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为什么怕联名信（爱国民众人心澎湃）

作者：金满楼

今天是伟大的“五四”运动99周年纪念日。

当年6月，在学生情绪日渐平息之时，中国代表团是否应该在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又再次成为焦点。

而在此时，各地学生和社会团体纷纷派出代表到北京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

由此，五四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拒签和约运动”再次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这时，一直对学生运动保持沉默的原总理、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段祺瑞突然发表看法，其表示：

“学生们有爱国心，这时可喜可贺的。但有一言相劝，尽心求学，成为人才，将来鼎新政治和工商实业，这样才可以强国”。

说到这里，段祺瑞话锋一转：“如果受人愚弄，只能组长某些人的嚣张之气，误己误国则是错误的！”

6月28日下午三时，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函告和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签和约。

这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代表团住所的外面便围满了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他们公然宣称：如果代表团去签字的话，就要发起“致命行动”。

在不明确北京政府指示的情况下，中国外交专使团断然决定拒签。

作为专使之一的顾维钧，其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天的事件：

“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同时，我暗自想象这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

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话说回来，事已如此，倒也不必苛责外交人员。毕竟，在一个“力大为王”的强权社会中，但凡国力比不过别人，难免不低声下气。

如此，弱国的外交家，岂不更是难当！

不管怎么说，“拒签和约”算是完成了“外争国权”的目标，而“罢免三贼”则完成了“内惩国贼”的任务。

但是，山东问题直到1921年底华盛顿会议上，日军才最终撤出山东并归还青岛，但中国须花钱赎回胶济铁路，并且中日共同经营，这又为后来北伐时的“济南惨案”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是躁动的一年，其中的表现之一是民众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觉醒，他们迅速成为新生的政治力量崛起于中国的舞台之上。

其中，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学生领袖，如张国焘等人，还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甚至，新崛起的北洋第二代人物如吴佩孚等，他们即将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大放光芒，而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团体，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