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的败仗（光武帝在位最后一年）

光武帝在位最后一年，接见了倭国使者并向倭人“赐以印绶”

关于汉光武帝授倭奴王金印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其《倭传》有关倭国列岛情况的记载，几乎全部抄自《三国志》。不过，在谈到两国之间交往时，则有不少增补内容，其中关于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便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也是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后汉书·倭传》明确记载，这一年，光武帝接见倭国使者，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由于在《后汉书》之前问世的《三国志》未载此事，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是最早系统记载日本列岛情况的史书，加上也没有旁的记载可资佐证，此事的可信度，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质疑。

然而，公元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却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

说起金印的发现，其实是很偶然的。当时，志贺岛农民甚兵卫正在为防备来年可能出现的旱灾，修筑一条水渠。在搬动一块大石头的时候，他无意间发现了大石底下，一块与泥巴相裹着的金属。他并不认识此物，便让家里人和近邻辨识，一个名叫才藏的米铺主人告诉他这是一方金印，不过，这个人也没有认识到此印章的价值。后来消息传到地方官那里，金印便逐级上交到了管辖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赏给了农民甚兵卫五枚白银，又将此印送给藩中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叫龟井南溟的儒者鉴定。

龟井南溟经过仔细鉴定后，告诉黑田藩主，这方上面刻有“汉倭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黑田藩主知道这方金印的价值后，便将它作为传家之宝珍藏起来。

据近代变法人士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时，“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印是“蛇钮方寸，文曰：‘汉倭奴国王’”。现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中，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当年发现金印的地方，早在公元1922年，就树立了一块刻有“汉倭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以作纪念。

那么，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果真是《后汉书》中记载的，被人们传说已久的光武帝所赐日本倭奴国王的印章吗？龟井南溟的鉴定究竟是否可靠？经过中日双方的学者的长期考证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证实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汉制的，它的真实性完全可以确定。

志贺岛汉金印后来经过实测，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见方，高约2.2厘米，蛇钮高1.3厘米，阴文篆书。根据汉制，赐予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这块金印每边长为2.3厘米，正好符合东汉建初铜尺的一寸，可以说在尺寸上是符合汉制的。

不过，汉代的印章是等级分明的，一般从质地来讲，天子是玉印，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银印，蛮夷则为铜印；从印钮来讲，诸侯王为驼钮，列侯为龟钮，将军为虎钮，蛮夷则为虺钮。从这两个方面看，有学者认为，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并不完全与汉制符合，所以当初龟井南溟鉴定此印时，也说与汉制有一些出入。

不过，龟井南溟认为，蛇钮倒是可以解释得通，因为蛮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类，蛇钮应该同于虺钮。这个问题随着公元1956年，中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的东汉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

这个发现证明，东汉所赐蛮夷的印章，并不完全依照汉制；金印驼钮本为诸侯王印章，蛮夷一般为铜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钮的。

自从金印发现后，两国学者对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那么，为何一枚金印会受到中日两国学者如此的重视？它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首先，日本九州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史籍记事的严谨，一条看似不经意的记载，却决不是凭空而来，它一定是有所依据的。

其次，汉光武帝赐予日本倭奴国王金印，说明早在公元57年之时，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汉朝奉贡朝贺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赐给倭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王朝对于倭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其三，金印是古代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标志和证据。古代中日之间的往来，最早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先秦时期，更有一些中国难民经过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也有少数直接从海上到达日本，关于这些被日本称作“渡来人”的中国流民，在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的早期史书和其他书籍中都有很多的记载。相对而言，在公元前后日本弥生时代，中日相互间的往来可能更加频繁一些，这一点从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证实，同时史籍中的记载也可为佐证。

就在《后汉书·倭传》记载光武帝赐金印之事后，又接着记载了汉安帝时日本倭国遣使的情况：“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这与上次倭奴国遣使相距刚好五十年。这里所献“生口”，一般认为是奴隶，也有学者认为是派来学习的，近似于后来的遣隋使、遣唐使。不过无论哪种说法，从“百六十人”这个数字可见，这次的遣使规模确实是很大的。

将此两件事结合起来看，说明日本弥生时代，也就是中国汉朝时，日本遣使往来不但比较频繁，而且规模也比较大。由于比起书籍记载，实物更具有直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印不仅是古代日本作为中国藩属国的最好见证，也是古代中日友好往来的最好见证。

最后，随着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不断的民间往来，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贺，先进的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古代日本，这对于古代日本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离中国最近的九州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篇完）