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放心不下胡适便写了一封信，胡适先生的贤内助

江冬秀是我国现代文化名人胡适的原配夫人，1890年生于安徽旌德县江村。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是由两家老人决定的。订婚之后，胡适到上海读书，又留学美国，直到1917年回家结婚。一个学贯中西、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偏僻乡村的小脚女人，当时就有“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的戏谑之说，一时传为笑谈。

江冬秀虽然出身于仕官之家，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受到较多的新式文化的教育，仅仅读了几年私塾，粗通文字而已。她与胡适的结合，是由家母之命、媒妁之言、亲戚关系和算命先生等多种因素促成的，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尽管她是个出身于偏僻山村，而且文化不高的旧式“小脚女人”，但她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德能和见识，不仅学富五车的胡适不敢对她小觑，而且亲属朋友和各界名流对她也都颇为尊重。

相夫教子，当好内助

江冬秀虽是村姑，但是很有见识。嫁给胡适之后，她就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在“相夫教子”上。胡适在外面忙忙碌碌，家务、孩子等繁杂的事务统统交给江冬秀料理，免除了胡适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胡适在事业、学问上的成就凝聚着江冬秀的心血。

江冬秀始终以一个女人特有的细腻关心丈夫的生活，胡适在异国他乡时更是如此。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装着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有一次在纽约，胡适把领带翻过来给何炳棣看，原来，领带下端有一个小拉链，内中藏一张5元的美钞。胡适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万一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到东城公寓。由此可见，江冬秀对胡适生活上的关心是何等的无微不至。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当时胡适在美国，无法定期给江冬秀汇生活费。江冬秀和两个儿子的生活一度十分窘迫。尽管异常艰难，但她却精打细算，克服困难，带着儿子度过了难关。

江冬秀自嫁进胡家，她便很快融入这个大家族中。她不仅孝敬寡居的婆婆，深得婆婆信任，而且善待家族中的每个成员，使大家对她都很敬重。胡适大哥是个败家子，三哥早逝，二哥境况也不好。所以，胡适侄子的上学费用几乎都依赖胡适的薪水。对此，江冬秀毫无怨言。胡适的二哥常在胡适家养病，江冬秀总是热情款待。一次，胡适的三嫂写信给江冬秀要皮袄子、皮背心，江冬秀手头紧，就把自己的一件皮袄子拆了改成一件皮背心，又另买一件皮袄子寄回老家。江冬秀虽然长年寓居在外．但她很关心本族的和睦和晚辈的成长。经常写信嘱咐他们严守规矩，爱惜名誉，不要败坏家声。

江冬秀为人爽直，疏财仗义，乐于助人。只要手头一有宽裕，总是非常慷慨地周济别人。有一次，江冬秀接到胡适汇来的1600元，她立即分赠给同样急需用钱的亲友，其中给罗尔纲夫妇一百五十元，吴晗一百元，借给毛子水一百元，给佣人一百四十元，又给几位同乡几百元，另外还捐给某学堂两百元。胡适很欣赏妻子的慷慨，在回信中称赞说：“我很赞成你捐二百元给周先生的学堂。我到欧洲之后，也还要设法寄点钱捐给他。你在患难中还能记得家中贫苦的人们，还能寄钱给他们，真是难得。我十分感激。你在这种地方，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愧是我母亲的媳妇。”

江冬秀深爱胡适，知道书是胡适的命根子，所以也就爱屋及乌地爱上了书。抗战时期，江冬秀即便逃难也始终带着胡适的几十箱书。由于江冬秀的努力，使胡适的藏书在战乱中得以保全，胡适在信中说：“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胡适与江冬秀感情很好，经常要江冬秀给他写信，尽管错字不少，措辞不当，但胡适仍然予以表扬：“你这封信写得很好，我念了几段给钱端升、张子缨两位听，他们都说，‘胡太太真能干，又有见识’。”

江冬秀还有一手擅长做家乡“徽州菜”的厨艺，尤其会烧“徽州锅”、毛豆腐等徽州名菜。胡适在美国期间，江冬秀常常请在美国的同乡和朋友到她家赴“豆腐宴”，使远离祖国的游子在异国感受浓烈的亲情、乡情和友情。

江冬秀情系桑梓，热心公益，如一九四一年江冬秀回江村探亲时，发现从上庄到江村这条古道上的路面多年失修，坑坑洼洼，十分难走。她回到江村后．便慨然捐资修复了杨桃岭附近的路面三处，还请了监工检查验收，至今，当地人们还念念不忘。

刚柔相济 进退有度

胡适与江冬秀的感情经历中也曾出现过波折和危机，但都被江冬秀软硬兼施化解了。胡适与曹诚英热恋时曾动过离婚的念头，江冬秀发现后以携子赴死予以警告，迫使心慈手软的胡适却步。但她深知有理、有利、有节的道理，有一次胡适住院，江冬秀推门进去，看见曹诚英躺在胡适身旁，她也只是“拉下脸来没理你们”，没有大吵大闹。胡适要为徐志摩和陆小曼主婚，她因猜忌陆小曼闹过，但最终为要面子的丈夫留了面子。对胡适在异国的女友韦莲司，她给予理解，尊重丈夫保有这位“精神上的伴侣”。江冬秀识大体、顾大局，刚柔并济，抓大放小，对原则问题寸步不让，迫使胡适就范；对有些问题则揣着明白装糊涂，尽量忍让，力求保持和维护家庭的稳定，又不致于伤害丈夫的名声和他人的情面。如对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江冬秀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充分理解，不使胡适和韦莲司难堪。当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韦莲司曾致信给江冬秀表示悼念和慰问，江冬秀认为对这位来自异国“情敌”的慰问应该以礼相待，于是她要儿子给韦莲司写了回信，对她表示诚挚的谢意。

大胆泼辣，敢作敢为

胡、江婚后第二年，江冬秀到了北京为胡适主持家务。她虽然是一个身受封建旧礼教毒害较深的小脚女人，但颇有魄力，有才干，遇事能决断，具有男子汉气概。她发觉胡适与曹佩声有暖昧关系，不是温柔劝阻，而是抓住胡适爱惜名声的特点，采取进攻策略，寸步不让。有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脸部掷去，虽未击中，但却迫使胡适与曹佩声断绝了关系。以致胡适对她颇为敬畏，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怕老婆的人。有一次，胡适的朋友从巴黎给他寄了十枚硬币，上面有PTT.的字样，胡适借此调侃，宣称要发起组织一个“怕太太协会”，只招收十名会员，以此十枚硬币作为会员证。胡适还主张新时代的男人要“三从四德”：三从，就是太太命令要听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四德，就是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由此可见，人们说江冬秀驭夫有术，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江冬秀刚柔兼备，不仅在家里能够镇得住，她还见义勇为，敢为社会上的弱者打抱不平。如北大教授梁宗岱成名之后，要同他的妻子何氏离婚，与才女沉樱结婚。梁妻性情懦弱，无可奈何。江冬秀听说后无法忍受，于是挺身而出，路见不平一声吼，先将粱妻何氏接到自己家中住下来，给她安慰、壮胆，接着勇敢地将此事诉诸法律，帮她出主意打官司。江冬秀亲自到法庭为她辩护，结果使梁宗岱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京城。人们对“小脚女人”江冬秀无不交口称赞。

抗战期间，胡适去美国，江冬秀非常同情抗日军民。1945年春，她从上海回到绩溪上庄。当时上庄既有国军驻防，也有新四军、游击队住，安徽省保四团驻扎在镇上，常到上庄去抓人，游击队员汪木海找她求援，她总是拿起她的名片去保。王必英的家住在革命老区王家庄．敌人把他房屋烧了，又下令捉拿他的母亲。王母无处栖身，逃到她的家中躲避，江冬秀欣然接纳，给予保护，可见其正义感和胆量非同寻常。

淡泊权势，讨厌官场

江冬秀虽然读书不多，但她却看透了官场的肮脏和丑恶。嫁给胡适之后．她始终力劝胡适不要走仕途，不要进官场，只希望胡适好好做学问。但是，由于胡适的名望使他很难跟官场绝缘，有时候身不由主，几度涉身于政界，做了官场棋局中的“过河卒子”。为此，胡适总是一再对江冬秀表示愧疚。

1928年3月，上海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校长何鲁被迫辞职，学校陷入混乱。校董事会公推胡适出面维持，以平息风潮，被胡适婉言谢绝。

但是，中国公学毕竟是胡适的母校，凭着这份情感，加上校方和王云五、朱经农等朋友三番五次劝其出山，盛情难却，他终于答应担任校长一职。校长本不是什么官，但就是这，胡适也向江冬秀一再解释：当这个校长完全是出于报答朋友的信赖，是“逼上梁山”，是不得已而为之云云。

1938年，蒋介石两次电报给胡适，要他出任驻美国大使。他写信给江冬秀说：“七月十九我到巴黎，次日即得蒋先生电，劝我做美国大使。二十五在英国又得到政府电。二十七又得到蒋电。我想了七、八天，又同林行规先生细谈。他说，我没有理由可以辞此事。我也明白这是征兵一样，不能逃的。到二十七日我才发电允任，二十九日写信托新六对你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我心里也觉得对不住你”。一个多月后，胡适再次写信给江冬秀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胡适留学归国时曾发下一愿：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这时两者均末实现，所以说二十一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后来，胡适又写信给江冬秀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我感到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1938年在美国当大使胡适接到了江冬秀写的白字连篇的信：“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人加你的罪，何苦呢”？胡适一生追求民主、自由，不贪图荣华富贵，与夫人江冬秀的不断提醒他“千万不要做官”和力劝他“早日下台罢”是不无关系的。

驻美大使，这无疑是令许多官迷垂涎欲滴、求之不得的美差，然而，当时的国家最高元首两次电令胡适出任此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勉强从命。为此，胡适竟多次写信向江冬秀解释，表达愧意。由于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胡适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家“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但“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胡适还进一步给江冬秀解释：“我们徽州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今日所以能抬头见世人者，正是因为我们背上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我们做工，只是对这个国家，这青山，出一点汗而已。”由于事关国家兴亡，江冬秀也不再硬加阻拦。由此可见胡适、江冬秀本心不愿做官，但要服从国家、民族需要的高尚品德。

1940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传出胡适要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有人向江冬秀道贺。江冬秀旋即对胡适婉言相劝：“昨天看见孙先生，他开会回来，见我头一句话替我恭喜，说你就要回来了。我莫明（名）其妙。他告诉我，命你回来做研究院长。我听了狠（很）不好过。……你要知道，万一有此事出来，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甚）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1947年3月5日，蒋介石致函胡适，推举胡适为国民政府委员。胡适去南京见蒋介石之前，江冬秀再三叮嘱：“千万不可做官。”在3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晚八点，蒋主席邀吃饭，先约我小谈。我申说我的意见，请他不要逼我加入政府。他说，你看见我的信没有？是托何市长转交的。我说没有。他最后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我听了，很高兴。出来对孟真说，‘放学了！’”

3月1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他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我考虑国府委员的事。我辞出时，他送我到门问胡太太在北平吗？我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先生笑说：‘这不是官！’”

胡适接受夫人的规劝，两次恳切坚辞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于4月19日复电照准。

官场是肮脏污秽之所，像胡适这样的书生和文人是很难适应的。每当江冬秀听到一些有损胡适声誉的流言蜚语时，她既不发火，也不辩白，总是亲自出马或要求胡适的朋友出面力劝胡适借病辞职——咱本来就不想当官，现在辞掉正好！

江冬秀不但不愿意胡适为官，也厌恶儿子从政。1939年6月27日江冬秀致信胡适说：“小三（胡思杜）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后来，留在大陆的胡思杜非但做官未成，反倒落了个“右派”的头衔和“畏罪自杀”的恶名，用一根冰冷的绳索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逝世。江冬秀闻讯赶到，伤心之极，痛不欲生。2月26日，她的长子祖望闻讯从美国赶回台北，在瞻仰父亲遗容，行过跪拜礼后，转回家中，安慰母亲。母子见面抱头痛哭。后来，祖望几父亲遗嘱遗体火化问题征求母亲意见，江冬秀说：“不行．我和你父亲曾有约在先，后死者有权决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我是主张棺葬的”。治丧委员会把这个意见转报给蒋介石，蒋说：“就按胡夫人说的办吧！”

唐德刚曾说，江冬秀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李敖也曾为此感叹：“认识江冬秀，才知道胡适有多伟大。”

有人说江冬秀是徽州女人中的另类，她具有“一种凛然不可冒犯的威风”。“在属虎的江冬秀面前，属兔的胡适像一只很乖很听话的小兔子，什么时候母老虎发威，小兔子吓得支楞起长长的耳朵，屁都不敢放一个。”说江冬秀“抓住胡适死要面子想做圣人的弱点，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得服服帖帖，也把自己的地位巩固得牢不可破坚不可摧——文人，特别是那些纯粹的文化人，在人世中多半缺乏一种周旋力，甚至他的生存能力远不如那些小市民。很多时候，胡适在很多方面远远不如小脚女人江冬秀。”这些说法虽然有开玩笑的意思，也未必十分准确，但却反映了胡适、江冬秀的性格。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的出生地离胡适家只有15米，与胡适是同族本家。江冬秀是胡明父母的介绍人和证婚人。他说，江冬秀不一般，她虽是一个旧式女子，但既不死板也不保守。

江冬秀抓大放小、粗中有细、疏财仗义、大气磅礴的种种事迹，特别是她对官场的厌恶和对丈夫“千万不要做官”的劝诫，足见这位小脚女人非同寻常的见识。反观当下争先恐后、拥挤不堪的仕途以及买官卖官、肮脏丑恶的官场腐败现象，实在令人感慨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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