运粮食进来……”。 蒙自关1889年的贸易报告详细记载了这一传统运输方式：马帮在运输时，领头的马匹饰以土红色的饰物，系以铜铃，并插上表明自己所属商号的旗帜。每5匹骡马为一人所驱赶，使之与头马保持相对固有的节奏，以较好的队形行进。这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方法。在旅途中，赶马人还得选择宿地，要求水好草茂，以便为骡马提供天然的粮草，并饲以少量豆子或者印度玉米，晚上时将牲畜集于一圈。 山路许多地段坡陡路滑，就地用石板铺垫，由于马帮长期通行，日积月累，很多石板均被踏成数寸深的窝坑，至今遗迹尚存。

据悉，马帮以五匹驮马为“一把”，八把为一小帮，三小帮为一大帮，结队而行。每一把都有一位赶马人，而在马帮中，每帮有大锅头、二锅头，各骑马一匹。此外，马帮还有头骡一匹。头带红缨彩绸明镜，脖子上带有大小响铃，插三角彩旗，上书帮主字号，翻山越岭，过村越寨，行即有声。还铜锣开道，传音数里，便于马帮相互避让，气势蔚为壮观。　　而蒙自与蔓耗之间驮畜的运输成本，在1894年蒙自关贸易报告中所载为每匹马（载重100斤）蒙平银0.5两到1.3两不等。之后运输成本整体呈下降趋势，1895年时只需蒙平银0.5两到0.6两不等，1896年运价需关平银0.4－1.2两，1897年为关平银0.2－0.7两，到1898年时，每匹骡马运输仅需0.3两到1.0两不等。运输成本的下降，与每年驮畜数量的增加密不可分，1890年时用于运输的驮畜为22 768匹次；之后这一数量逐年增加，至1898年时达到49 030匹次；1905更是高达73 565匹次，是为滇越铁路开通前出口运销所用驮畜数量的最高值。 不过经常受政府封资和雨季的影响，驮畜利用也有不敷之状况，运输成本因而有时起降不定。作为蒙自关出口的最大宗，锡块的外运需要大量的畜力，这样造成了从蒙自到蔓耗出口所需要的驮畜数量，远比从蔓耗驮运进口货物至蒙自所需用的驮畜数量要多 ，蒙自关历年进出口所用驮畜数量充分反映了这一事实。在骡马无法满足运输需求的情况下，牛只也经常派上用场，虽然牛只从蒙自到蔓耗所耗时间比骡马为多，但负载能力要比骡马强，减轻了锡块外运的压力 。

然而，一切皆有定数，还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云岭高原没有一寸公路，边疆民族对现代交通工具还不知为何物时，19世纪末殖民狂潮从东南亚向中国西南蔓延，滇越铁路是它的必然产物。那时，依然缓缓行进在高山峡谷中的马帮，包括蔓耗古渡口血色黄昏里的船工们，谁也难以料到，工业革命的一个钢铁庞然大物就要来了。此后，如果从昆明乘火车到海防，从海防乘船，六七天可到香港，9天能至上海。这就是1910年竣工的、成为云南通往外地快捷交通线的滇越铁路。

猛然间出现的这条铁路，使得中国云南封闭落后的边疆突然与世界文明对接了起来。于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巨变，让红土地上的人们嗅到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气息，也使封闭落后的边境民族在与列强斗争中逐渐觉醒。之后，石龙坝水电站、云南亚细亚烟草公司、宣威火腿公司引进的机器设备、云南锡业公司的采、选、冶炼设备，均通过滇越铁路运来。于是，这方在中国原本封闭落后的土地，猛然间变成了我国工业文明的前沿。

悠悠的马铃声，就要被火车的轰隆声势不可挡地淹没……

第二，千帆竞发，历史定格的一条锡产品与锡文化走向世界的“文明之路”。

近代以来，云南个旧锡矿令世人瞩目。从产品属性来说，个旧锡矿产品可分为锡矿砂和锡块两类。其中锡矿砂作为冶炼原料，仅限于矿区内买卖运销，目前见于记载关于近代个旧锡矿砂订购出口得情形仅有三次，但均因厂商为保对冶炼原料的占有权而未能实现：第一次是民国元年（1912年）法国人白里氏私到个旧购买矿砂；第二次是民国六年（1917年），隆兴公司经理陈明与个旧商人订购矿砂5吨；第三次是民国八年（1919年），新加坡炼锡公司遣人赴滇订购矿砂13,350吨 。经由此三次事件，个旧矿砂之买卖运销，除个旧矿区外，不得运销外地。民国九年（1920年）之《云南个旧厂务暂行规章》第三条明确规定：“个旧矿砂，只许在个旧县署驻在地熔炼，不得售运出境；运者除将矿砂牛马器具全数没收外，并处三等以下有期徒刑，及所售价值两倍之罚金。” 同年，复订立《禁止个旧矿砂出口规则》十六条。 从此之后，个旧各厂区所出矿砂均运销于县城之内，由各炉号收买冶炼。　　但是，个旧所产的锡块却主要是供出口，《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称：“个旧大锡，什之九均为外销”。依据旧海关贸易报告所见，个旧锡块的外销出现随着运输方式、路线的改变形成了几个特征阶段，可分为1889年蒙自开关之前、1889年至1909年滇越铁路通至蒙自碧色寨、1910年至1940年滇越铁路因抗日战争停运三个主要阶段。这三个阶段并非截然孤立，只是为了凸显锡块运销产量与运输方式与路线发生较大变化来相对划分。　　　　1889年以前个旧出产的锡块运销，并不直接从矿区运销各地，而是先运至距个旧矿区约20公里的蒙自，再由蒙自转运行销至各处。蒙自居滇南之要冲，南邻河口、屏边而与越南接壤，东邻文山、马关、西畴，西邻个旧，北邻建水、开远，向为滇南商品主要交换市场，地理位置优越，在英国领事报告册中有称“蒙自一隅，不特为滇省贸易荟聚之地，且为四川、贵州、越南、缅甸商货转运之中心。” 法国殖民势力亦将蒙自视为介入中国西南内地的重要战略要地。近代史上个旧运来的锡块正是经由蒙自大规模进入各级市场的。据1889年海关报告册内所载，在蒙自开关以前云南矿品销往省内外的主要运输路线有五条：　　第一条是通汉口，从云南府出发，穿过贵州、湖南抵岳州府，以驮畜完成；再由岳州府经洞庭湖水路到达汉口，全程需时40天 。

第二条路线是从滇东北出，抵四川永宁装卸货物，再顺永宁河入纳溪水，经纳溪县进入长江水运通道。

第三条通道也是从云南府出发，越滇东北抵横江老鸦摊关，再至叙州府入大江。云南府至横江路段用牲畜驮运，约需22天 。

以上三条北向通道，依托长江发达的水运而行，不过行至水路之前的陆路均需花费大量时日，运输成本极高，特别是对于锡矿这样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的金属产品运输，距沿海沿江主要贸易中心路途遥远，十分不便。宜昌关时任税务司F.Amorgan在1886年的海关报告中，表达了他对滇锡运经由长江运输的这一漫长路线面临诸多困难的关注和担忧 。　　第四条商路是昆明—广南府—剥隘—百色—南宁—北海，全程54天：由北海至南宁需14天，南宁至百色需17天，百色到剥隘需3天，从剥隘到广南府需8天，再由广南府至昆明需时17天 。

第五条商路是昆明—蒙自—蔓耗（经红河）—老街—河内—海防—香港。该商路主要是依托红河水运为主。蒙自至蔓耗的红河水运历史上早已开辟，在汉晋时期已是发达 。　　据道光《云南志钞》卷6《边裔志下•越南载记》：　　云南入交趾有二道：其一道由蒙自经莲花滩（今河口新街处）入交州之石陇关，下程澜峒，循洮江（红河古称）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交盘州，又五日至镇安县，又五日至夏华县，又二日至清波县，又三日至临洮府洮水……临洮三日至山围县，又二日至兴化府……自兴化一日至白鹤神庙三歧江，又四日至白鹤县，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阳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县，又一日至宣江州，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鹤三歧江，然皆山径，欹侧难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势平夷，乃大道也；由莲花滩达安南之东都，可五日而至。　　束世澂《中法外交史》引《越事备考》中载：“滇南所产铜、铅、铁、锡、鸦片烟，取道红河出洋。各项洋货又取道红河入滇，愈行愈熟，已成通衙。” 1889年《光绪十五年北海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载“光绪十年以前，安南未成法国属地之时，所有洋货运往云南省属之南及广西属之西，皆系经海防而去，运到老街、浪顺、芒街等处。” 由此可知，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个旧所产锡块即已由该商路外销，不过数量不得而知。中法战争期间，越南作为主战场，这一商路被迫关闭，货物“大半经由北海口转运” ，直至蒙自关开关以前，该商路锡矿外运不见起色。　　红河水道对于多山的云南省，其商贸意义不言而喻。根据蒙自关1889年贸易报告册内所载，从海防至河内由轮船运行，历时1天；从河内至老街由帆船运行，历时20天；从老街至蔓耗亦用帆船，需时7天；从蔓耗至蒙自陆路运输由驮畜完成，需要3天；蒙自到云南府城也由驮畜完成，需要9天。从海防至昆明全程需要40天的时间。　　以上五条路线，是传统以来的云南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通道，特别是清代矿业开发大盛时期，对于矿品运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即便到了近代时期五条通路仍有重要交通和贸易价值。个旧锡产在1889年以前正是经这些通道外销，其中通北海关的商路以锡块出口总计高达近4.6万担、价值关平银93万两，居主要地位。

于是，红河航运开始空前繁荣。

历史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蒙自辟为通商口岸；十五年（1889年）于蒙自县城东门外设立“正关”，于蔓耗设立“分关”，“又蒙自西门外及河口各设查卡，旋改设河口分关，蔓耗改设分卡” ，蒙自关区范围为今红河、文山、昆明一线 ，同年9月19日又在位于蒙自东南的马白关设立分关，马白关距蒙自约6天路程，同时距东京边境仅2日路程，贸易报告中称棺材木主要是通过这一关进口的 。　　 随着蒙自的开关，经由前述的第五条商道，即昆明—蒙自—蔓耗（经红河）—老街—河内—海防—香港这一线路进出口的货物及数量逐渐增多起来。据称历史上个旧大锡“销售地点是长江沿岸和沿海一带……法帝国主义在蒙自开商埠，收购大锡，采用‘跟单押汇’的办法，把大锡运到越南的海防出口，掠夺中国资源”，“大锡出口是卖到帝国主义交易地点香港，曾一度取道蒙自、开远、百色、梧州。自海关成立后又改道蒙自、蔓耗直运越南海防，装船运港”。

自1890年开始经由蒙自关出口的锡块数量不断加增，整体呈上升之势。1890年锡块出口22 121.06担，价值关平银397 970两，到1909年时锡块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70 824担，价值关平银3 939 738两，增长了3倍多。这些锡块基本上都销往香港，因为个旧矿区采取的是土法生产，所产锡块成色不一，无法直销国外市场，需经香港重新熔炼成精锡后，方可行销国外。“不论最后销售地在国外或国内，个旧锡块大多数均先运至香港。一方面是因为输出国外之锡须在香港与马来锡掺冶，一方面因为香港系由滇至沪航运必经之地” 。　　个旧所产的锡块，通常被铸成42英寸长、10英寸宽、1.5英寸厚，每块重约110斤，一般将锡块分成大小重量相等的两半，一方面是在运输途中，便于驮畜平衡负重；另一方面也展现了锡块的品质。　　首先利用驮畜运至蒙自关完税，然后利用驮畜将锡块驮运至蔓耗，再利用红河水运转至老街，顺红河水而下，直至海防。之所以锡块绝大多数经由该商路出口，主要在于法国东京殖民政府优惠的税率政策：只要在蒙自关征收过税后，不管是外国商品还是中国的土货，运销行经东京时，绝大多数商品只需要缴纳很低的税款，差不多在5%左右。进口税与其他海关相比，降低了近30%。 各商家将锡块运至香港，然后从香港购买各种洋货运回蒙自，再行销云南、四川和贵州。1895年亨利•奥尔良游历云南蒙自、河口一带称：“蔓耗的大商人每年要从香港运回一两万包货物：有纱线、棉花、布匹、法兰绒和广东出产的烟草”，“这儿的商业活动很让我吃惊。”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云南蒙自、思茅两关总计商品输入4047720两，输出为3102211两。

至于水运，开展也不是一帆风顺。蒙自开关时，红河航道最大的问题是自老街起至蔓耗的适航性差，红河水道狭窄迂回，河床落差大，水流湍急，多有暗礁险滩，在由老街到蔓耗的180华里的航程中，便有大小滩100多处，其中险滩有犬滩、莲花滩、新滩、乌龟滩等11处之多 ，船队往往需结队而行，尤其是逆水上行时，若遇过滩时，通常需要不少人集中力量拉纤，将船只一一拉过滩 。此外，每年5－9月份这一区处于雨季，在持续的强降雨影响下，通常山洪爆发，河水位猛涨，流速极快，传统的舢板小船根本无法行驶，使得红河水路运输具有季节性的特点。这些都给贸易带来了不小影响。　　1889年7月24日，载有货物的“老街”号轮船到达老街，完成了自河内港出发到老街的航行；同年9月28日，云南方面第一船货物出口至东京。而外国货物在1889年11月8日第一次到达蒙自关 。此后，随着贸易的发展，红河水运条件的改善，进出蔓耗关的船只数量不断增加。　　　　1897年由香港至老街经红河水道运输货物，每吨运费为24美金，按照当时海关银与美金的汇率 ， 合关平银33.3两；从河内到老街每吨货物需运费17美金，合关平银23.6两 。到1899年时，计每货一件约重70斤，每件货由河口至蔓耗需要关平银0.4两，由蔓耗顺河而下，土药每件需船运费关平银1两，锡每件需关平银0.05两，杂货每件需要关平银0.15两 。 1901年红河商船运输，每件运费由0.55美元涨至0.63美元，按照当时海关银与美金的汇率，约合海关银0.764两到0.875两 ，其中锡每块运费关平银0.06两，土药每箱需船脚银0.2两，杂货需关平银0.1两 。　　根据地方回忆，当时从事红河航运的中国船只有三种：大船重约5吨，可载重八、九千旧斤；中船重约3吨，可载重四千旧斤；小船重约八、九百公斤，可载重千余旧斤。 海关贸易报告则称，当时从事红河航运的中国货船有几种类型：既有承载能力为4吨的稍大一点的船，也有承载能力为1吨到2吨的小帆船 。晏拜（法属东京内，离河内两日航程）以上河段的航运多为中国舢板小船，这种小船虽然体形较小，但其吃水较浅（仅需二尺左右深之水）、柔韧灵活的特点适应了这一河段河道狭小、水流较急且水位落差大的环境，对于货物运输是极其重要的，华商经常用安南船只由东京载货到晏拜，再由华船转驳直到蔓耗 。老街以下河段航运条件相对要好一些，多为大船，货物运输能力相对要强。1893年法国东京殖民当局与MARTY & D’ABBADIE公司协议开通从晏拜到老街的定期航班，每周一班。由晏拜至老街往返上下不过三日，从老街到晏拜需用一日半，在枯水季节时，溯水而上需要七日时间，顺流而下也需要三天时间，不过这些小火轮只能载人带信，不能载装货物。　　红河水运面临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河运条件来说，正如前文所述红河河道本身的适航性并不是很好，加上雨季使得河运受季节性因素的制约，在洪水泛滥年份，红河航运甚至会因之停滞长达数月之久。在传统落运输工具条件下，导致红河河运运量小、速度慢、成本高，而且极不保险。虽然法国东京殖民当局对红河航道非常重视，也曾花大力气整治河道，如1893年东京殖民政府拨款300万法郎用于改善红河水运条件，力图通过疏浚河道，开挖泥沙，消除险滩等各种方法提高河道的适航性 。河内总督还于1894年11月底曾亲自赴老街视察红河航道情形 ，足见法国东京殖民政府对维护红河商路的重视程度。　　但效果并不完全理想，每年船只因触礁、搁浅、洪水冲走等事故而导致的损失为数不少，据海关贸易报告1892－1907年记载统计，红河水运在这16年中共损坏有464艘船只，所失货物价值近232万关平两，平均每年损坏船只近29艘、货物价值近1.5万两关平银，其中还不包括1901、1902、1904、1905年4年的货物损失价值（见表6）。从这些统计可以看出，红河水道客观自然条件对货物运输的影响不小，这其中又以蔓耗至河口段航行最为艰辛，每年损坏的船只绝大部分集中于这一河段。

第三，散勇游匪时伏时出，红河“黄金航线”水师护运。

蒙自开关和红河水运的逐渐发达，使得通过前述几条传统商路外销的锡块数量大为减少。变化最为明显的是昆明—广南府—剥隘—百色—南宁—北海商路。蒙自开关前，云南个旧所产锡块经由该商路外销所占比重甚大，1888年经由北海关出口的锡块数量更是达到了12 840.53担，价值关平银265 374两 。不过在1889年，即蒙自关开关当年，这一数字一下子锐减至1085.69担 ，此后通过北海关外销的锡块数量一直呈递减趋势。1891年北海口贸易报告册中所载锡块出口数量为546.86担 ，1892年海关贸易报告统计册中锡块出口仅是15.97担 ，1893年更是无锡块通过北海关出口的数量记录。以后经过北海出口的锡块数量也非常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蒙自开关和红河水运较此路便捷外，北海口本身的条件也限制了货物出口，“口内并无坚大驳船，每遇北风即停止起下货物……本口既无码头，亦无栈房起货，只可用民户小船驳岸。” 此外，走百色线路，沿途的厘税加上运费，成本很高，“查商从运锡，向走百色至香港转运上海，统计沿途税厘脚费，每票二千五百斤，共需银二百七十两零五钱。其由蔓耗至上海，每票止需银一百五十五两三钱七分五厘。”　　对比两条路线，显然蔓耗红河水道运输锡块所需成本要比百色路线少得多，在蒙自关开关前，商人偷漏税厘的现象甚多，以至于蔓耗路线一度被禁止通行。不过蒙自开关后，正如前面所论述的，法国东京殖民当局对进出东京货物所采取了优惠政策，税率的优势十分明显。从当时的运输成本来说，这一商路也成为最实惠的一条商路，据当时蒙自关的统计，一件60余斤的货物（相当于驮畜载重的一半）从香港运输到蒙自，包括各种支出在内，共需要花费海关银2.2两，而这仅仅相当于从蒙自到百色驮畜的费用 。走蔓耗红河水道，锡块“每票（二千五百斤）实止需银一百二十二两五钱五分，较从前商运蔓耗又少银三十二两八钱二分五厘，较商运百色改少一百四十七两九钱五分。” 如此一来，两条商路所需成本一比较，优劣顿分，从事锡块贸易的商人视红河水运为最优路迳，百色线路锡块运输很快衰落，这从每年的海关贸易报告统计册中可清晰看到。由此导致的是内地脚夫船户的大量失业，这引起了当局的关注，滇矿务督办唐炯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甚至奏议拟请援照加抽土药正税例，“凡锡走蔓耗，每百斤加抽厘五两九钱二分，增入条约，庶与百色一路两得其平，而锡利不致尽为法人所夺，并可杜华商偷买洋票偷漏税厘。” 不过这些举措并没有扭转红河锡块贸易日益繁盛、百色线路逐渐走弱的趋势。　　与百色线路相似，在蒙自关开关后，托依长江水运的商路每年运销的锡块数量也呈不断减少的趋势，重庆关、宜昌关、江汉关每年贸易报告记录了这一变化。重庆关于1891年开，是年统计册表中来自云南矿务局的锡块共计446.55担 ，1892年为1 165.03担 ，1893年降低至224.70担 ，此后绝大多数年份的贸易统计册表中不见来自云南的锡块记录 。至于通过宜昌关出口的云南的锡块，1891年时尚有1 596.57担出口 ，到1893年时迅速减至280.90担 ，此后在其贸易统计册表中偶尔见到有少量锡块出口的记录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外销记录。　　相比重庆、宜昌两关，通过汉口出口的锡块数量变化幅度相对要小一些，不过递减的趋势也难以扭转。1890年的江汉关海关贸易报告统计册中记载共有1 338.89担锡块出口 ，此后两年也保持了年输出量在1 000担以上（1891年为1 400.56担 ，1892年为1 418.73担 ），不过随后锡块出口数量不断减少，再也没有能够超过1 000担的锡块出口记录 。　　与同时代通过蔓耗红河水道输出的锡块数量相比，以上几条商路的锡块外销显得微不足道，这显然与红河相对便捷、经济的水运是分不开的。据调查，即便是今日蔓耗等地的居民仍对就是这一地区的商贸繁盛记忆犹新，旧时蔓耗作为大锡等物资水陆转运口岸，不仅设有公、私码头供物资进出，而且贸易活动至民国早期依然繁盛，个旧、蒙自等地的锡、矿、盐、糖、布、米等从内地驮运至码头，返运回内地的有对岸江外运来的棉花、香料和下江船运至的洋货物品。

然而，红河沿岸的治安并不乐观。就在蒙自关开关第二年（1890年），航行在红河上满载货物的大帮船只，在外拖附近遭到游匪抢劫，损失的船只与货物价值共计30 000两，蒙自的贸易因此而停滞了近三周的时间，甚至还就是否放弃这一条非常不稳定的河运，引发了各方激烈的争论 。此后，散勇游匪时伏时出，给运输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1894、1895、1897年红河水运劫案频生，商贾苦不堪言，直至1897年3月间云南地方当局派镇道大员前往招抚，游匪头目三人率众投降，将匪首三人分派驻新安所、广南府属，红河河道治安方才有所好转 。不过到了1901、1902年时红河治安又急剧恶化。1902年10月25日至11月18日，由于游匪横行，每于蔓耗下之大滩破船劫货，河口往来蔓耗船只停止载货开行。据统计当时河口至蔓耗失窃货船共有29艘（下游另有8艘），其中23艘系载进口货物，6艘载出口货物。失事于老街－河口段涉及的商号有23家，共失货1577件，寻回只有300件而已，所失约值银40000两之多。这些被劫货物公然在河口、猛平一带发售，当时失事各商号与内地云南府商人协议，拟将外销改道由腾越、缅甸进口货物；当然还议订章程欲以每月费银500两，募勇沿途卫护红河水运，且于1903年春季始保护往来河口、蔓耗的商船，但因办理不善，行而中止。 不久，个旧发生周云祥起义，战乱给个旧锡矿生产造成严重受损，加上云南省当局电告越南暂停水陆货运，商路为之阻隔，商家损失惨重。战火熄灭后，云南省当局在红河商路沿线设水师护运，外贸运输方渐趋稳定。此外，除了游匪，商贾还得时时注意提防一些船夫故意凿沉商船，以图落水之货物，比如在1902年时，船夫与游勇散匪勾结，在货船过滩时，故意将船只头缆割断，破船劫货，肆行无忌，在这一年中就发生了数次 。红河航道上发生此类事情亦不在少数。　　老街河口以下河段的治安，法国东京殖民当局也比较重视，1894年从晏拜到老街之营垒，比往年增加了一倍，从老街至龙脖（红河东京境内最后一要点），亦加增三座。 这些措施使得相关河段航运安全相对有所平稳。　

第四，中国西南出海大通道的“历史地位”，以及这一地位注定风云激荡的历史。

我们今天站在红河边，也许见不到船楫风帆了。红河浑厚无言地流过，有点沉默。在它怀里演绎过的壮阔图景跟流水般的历史远去了。再也不见云帆直挂济沧海的壮丽景象了。

那么，红河航道究竟怎样开辟的呢？为什么会成为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和战略地位的中国西南出海大通道？

其实，正如前面所述，这条航道的开辟我以为是古已有之，不过那都是小量或短途的运输，大宗的运输并正式成为跨境商道已是十九世纪了。1866年，法国海军组织了一支探索队，走遍了湄公河，最后通过红河抵达了中国的大理，终于发现红河可以成为越南进入中国南部的通道。这一发现，由探险队员安邺著作并发表在《两世界》等杂志上，安邺很快成了欧洲著名的地理探险家。以前通常的贸易路线是由海上将货运到上海等通商口岸，再由陆路运到云南。这条商路过于遥远。红河通道的这次探险吸引了法国军火商人堵布益的注意。他说动了法国海军部，到了1872年10月，堵布益招募了23名法国人，45名马来人和80名中国人组成的雇佣军，购买了两艘英国海军的“青花鱼”级炮舰——“甲虫”和“商行”，分别更名为“红河”和“老街”，并与“山西”号轮船和一艘帆船组成舰队。在10月，满载泰来洋行的军火等物资的舰队，从海防进入红河进入云南，于2月底到达河口。3月4日到达蔓耗，弃船步行12天抵昆明。4月29日离开昆明，再沿红河顺流而下。——因为这个行动，法国还与越南地方政府发生了一次战争，最后签署了一个《西贡条约》，法国人要求越南开放红河，并允许法国在河内、海防（中越称其地为左金，海防是法国人的叫法）设立领事馆及驻兵，但最终只在河内一个城市获得了经商权。直到1883年8月25日，越南被迫签订了《顺化条约》，法国才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顺带说一句，那位最早参加探险的安邺，已是上尉的他作为法国的特遣队队长，在这次战争中被黑旗军砍了脑袋。而商人堵布益却发了大财。——历史人物就这样不经意间完成了历史使命，完成了历史的意外结局。

经此之后，红河的航道算是正式开通了。

也正因为红河航道的特殊地位，历史上著名的“河口起义”也与之息息相关。

河口起义也称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4月），主要指挥者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与黄兴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的同时，孙中山又派黄明堂等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了河口起义。4月29日起义军与清军中的反正部队会合，攻克河口。在河口，起义军张贴了《中华国民军都督黄告示》。此后，起义军又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蔓耗、蒙自；部队也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孙中山即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并命他赶到河口督师。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河口，位于云南省最南端，蔓耗下游约一百多公里，是我国与越南交界的边防重镇。源自滇西巍山县的红河越过崇山峻岭，在这里与南溪河相汇而流入越南，“河口”之名由此而得。一百年前，辛亥革命云南的第一枪就是在这里打响。

自古以来，河口就是通往印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重要门户。滇越铁路未修之前，红河水运盛极一时。中法战争中，滇军也是从这里出关征战，入关班师。1908年4月，同盟会会员在此发动了“河口起义”。

毋庸置疑，河口爆发起义，是由红河航道的战略地位以及河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河口位于红河与南溪河交汇处，北通滇南重镇蒙自，西连个旧的商埠蔓耗，国境线全长193公里。同时，水路沟通中越两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革命军得之，可以四通八达，诚军事上最佳之发动点也”。还有就是河口跟广西的渊源较深，有书称河口是“两广人聚居的天堂”。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同年，杨振鸿、吕志伊、唐继尧等数十人建立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了《云南》杂志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云南的红土地上播下了民主革命的种子。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孙中山和黄兴领导广州、廉州起义以及广西镇南关起义相继失败后，孙中山并没有气馁。1908年，他委任黄明堂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负责云南河口的军事，由王和顺、关仁甫协助，指示3人率领从镇南关撤退的会党、游勇，伺机在河口发动起义。成功后再进攻蒙自，最后达到光复云南的目的。

河口当时的最高长官为对汛督办公署督办王玉藩。驻河口的军事力量有巡防营四营及铁路警察一营，皆由王玉藩节制，其中正师两个营由王玉藩自统，守备熊通、李美为督队官;右师一个营(炮营)的四哨人马由管带黄元贞率领，分驻南溪河岸边的四连山及位于该山半山腰的4个炮台;左师一个营亦辖四哨，由管带岑得贵率领驻扎在河口城区左侧山头，与右师成掎角之势;新扩编的一营铁路警察的指挥官是管带蔡景均。

经过精心计划，王和顺、黄明堂、张德卿组织力量化妆为铁路工人、苦力、沙丁携带武器分批潜入河口，同时联络三点会头领关仁辅参加革命。之后，经过努力争取，清军巡防营守备熊通、管带黄体良也愿意带队作为内应参加革命。

策反工作也在进行。关仁甫曾在滇南反清多年，在河口军警中有不少故旧。他暗中在巡防营、警察队活动。他许诺，只要带枪参加革命军，每人就可得银元一枚。这对清兵、警察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饷粮很少，又老是被克扣，常常吃不饱，有时甚至得靠为法国人修铁路、打柴填肚子。那时的一枚银元，在河口一带可买半头耕牛。

由于大量人员调动，王玉藩得知河口“山雨欲来”，仓皇上报，并谎称身患瘴疾(疟疾)，请求辞职回省城昆明治病。云贵总督锡良接到报告后大惊，电令将黄元贞、熊通、岑得贵调昆明换防。同时向法越当局提出越境缉拿革命党人的请求，黎仲实等8名在越革命党人因此被捕。

面对这一情况，革命军不得不提前举事。

黄明堂带领士兵于4月30日凌晨两点正式起义。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李佑卿等率100多名会党、游勇等，从越南老街悄悄渡过南溪河牛角湾(现名“一条半”)，进入国境，与潜伏在铁路工人中的约200名革命者会合。分3路进攻河口清军。

随着枪声响起，平日深恨管带蔡景均克扣粮饷的铁路警察们，就杀了他反正。清军巡防营右师管带黄元贞的两哨官兵，也响应革命军。革命军的队伍一下子增加到500多人。

黄明堂命部将王槐廷组织警察巡视街区及两边河岸，保护人民财产，防止暴徒趁机滋事，然后与关仁甫等率队围攻巡防营营地。黄元贞率两哨官兵配合革命军进攻。接着，驻四连山的黄元贞营另两哨官兵也倒戈，参与对岑得贵营的合围。

岑得贵仓皇逃窜，直奔对汛督办公署报告，与督办王玉藩一道组织清兵。两人准备死守督办公署。王玉藩还秘密派人赴老街，向法国防营统领求救，要求借部队“平乱”。但遭到了法军统领的拒绝。

接着，黄明堂率队占领了岑得贵营地，四连山营房及炮台亦为黄元贞控制。革命军稍事休息，集合队伍3面围攻督办公署。

自晨至午，双方酣战。黄元贞又率队从后山攻击督办公署，王玉藩腹背受敌。眼看革命军要攻入督办公署。王玉藩忙派人向革命军假意投降，约请黄明堂到督办公署谈判。

黄明堂派王槐廷带两名随从前往洽谈受降事宜，另有一名法国商人自愿同往，进行协调。王玉藩本无降意，见来者不是黄明堂，言语冲突间，抽刀杀了王槐廷，并拔枪射杀一名随从。一直在假意指挥清兵作战的守备熊通双方谈判时也在场。见王玉藩杀害革命军来使，他随即拔枪，击毙了王玉藩，命令剩下的清兵全部投降。

此时，岑得贵、李美慌忙逃入民宅躲避，而清军的另一名管带张印堂在此前就被击毙。河口完全落于革命军之手。

这一仗，革命军缴获快枪4000余支，子弹上万发。接着义军成立了云贵都督府，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名义布告安民，将外国领事和税关人员护送出境。义军征募义捐，严申军纪，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拥护，大批清军归投起义军，义军队伍增至千人，声威大震。

5月1日，关人甫率义军400人直逼蔓耗、个旧，和临安周云祥部合攻蒙自。5月2日，义军与清军管带柯树勋所率200余人相遇，清军不战而走，数十人主动投降。驻坝洒的清军管带李开美也率众反正，义军迅速占领新街。3日，王和顺率义军从河口出发沿铁路进攻，先有清军李兰亭部一营归降，接着又招降了黄茂兰部两哨，占领了南溪。清云贵总督锡良闻警，一面急调署蒙自、关道、增厚及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率军南下八寨救援，一面频电清廷告急。王和顺听闻，分兵袭取古林箐，牵制白金柱的军队。白金柱军队来归降者达百余人。义军本来可以乘胜进军蒙自，但由于粮弹不济，只能驻扎在原地停止进攻。

5月5日，孙中山委任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赴前线督师，节制各军。黄兴随即赶到河口，没想到投诚的部分清军不听从调遣。黄明堂、王和顺都因为粮饷不继，犹豫迟疑。黄兴焦急不已，就亲率一军前往蒙自，但途中义军饷弹缺乏，士兵疲惫，走的走、散的散。

无奈之下，黄兴于5月10日退回河口，准备在河内召集钦州起义人员组队再赴前敌，11日行至老街，被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扣押驱逐出境。关仁甫在由新街进至蔓耗时，被清军击败，退守河口。此时，王和顺部在老范寨、泥巴黑一带与清军苦战20余日，击毙清军数十人。但由于没有后援，义军弹尽粮绝，不能胜敌，也退守河口。

5月26日，清军占领河口，起义遂告失败。

河口起义，历时近一月。这次起义因比革命军此前在两广采取的多次军事行动更鼓舞人心，孙中山曾称赞说，“河口之师，足掩前者”。

“河口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它震慑了整个朝廷，打击了清朝政府的嚣张气焰，动摇了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为辛亥云南起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河口起义前这里没有小学，后设有小学、初中，对面老街还有职高。1915年12月，蔡锷正是经河口进入云南，参与了震动中外的“护国起义”。

百年之后，从个旧、蒙自、蔓耗，沿着古老的红河航道直到河口，踏访着河口起义时起义军的战斗遗址，不禁让人浮想到了百年前激战正酣的场景。

第五，朱德剿匪，战斗在蔓耗红河两岸的高山密林，开创了游击战的摇篮。同时，遏制了法国殖民者势力入侵和扩张。

朱德前往滇南剿匪应该成为巩固新生的云南辛亥革命政权和保卫云南边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朱德与云南从辛亥革命走向讨袁护国之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期。1911年11月，朱德参加援川战斗后，第二年5月间随部凯旋。回到昆明，在巫家坝举行的祝捷大会上，蔡锷将军称赞他“智勇双全，战功卓著”，亲自授予他“光复”、“援川”勋章各一枚，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进行了表彰。随后不久，朱德被调往讲武堂做了11个月的学生队长，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把“军事学等重新温习一回”，“学术上大有进步”。1913年被任命为滇军步兵第二团一营少校营长，率部来到滇南，开始了他长达两年左右的剿匪战斗生涯。其中，蔓耗红河谷，成为游击战的重要摇篮。

清兵伙同土匪作恶滇南。滇南地处紧靠中越边境的红河一带，辛亥云南光复后，很多被打散的清兵与当地土匪势力相结合，形成了相当有战斗力的匪群。云南军都督府虽然多次派兵剿匪，土匪仍然十分猖狂。他们打家劫舍，挑起民族械斗，焚抢蒙自哥卢士洋行，到处制造事端，甚至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有恃无恐地在集市上强奸民女，使边疆各族人民无法正常生活。这时，法国殖民当局已将滇越铁路从滇南的河口、蒙自、个旧、开远和建水等地修到了昆明。他们一方面对土匪给予暗中支持，一方面则借口驱逐土匪，保护铁路安全而随时准备派兵入侵云南。处于外扰内患中，滇南局面情势危险，受到严重的威胁。 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曾这样说：“临离云南之前，蔡锷将第一师——朱德是该师的一名指挥官——沿滇越铁路全线及边境布防。”“朱德在此后的两年，一直跟持有优良的法国步枪的土匪和少数民族作战，不让他们的后台老板在中国扩充地盘。”史沫特莱并且指出：“在边境的两年内，他（即朱德）的日子相当艰苦。云南南部山峦重重，天气酷热，在疟疾相当猖獗的山谷中，瘴气甚重，最容易患上肺病，而且水土不服，每个人都得了严重的肠胃病。”

朱德化装侦察击毙匪首。对于滇南剿匪，朱德也曾回忆道：“我们练兵过了几个月，在临安（即建水）、蒙自、个旧一带红河流域、云南边境上，打那些造反的野蛮强悍的蛮子。那一带瘴气很大，土匪多，从这中间练了些本事……天天打，又是乌烟瘴气，天天到处是枪声。在打枪上蛮子凶得很。营盘垒得高高的，步哨不敢放在门外头，出去就会被杀掉。一面说服，一面打，经过了两年，那边是热带，很不好进。生病的多得很，原来这里的一营人，只剩下了两个连。我们去了却没有怎么死人。把土匪也搞平了——真的做了些事情。那地方是那样宽广，包括几个府，十几个县，两个营却把它拿下来了。 这时我由营长当了团副、团长，而带着这两个营，打了两年长期的游击战。”

从上述记载可以确认，朱德在滇南两年的时间是以游击作战的方式进行剿匪的。土匪和蛮子相当凶悍，朱德和部队相当艰苦的战斗生活，非语言可以表达。朱德剿匪主要是与清军残部作战，他剿匪的地点首先是在建水。建水的匪首叫方位，据说曾是清朝云贵总督的贴身保镖，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枪法和拳脚功夫非一般人可比。流窜到建水后，纠集了一伙歹徒，并与当地驻军滇军步兵第九团内的少数不法分子相勾结，于1914年（民国3年）4月18日，策动部分士兵哗变，抢劫了富滇银行临安支行和其他一些商号，弄得全城人心惶惶。事后，步兵第九团被全部解除武装，集中到开远，由朱德率队乘火车押送昆明。随即云南军都督府调朱德所在的步兵第二团至建水驻防（朱德曾住建水城红井街9号，现被改建为朱德旧居纪念馆；部队驻南校场，早被改作良田。）这时，方位等匪徒仍在建水为非作歹，朱德便亲自化装成卖瓷器的伙计进行侦察，得知了土匪的行踪后，接受了战斗任务。1914年7月31日，他率部以突然围击的方式在李浩寨乡冷水沟村将恶贯满盈的匪首方位击毙；1915年9月22日在官厅水库和坡头乡一带的腊渣寨等地又对白万、莫卜等人带领的土匪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匪徒“溃逃一空”，建水的匪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清剿“小香港”匪情。这期间，朱德带领部队往返于滇南十几个县剿匪，特别是在红河大峡谷中的蔓耗一带进行了尤为艰苦的战斗。蔓耗属于个旧市管辖的一个小镇，距个旧80公里， 距蒙自61公里，与金平县隔红河相望，与河口县相近，海拔仅60至170米。由于百年前蔓耗码头是红河航道（中国境内）的起始点，又有“蛮蒙古道”相连，每天过往的船只数百艘，骡马四五千匹，中外商贾云集，以“红河岸边的小香港”之称，引来了土匪的哄抢。辛亥革命后，驻扎在这里的清军水师营等部队由散兵游勇蜕变而成土匪，对商船和马帮进行抢劫，更是把这里闹得乌烟瘴气，不得安宁，影响着不远处滇越铁路的安全。原来这里的一营剿匪部队，地形不熟，水土不服，减员很多，没有对土匪造成有力的打击。因此，暗中支持土匪的法国殖民者便以“剿匪保路”为借口，企图进入云南扩充地盘。

朱德当时就是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率部来到这里剿匪的。朱德一到红河边，便根据实际情况，在蔓耗设立了指挥部，以此为中心，沿红河大峡谷将部队从金平到河口洒开布防。组织“搜山队”、“护船队”（护船队的船为一种尖头小船，顺流而下，速度极快），在蔓耗及莲花滩、大滩、新街和黄草坝等地酷热的深山老林中，用火攻、强攻等战法，水陆合剿，打了大、小十多仗，消灭了好几股利用复杂地形地物作掩护在这一带进行抢劫的土匪。其中，最著名的一战乃是飞鼠洞之战。飞鼠洞位于蔓耗至金平县黄草坝一片大山中的峭壁上，洞口形同一只飞在半空的老鼠，故得此名。土匪居高临下，踞险而守，朱德部队久攻不下，大约用了两三天，最后放火烧山，用火攻消灭了洞里的土匪（这与冷水沟村用火攻的战术相似）。

从红河对岸看，蔓耗码头位于蔓耗镇正中，它原由攀枝花树码头和大榕树码头组成。随着风雨侵蚀，目前仅剩下10多米长的一段石砌码头外墙。当年，朱德率领的“护船队”就驻守在蔓耗码头，闻警而动，保护着从这里到河口的红河航道的安全。

然而，这些土匪是很狡猾的，他们往往采取“打得胜就打，打不胜就跑”的战术，“躲猫猫”、兜圈子,你从水上剿，他就往山里跑；你到山里剿，他又往水上跑；你水、陆并剿，他就跑到越南去。并且化装成边民刺探情况，趁剿匪部队不注意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兴风作浪，然后又跑得无影无踪。为此，朱德命令部队在红河沿线的一些要津筑起堡垒，守望四方，观察匪况。红河对岸距蔓耗码头一公里处的一座山坳里，这里还保留着朱德部队剿匪时驻守的哨所堡垒。它是用当地的大石头垒砌而成，周围有开在不同方位的观察口、射击孔，堡旁还修筑了掩体。身居这个非常隐蔽的哨所堡垒，可登顶瞭望，持枪立射，射界十分开阔，能同时守望三个方向。当年，朱德的剿匪部队在红河岸边构筑了很多这样的哨所堡垒，百年后的今天，它在蔓耗是仅存的一个了。这个堡垒大概可以住一个班的兵力。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哨所堡垒，形成了一道强有力的保护屏障，维系了红河航道的安全，部队可以随时乘船直奔不远处的滇越铁路，对土匪造成了很大的震慑。

关于朱德是什么时候率部到蔓耗剿匪的，历史学家考证认为是1913年就开始了。这与他1914年率部从开远将建水的叛兵乘火车押解到昆明后，又奉命去建水剿匪的时间是非常吻合的。朱德在滇南地区剿匪的重点一个是建水县、一个就是当时属于蒙自县的蔓耗。这期间，他在建水住了很长时间，前前后后也在蒙自住了很长时间，他在蒙自住的地方原为民众教育馆（现在是铜房街，历史遗迹已经荡然无存）。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记载：“他不时去蒙自取信件和报纸，有时也收到留在家中的妻子寄来的书籍。”“为了调剂过于单调的生活，有时他到蒙自拜访一个在那里认识的法国商人，这个人很乐于答复他提出的关于法国的生活和典章制度，而且将伏尔泰的著作介绍给他看。”

云南军都督府据此通知法国方面：“中国有力量维护治安”，滇越铁路的运输畅通无阻，无需法国军队越过边境保护铁路，粉碎了法国殖民者入侵云南的企图，保境安民，捍卫了滇南边防的安全，巩固了云南辛亥革命的成果。朱德本人也因在滇南剿匪有功，从少校营长相继晋升为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

历史这样评价“游击战之父”朱德：论起搞军事教育，朱德可谓老资格。辛亥革命前他考上中国南方军事教育质量最高的一所讲武堂——蔡锷办的云南讲武堂。身为本世纪初的“日本士官学校三杰”之一的蔡锷办军校的要旨，是以日本式的步兵战术加近代中国曾国藩、胡林翼的带兵法。朱德在学校是有名的优秀生，一时与朱培德以“二朱”并列，闻名于全校乃至云南军界。不过,这时学的全是正规战的战法。后来朱德当护国军团长之时，云南军派正规军剿匪连吃败仗，朱德统兵去剿时，在实战中摸索到一套以分散的小部队活动的战术，连连奏效。这样，朱德就成为一员不仅善打正规战，又擅长游击活动的将领，这在中国军界是很少有的。20年代，朱德去德国、苏联学过军事，一方面掌握了那里的长处，一方面也注意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与叶挺、熊雄在苏联一起学习时，当教员问如果打不赢怎么办时，朱德就答道：那我就带队伍上山打游击。苏联教官当时还非常不满，认为是不守规矩。

三、总结：朱德剿匪的红河流域堪称游击战术形成的摇篮

至今，美国大名鼎鼎的西点军校也在讲授中国的“游击战术”，这已经不是秘密。从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从中国的抗日战场再到越南战场，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游击战的无比威力。就拿越南战场来说，深得中国游击战术真传的小个子越南人让大个子美国人深陷泥潭。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是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国外一些军事著作也是这样记载的。鲜为人知，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就是中国红军之父，赫赫有名的朱总司令，朱德元帅！

有人指出：“1928年1月，赣敌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时，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会后不久，敌人进攻万安县，万安县委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原则，在同敌人斗争时，采取了‘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策略。1月31日，朱德等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军（那可是地道的正规军），在湘粤边界的坪石，采取敌进我退、以逸待劳、攻敌不备、敌退我追的战法，打垮敌敌军六个团，这就是游击战的一个重要范例。”

同年2月，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利用进占宁冈新城之敌一个营态势孤立、思想麻痹之机，采用奇袭战法，三面攻城，虚留一面，驱敌至城外我预伏地区，予以全部歼灭，一举攻占新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进剿”。至5月，井冈山红军又先后粉碎了敌人的第二和第三次“进剿”。随着游击作战经验的进一步丰富，这时已产生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十六字诀”，是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该报告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自然，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就是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其实，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应该说，是毛泽东科学总结出中国“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但是毛泽东并不是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

客观说来，这个十六字诀的思路是朱德最早提出的。这还得从朱德在滇军中的经历说起。朱德在滇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少将旅长。他在滇军多年的军旅生涯中，除了参加过讨袁战争，军阀混战外，还曾率部滇南剿匪。尤其是红河流域的土匪，他们在与力量相差极为悬殊的官军作战时，往往采用官军临境时先四散躲避、坚壁清野，尔后相机反扑的办法来对付。用军事术语讲就是：采用游击战、麻雀战，敌强则散，敌弱则袭，敌驻则扰，昼伏夜出，打了就跑。毁坏官军的粮道，掐断敌粮源，当官军疲惫不堪、无法坚持、仓皇混乱后撤时，再迅速发起大反攻，大量歼灭官军。朱德担任滇军军官与滇南红河流域土匪作战，早就领教过这套战法的厉害，而且一直在苦苦寻求破解方法，以便日后为我工农红军所用！

早在1925年6月，朱德因在柏林参加德国组织的声援中国“五卅”运动大会，被德国当局逮捕并吊销了护照。之后离开德国，同年7月，朱德赴前苏联学习军事。当时教官曾问他回国后如何打仗，他提出要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朱德在苏联期间，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完善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上队伍入山打游击”的游击战略战术思想。

也就是说，朱德提出的游击战术思想，至少要比毛泽东整整早两年多！随后，在井冈山时期，他把这套战法结合具体情况发展成为红军对付敌军围剿的作战方法。这就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真正由来。最后，被毛泽东同志科学总结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历程中，不断升华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毋庸置疑，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是朱德元帅，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但是还有几位中国红军将帅，也称得上中国“游击战术”的高手。

第一位，当首推左权将军。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进入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之前经周恩来启发介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兼军长、第一军团参谋长和代军团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和前方总部参谋长（林彪当时是八路军115师师长）。随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彭德怀那可也是一员虎将。每当危难关头，毛泽东都要大声疾呼：“谁敢横刀跃马，唯我彭大将军。”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解放大西北。抗美援朝，出生入死，美国人可是闻其名丧胆。）东渡黄河，指挥八路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吕梁、五台、太行山根据地，奠定华北敌后抗日基础。我们从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抗战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等，可以领略八路军、游击队的风采。

1938年4月初，日军一〇八师团3万余众，妄图摧毁八路军太行山抗日腹地。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研究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并赴前线指挥。长乐村一战，取得粉碎日伪军9路围攻，歼灭日军一〇八师团2200余人，缴获马步枪千余枝，收复和顺、榆次等18座县城的巨大胜利，扩大了晋东南根据地，为建立晋、冀、鲁、豫解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左权将军还协助朱总、彭总，指挥了许多著名战役，并结合抗日战争的实践，著述颇丰。在日军扫荡频繁的艰难岁月，左权从未放松过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研究，忙里偷闲，著有《战术问题》、《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抗战中作战指导与组织上的几个基本问题》、《论我军的后勤建设》等40多篇军事论文，并和刘伯承合译《苏联新步战斗条令》第一部。在这些著作中，左权非常详细地有创见性地论述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战术原则等问题。显然左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

第二位，是徐向前元帅。徐向前，1901年生，山西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教导营教官、参谋、副团长（也比林彪元帅的地位和资历高得多）。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

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记载于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可是早在1928年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豫南光山县召开时，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军事问题、群众运动、宣传问题等9个决议案。

其中，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根据鄂豫边红军的实践经验，就提出了7条游击战术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分别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应该说，徐向前元帅也称得上中国“游击战术”当之无愧的响当当的创始人之一呢！。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那些为国为民作出巨大奉献的伟大先驱。人民应该永远记住他们；历史应该永远记住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

四、勾画：“朱德游击战纪念馆”或“中国游击战摇篮”蓝图规范

2014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指出：“档案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和人民群众各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是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维护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依据。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做好档案工作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职责。”

实践表明，建立档案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档案让人类的文明成果得以保存、积淀和传承，让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能够启迪后人，让下一代人不必凡事从头开始，而是有章可依、有据可循，让人一代比一代进步、一代比一代更快发展。而档案的有效开发利用，是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体现形式之一。

邓小平同志也曾经指出：“任何重要工作的最后一项工作，都应该是档案工作；同样，档案工作也应该是下一次类似重要工作开始时的第一项工作。”中华民族近代史是一部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以及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史，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值得骄傲的光辉篇章。其中形成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是激励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往前进，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是留给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用之不尽的精神正能量。在多种传承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历史载体中，革命历史遗迹作为实物载体，以其原始性和真实性，在传承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宣传、继承、发扬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中更具有实际使用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充分认识革命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价值，包括创新发展革命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的途径和方法，对于发扬革命精神，继承革命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激励中华民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积极和重大的意义。

而今，锡都个旧作为荣获“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天然氧吧”“人居环境范例奖”等殊荣的魅力特色城市，通过档案开发利用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发展“红色旅游”——建设“朱德游击战纪念馆”或“中国游击战摇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体现了档案开发利用的初心与使命。

例如，考虑在个旧市区至蔓耗镇、朱德当年剿匪的“红河谷”，移步换景、打造“中国游击战摇篮”，在蔓耗镇古渡口，选择合适位置打造“朱德游击战纪念馆”，将其建设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促进云南个旧乃至整个中国新兴的红色旅游业，让云南个旧蔓耗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风物独特的宝地，这个“游击战摇篮”，成为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旅游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乃至中国红色旅游的一个目的地，不断提高世界锡都个旧在新时代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作者：赵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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